试论清遗民对共和民国认知的复杂性

清遗民是民初社会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政治观念表现出复杂性。就对共和民国的认知而言,大致有两种：一是易代前后,对共和民国的认知处于矛盾、变化之中。这种矛盾变化性表现在：对共和民国先充满期待,失望后转向忠于前清;对共和民国的认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二是易代前后,对共和民国的认知具有始终如一的特点．表现在：反对共和,仇视民国;对共和民国持一种平和态度。清遗民对共和民国的认知情况折射出民初士人复杂的心态．昭示出这一社会群体夤杂多样性的特点。     

试论民国精神

民国精神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并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种精神理念,它不仅包含资产阶级革命派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同时还兼具反帝反封建思想及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民国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为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乃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整合力量。     

民国研究

主持人语:30年多前中国学界开始将"民国史"作为一个学科着手研究时,官定的研究对象是民国统治阶级的历史,意在避免与同一时期的"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交叉或重叠。近十数年来,"民国史"逐渐扩展为"民国时期的历史"。无论在朝与在野,无论"革命"与"反革命",亦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只要发生于1912-1949年间,均被纳入"民国史"的研究范畴。与此同时,"中国革命史"     

知常以观变:从基本处反思民国史研究

民国的建立,是一个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需要从更长的时段观察思考民国究竟在哪些基本的面相上带来了变化,这些变化又怎样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立足于古今中外的常态,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出现了不少与所谓传统中国和人类其他社会很不一样的变态。而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这两个新事物,特别是"国、族"关系与"国、民"关系,有着远更丰富的层次和表现方式。国民革命带来了很多根本性的转变,不妨与北伐前的"民国"分别看待。总体上,似可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发展中的共和制"国体"。     

作家自我定位与九十年代民国叙事小说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家自我定位于普通大众,他们便以普通人的眼光看待现实、审视历史,从而扫描到了民国时代稳固、久远的日常生活及其历史延续性,即宗法组织、亲情伦理、封建等级等传统文化精神对人们的生活、行为的渗透与影响。但普通大众的自我定位也使民国叙事强化了色情、暴力、神秘等内容,这是对民国时代的另一种着色功能,与覆盖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下的民国叙事殊途同归。     

论沈从文的边地军人想象与民国筸军文化的关系

湘西地域文化对于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源于当地的自然条件、民风民俗,还来自于民国湘西政治、文化等方面共同构成的历史人文环境。他的军人题材作品的创作与民国湘西的筸军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民国筸军文化的三个主要特点即尚武传统、游侠传统以及游民色彩在沈从文对边地军人的想象中都有所反映。民国筸军文化使沈从文获得了第一个社会身份--军人,继而获得了审美观照人生的独特视角,最后促他形成了对社会人生独有的个人化思考。     

论近代中国地方治理的演变历程

西学东渐和内忧外患催生了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问题,民国时期的地方治理陷入一种民族和民主相互纠缠的怪圈,从绅士自治到双规共治的转向不仅彰显了民国地方治理过程中民主共和理念逐步让位于民族民生的现实政治需要,而且揭示出民国地方治理由分权让利到集权独裁的政治逻辑。传统政治与西方思想在特殊的时空交错中产生了复杂的冲突、融合与变异,并深刻影响了民国后期的政治走向。     

重构“言论”合法性：民国初年报刊与政治关系考析

进入民国以后,对共和政治的厌倦和挫败感弥漫于言论界。对于民国共和的失望,恰恰表明共和依然在读书人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以何种方式重塑、再造共和,构成了时人的问题意识。再造共和不仅仅指涉一种政治实践,就报刊史意义而言,更带出了对报馆与国事关系的重新理解。报刊言论所具有的经世功能,固然不断受到质疑、反思,但与此同时,读书人又试图创造新的言论形式、语言风格,重构报刊与共和政治的关系。     

论传承创新、融合中西的民国“孟子学”

民国时期的孟子学,相较于其他时代,较为薄弱,但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传承创新、融合中西。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用时代思想对传统命题进行新的诠释;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转变,开拓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以孟子思想为重要学术资源,构建新的哲学体系。在孟子学的背后,是民国知识分子应时代之变,促进传统学术与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孟子思想也在这些努力中重新焕发生命活力,成为现代社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民国慈善团体述论

民国以降 ,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慈善团体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获得了较大发展 ,团体的数量和规模超过前代 ,团体结构趋于规范。慈善团体与政府形成多种互动关系 ,表明民国慈善团体在有意识地追求社会公共权力 ,这为“第三部门”的形成和社会现代化的实现 ,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总统选举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在形式上仿照西方民主国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度,总统、议员等公职人员通过选举产生。从1913年到1923年,北京政府共进行了三次总统选举,虽然在选举中存在种种问题,但作为中华民国国家元首的大总统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与过去君主专制时代的世袭制相比已经是重大的进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在民国初年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应当从近代化的角度客观评价北京政府的统治,并重新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民国京津地区慈善事业互动关系初探

民国以来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京津两地慈善事业的联系比较密切,互动相当频繁,同时也颇有效果.它们进行合作和发生相互影响的史实表明,时代最强音民族主义、两地独特的政治环境、相近的慈善传统与文化氛围、便利的地理位置等,均对双方慈善事业的互动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地发生互相关联的慈善活动,已然产生超出慈善救助事业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意义,不仅反映了该区域在近代斑斓多彩且遭受多重灾难的社会面貌,更重要的是凸显出慈善领域内民族精神也在熠熠生辉.     

民国潮汕女子教育述论

关于民国潮汕女子教育的研究著作较少,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侧重对教会女学的探讨,对潮汕地区自办女学的研究相当欠缺。选择以民国潮汕女子教育为考察对象,通过广泛收集整合有用史料,对这一时期潮汕女子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及特点、女子教育理念及实践、女子教育的成效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力求从地域特点和社会性别构建的角度来展示民国潮汕女子教育。其结论是:女子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其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经济的限制,女子教育的理念和实效更是受到地方政治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巨大影响。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女性必然存在着有别于男性群体的特征。女子教育也应当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规律。     

意义重释:民国文论体系话语的重要趋向

民国文论的体系建构负载着民国学人的历史想象与现实担当,砸破以往即兴体悟式的“私人话语”形态,在全面审视历史与时代的潮流中抒写社会的“公共话语”,发掘民族文化自信,民国文论展现出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恢宏气象。民国学人兼顾中西、古今文论的各自特质,确立文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与视角、探索可行的建设路径和策略,将错综复杂的民国文论现象纳入到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平台,展示民国文论继往开来的文化特质,它可以逐层解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多缠夹日久的学术命题,深远探究文论体系话语言说的基本规律。运用民国史视野来发掘民国文论资源,探究体系话语的言说模式与表达策略,具有范式重构和意义重释的色彩。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比较复杂，深刻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时代烙印，与传统儒家大异其趣。民国新儒家主要从西方科技、逻辑学、实验主义理论的角度，将墨学看作中国文化中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部分，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墨不如儒，认为墨学的缺陷与西方文化相同，从而对墨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像肯定西方文化那样，认为墨学有一定价值，主张以儒为主融墨。另外，民国新儒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文化的笼罩，对墨子的伟大人格和救世牺牲精神进行高度评价。     

三民主义与民国精神的锻铸

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孕育而成的三民主义,不仅铸就了辛亥革命精神,而且后经"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国家理念熏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演进中陶铸了顺应发展潮流、凸显时代内涵、彰显进步理念的民国精神。正是这一时代精神,不但底垫了辛亥革命更为深远的历史价值和深层意蕴,而且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该精神成为志士仁人们激励民族情绪、唤醒民族意识、彰扬民族精神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纽带。尽管此后的民国精神曾被多次阉割或篡改,但却始终在民族危机的最紧急关头凸显着它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张力,并在社会变动与时代助推中实现着中国近代社会更深层次的新陈代谢。     

主线 议题 取向：民国新闻史的整体面相及书写

就舆论动员时空而言,近代中国传播议题多与救亡图存的政治语境紧密联系。民国新闻史中传播行为关联不同的媒介生态网和社会关系网。传播与政治关系语境中考察民国新闻史,当注意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民国新闻传播以时间为主轴对1912—1949年这一历史时段进行分期。首先,结合反帝、反封建议题的宣传和国民革命的政治舆论动员,探析报刊传媒对国民革命的记忆与展示;其次,聚焦十年内战时期报刊格局变化,探析京派、海派人士组成的"记者座谈""左联"等文化共同体的舆论呈现;再次,顺延时间脉络至全面抗战时期,对沦陷区报刊的亲日立场,国统区、革命根据地新闻纸的抗日立场三个不同场域的记忆文本进行梳理,考察历史空间上的横截面,特别是"抗战新闻学"的兴起,如"抗战建国"在不同政治空间的表述;最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及其军队在大陆溃败,涉及新闻刊物多面临政治或新闻职业主义的抉择。简言之,探讨民国时期的政治生态与舆论生态关联的主线,意在揭示民国新闻史不仅指涉新闻纸的历时性,更涉及新闻纸作为时代记录者所承载的历史厚重感与时代责任感。由此而论,民国新闻史书写应在舆论新陈代谢中呈现报刊流行话语分析及其变迁,从而展示新闻纸的时代抉择及舆论上的方向感。     

日常生活还原与重构:“民国文学”想象刍议

"民国文学"的提出是学科自觉和反思的结果,也是世纪之交社会、文化思潮和心理的体现。"民国文学"还原种族、环境和时代的历史时空,由此建立起多元博弈的动态平衡结构。"民国文学"提出的最大初衷就在尽量剥去政治或文学的先验框架的外衣,重建民国文学鲜活多样的社会与文学生态。从宽松和包容的学术理想出发,"民国文学"的设想不失为活跃文学史编写的尝试。"民国文学"概念之所以在世纪之交的关节点上被提出,而作为历史选择的"剩余"重新征用,除了文学史逻辑及学界内部复杂缠绕的纠葛外,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后的重置和机制所致。"民国文学"的思路蕴含了多种预设。首先是科学和真理的指涉。其次是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学术精神的张扬。     

论世纪之交的民国叙事小说

世纪之交的民国叙事抛却展现社会风貌和历史图式的固定层次,而专注于展示与传递个体的存在状态:人是被历史拨弄的无能为力的对象。这样作家就把历史感作为一种纯粹的修辞手段,纳入自己的整个艺术框架,从而使民国时代在小说中的出现变成了一个美学上的问题。但这种转变也使民国时代的社会形态和精神特质从文本中悄然隐退。     

中国当代小说中民国叙事的语境、演变、局限

小说是作家以自我经验为基础的特殊言说,这种言说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言说对象与言说语境,中国当代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也不例外。由于民国时代自身的多面性与含混性,由于中国当代作家所生活的历史文化空间的不断变易,以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为主体内容的小说,随着讲述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独有的面貌,从而使艺术世界中的民国时代成为一张不断被重新涂写的羊皮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