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及乡土文化的治理功能

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传统治理主体在功能定位、职责权限、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宗族组织、民营组织以及乡村草根组织等社会力量、组织的兴起与参与,又因价值取向、文化水平、自身利益等催化了乡村治理失衡.乡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以其显著的乡土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多元主体提供了主体认同;以其文化意识形态功用,内化民众的思想,促进乡村社会有序发展和自治调控;以其独特的秩序意义助推乡村社会矛盾整合、多元主体价值观趋同以及各阶层利益归一,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以乡土文化提升乡民的文化自信和公德意识,通过"文化+产业"模式推动经济、文化双赢,实现乡土社会的良性共治.     

言说与行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治理主体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由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共同协作编制而成的合作治理网络。在此网络中,各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最大限度发挥功能优势,实现社会治理结构优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言说—行动”分析框架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治理主体通过协商民主与合作行动共享治理话语权和行动权力,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多元合作何以实现——现代社会治理下的行业协会行动机制

现代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多元治理意味着主体对于权力在内的各种资源存在相互依赖。参与治理的各类组织需要通过不断的沟通建立彼此信任的合作关系。行业协会作为市场治理领域的专业组织,是影响行业及市场秩序的主要力量。学界目前关于行业协会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学科思维对行业协会性质及角色功能的认定,对行业协会行动机制研究有助于呈现现实治理语境中不同主体间关系变化的真实状态,这是未来行业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研究尚需关注的问题。     

5G时代互联网平台治理的现状、热点与体系构建

5G环境下,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平台化、开放化则是未来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的大方向。借助技术发展趋势和政策回应路线,本文认为"平台化"改变了原有企业结构,平台型企业具有结构扁平化、网络外部性和准公共物品属性。我国平台治理的热点聚焦于"反垄断治理""内容安全治理""算法及数据治理""用户权益保护"四个部分。短期来看,多部门联合调查、协同指导平台企业将会成为行业治理的主要手段。长期来看,平台治理仍须与时俱进,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发挥数字治理优势,优化治理结构,探索不同类型平台的具体治理策略,建设良好的平台生态。     

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

开展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社会参与机理的探讨,关键是认识两个问题：一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为何需要社会参与;二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能够实现。就第一方面来讲,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和功能发挥无疑都离不开社会参与。就第二方面来讲,社会中的企业、社会组织和网民个人是网络风险最广泛的承受者,但他们独自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聚群应对,同时,他们具有的慈善情结、自愿意识也能激发出社会贡献心理,从而产生参与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行为。据此,要实现网络风险协同治理,关键要明确协同治理需求,形成社会参与共识;建立协同治理体制,确立社会参与职能;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社会参与动员;创新协同治理组织,拓展社会参与方式。     

共同治理视阈下公共文化管理运行基础和路径研究

指出共同治理是传统行政管理在新公共管理环境下的发展趋势,是公共文化管理的需要,旨在为人们的文化权利提供更好的保障;共同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文化企业、公民个人等,在实施中需要处理好政府与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中国公共文化管理运行需要两个基础:一是政府主导型管理格局的发展转变,二是公共文化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奠定此基础路径应包括:改革文化行政机构、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文化管理功能和重点、转化管理手段、发展非政府的社会力量、建立非政府主体参与公共文化管理的保障机制等。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也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出新要求。本文按照“主体-工具-效能”的思路,建立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剖析了治理现代化水平对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影响机制和现实状况,并从多方面提出建议。研究显示：在符号同一、产业融合、价值交融等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3个层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均会产生影响,具体体现在社会参与机制、公共服务机制、市场竞争机制、产业创新机制、优化统筹协调机制和动态评价机制等6个方面;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出发,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需建立协同治理机制,覆盖3个融合层次,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并全面提升执行能力。研究明确了中国文化和旅游实践中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内涵及影响机制,并根据具体发展事实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深度融合。     

当代女性与中国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性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上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治理的"调和"、"多元"、"互动"等特征,决定了女性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女性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参与领域不断拓展,参与方式日趋多元,参与机制不断健全,参与水平不断提高.但女性参与社会治理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与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健全和完善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建立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培训机制,加强女性干部的发现、培养、选拔及任用,加强女性社会组织建设,提升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自觉意识.     

嵌入与交换：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

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要求构建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是企业与农民、村集体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体现。通过长期频繁的互动,在文化、社会、政治方面形成嵌入机制,这是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机制。而要维持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稳定,还需要有动力机制。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企业会在组织利益与治理参与间建立交换机制。嵌入机制与交换机制相互强化,不仅促使企业有效参与村庄治理,也可维护企业利益,为其参与村庄建设提供基础。研究发现企业的治理行为与盈利行为有机结合才更具现实可行性,这为厘清企业这一主体如何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规制模式

腾讯诉奇虎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为互联网的“公地悲剧”事件,暗示了依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特点创新发展其规制模式十分必要。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规制主要涉及政府、行业协会、社会公众三类主体。现行的以政府为绝对主导、其他主体予以配合的自上而下的规制模式已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缺乏多方利害关系人的沟通协商、制定法本身存在缺陷、行业协会无法发挥作用、社会公众参与不足等。基于“多中心治理”等理论,应构建以平等信任、开放兼容、多向互动为特点的多中心协同规制网络服务提供者模式：政府放权给社会自组织进行公私协作;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规制以发展个体需求并承担社会责任;拓宽社会公众的参与渠道,利用制度性安排与网络服务平台达到信息公开互通。     

转型期国防科技工业行业协会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国防科技工业行业协会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在减少国防科技工业改革风险、克服官僚机构惰性以及弥补市场缺陷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是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治理工具之一。国防科技工业行业协会是"自上而下"生成的,属官办性质的协会,因此,会制约协会发展。优化国防科技行业协会治理的路径选择要把协会建设纳入到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中考量,既要考虑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又要兼顾行业协会的具体情况,以便协会更好地履行沟通、服务、协调、监督功能。     

社会网络基础变迁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建构性脱嵌及其调适

[提要]村规民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只有嵌入特定的社会网络中才能发挥作用。传统时期的村规民约具有内生性,嵌入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网络”之中,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时期以儒家伦理、科举制、士绅、宗族等为支撑的“文化治理网络”,被以现代政权、行政、制度以及现代文化为支撑的“组织整合网络”所替代。当前推行的村规民约是由现代国家力量建构的,脱嵌于当前乡村的社会网络,因而在乡村治理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村规民约作为基层治理中“三治”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要发挥预期的治理功能,需要根据乡村社会网络作出相应的调适,激活自治以培育内生性主体,践行德治以振兴文化基础,推行法治以优化国家“在场”方式。     

机理探析与理性调适: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实践的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是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里程碑,是克服"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的有益尝试,被认为是新时代条件下对治理机制的"重新发现"。通过文献归纳和逻辑梳理可以发现,治理危机的频现、治理环境的复杂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主要动因;通过公共参与突显治理价值、通过协商合作建立治理结构、通过制度规则巩固治理体系是其内在逻辑;构建主体参与机制、制度网络机制、协调合作机制和责任追溯机制是实现公共治理之道。就我国治理实践而言,需要扬弃治理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和确定治理指标,结合具体语境和实践环境进行创新调适,避免多方劣势叠加效应和治理执行阻滞。     

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欧盟的超国家治理何以实现——基于媒介治理的考察

欧洲既是民族主权国家体制的发源地,又是区域性超国家治理的先驱。欧洲一体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超国家治理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作为欧洲一体化成果标志的欧盟,其超国家治理不仅在于"高阶政治"领域,而且在"低阶政治"领域得到了深化。以广播电视视听产业为代表的媒介领域的超国家治理典型地反映了欧盟的超国家治理特性,却在既有的研究中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基于媒介治理领域的考察,解析欧盟对广播电视视听产业超国家治理的目标缘起、机构安排和功能发挥,以深入的案例研究探究欧盟的超国家治理、尤其是在"低阶政治"领域的超国家治理何以实现。     

论两岸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互动基础

社会组织根植于基层社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下,两岸社会组织被赋予了不同的治理内容和参与范畴,但就治理功能而言,它们都是促进社会福利及有效治理社会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两岸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核、治理目标和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共通性,为其破除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禁锢而进行交流借鉴奠定了基础。推进新时代大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就必须坚持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指向,借鉴和吸收一切优秀成果,加快大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入发展。     

政党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逻辑研究

随着全球范围内治理需求的日益高涨,基于治理失效的风险及"元治理"理论的兴起,引入"政党——政府——社会——公民"的分析框架,阐述政党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逻辑:政党参与地方治理具有本质必然性与时代必要性;政党通过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与治理网络结构,实现其治理网络构建、资源整合及治理重塑功能,最终从增加社会资本、提升治理能力与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高地方治理绩效。     

欧盟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典型模式及其启示

基于协同治理视角和“协同驱力—协同结构—协同过程”分析框架，发现欧盟在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实践中构建了“政府规制—行业协会主导”的多元共治机制。政府通过赋权增能，将公共服务职能向行业协会转移，行业协会联结多元主体建成农药包装废弃物协同治理体系；在契约机制约束下，参与主体职责边界清晰、紧密协作配合，促成社会及市场间的多方联动；依托资源的整合配置、行为的激励约束以及严格的全过程监管，重塑并优化协同系统。成员国因地制宜破解难题，形成了法国农业废弃物一体化管理、波兰“行业协会+规模农场”数智化运营、德国“农药分销商+规模农场”预收登记等典型模式。借鉴欧盟经验，从创新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机制、提升小农户协同参与能力、健全协同治理制度、强化治理技术支撑、重塑主体文化认同等方面，探索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长效机制。     

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与对策探究--以辽宁省为例

在社会多元化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逐渐被承认,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造成了冲击和挑战。社会管理体制和技术的创新,允许辽宁省非政府组织通过提供综合志愿服务、保护与改善生态环境、参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和加快基层民主进程,补充政府能力和资源的不足,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果。为了确保辽宁省非政府组织继续健康发展,并积极地服务社会、参与治理,需从社会治理的制度支持和非政府组织的主体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加强建设。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探析

农村环境治理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以行政型治理、市场型治理与社区型治理三种模式共融交织为发展态势,在实践中,这种多元的治理模式缺少协调性与统一性的治理逻辑,呈现出政策支持不足、资源禀赋不足、社会资本整合不足与价值目标异化等碎片化问题。为此,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注重协同、整合与信任机制建设的治理思路,调度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中的有益要素,整合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目标,优化科层主体的组织功能与促进公众参与,进而降低治理协商成本、提升科层治理效率、加强农村社群信任与推动治理的公私合作,是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模式革新的理想进路。具体来说未来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在目标维度上,建立价值协同机制与诱导动员机制,凝聚农村主体价值目标;在组织维度上,优化政策供给靶向,推动跨界联动式治理;在市场维度上,健全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体系,通过市场杠杆来配置农村环境要素与资源;在社会维度上,整合农村新型社会资本,培育农村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