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资治通鉴》关于商鞅变法的论述——论司马光的曲笔之一

《资治通鉴》是宋朝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刘恕、刘邻、范祖禹等的协助下,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写成的一部编年体古史名著。它的出现,对以后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资治通鉴》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司马光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编阅旧史,旁采小说”,“参考群书,评其异同”,“研精极虑”,“举撮机要”,“抉摘幽隐,校计毫厘”(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之一《进资治通鉴表》)在搜集史料,考订史实上下了很大的工夫。所以《资治通鉴》在史料的可靠性上超过许多正史,已经成为古今许多历史学家的公论。     

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

中国封建历史学典籍丰富,体裁完备,记述详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长之一。谈到历史著作,不能不首推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两部名著不但是中国封建时代史家之绝笔,也无疑是世界封建时代史家之绝笔。本文想谈谈《资治通鉴》编写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一、《通鉴》各纪的成书年代《通鉴》的编写,始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终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共十九年的时间。治平三年四月,司马光把写好的《通志》八卷进呈英宗。他在《进通志表》中说:     

《通鉴目录》浅探

司马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者相继不断,在众多论著中,对研究司马光另一部与《通鉴》关系密切的著作《资治通鉴目录》(以下称《目录》)很少问津。本文在点校《目录》的基础上,就《目录》是否为《通鉴》的提纲,《通鉴》在付刻前是否作过修改以及《目录》校勘《通鉴》的价值三个方面,作一番探讨。一、《目录》是《通鉴》提纲说辨误《通鉴》的编纂过程分为丛目、长编和定稿三个步骤,这在学术界已有定论。最近,宋衍申先生在《司马光传》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说是丛目之前有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在编写过程中不断修改,《通鉴》上奏前又做了一次定稿,成为今天所见的《目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     

《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兼说《通鉴纪事本末》的体裁障碍

《资治通鉴》的文本,并非单纯为记录历史而存在,其间对史料的剪裁,蕴含了司马光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政治思想.对于不同时期同类事件的叙述立场,司马光力求保持其统一,形成文本的内部语境.而内在语境的形成,往往又取决于司马光身处的现实政治环境,是司马光现实政治意见的反映.这又可视作文本的外在语境.内外语境的交错,使得这部编年体通史背后的含义变得复杂,因而任何对《通鉴》文本的改动,都可能造成对内外语境的双重破坏.通过对《通鉴》处理安内、拓外两者关系的分析,同时参照《通鉴纪事本末》对相关内容的改写,即可看出原有语境是如何在改写过程中被破坏的.     

《资治通鉴考异》对史学的贡献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以下简称《考异》)三十卷,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同时完成。胡三省为《通鉴》作注时,将《考异》条文分注于有关正文之下,《考异》与《通鉴》始合为一书,但《考异》仍有单行本通行。长期以来对于《考异》的研究,是《通鉴》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的环节。对《考异》的研究多限于《通鉴》研究的论著中有所涉及,专文论及的寥寥无几。白寿彝先生指出:“在考异著作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一书尤应受到重视。”(《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考异》确实在史学上有很大的贡     

董仲舒对策年代考

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年)对的策,这本来在《汉书·武帝纪》中说的明明白白,但《资治通鉴·汉纪九》却把它改为汉武帝建元元年(前一四○年)。司马光还通过他的《通鉴考异》为这一改动进行辩解。清人齐召南在乾隆年间版印的官本《汉书》的考证中支持了司马光,清人沈钦韩在他的《汉书疏证》中也支持了司马光。这一改动、一辩解、一考证,使人们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历史误会:即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引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建元元年到元光元年这六年间的一系列尊儒术罢百家的举动,都是以董仲舒的对策为动力的。这个误解至今未消除。董仲舒对策之前就已经走     

论《通鉴》的“著生民之休戚”

"著生民之休戚"是<通鉴>两大著述宗旨之一.司马光明确提出这一命题,构成了<通鉴>史学的重要内容与特色.具体考察<通鉴>叙述"生民休戚"与"国家兴衰"的内在关联,论析司马光关注、重视民生诸问题,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社会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由此构成了<通鉴>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并进而揭示、分析其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宋代历史考证学的传承与衍变

两宋时期,历史考据工作为众多学者所重视。司马光撰《通鉴考异》,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困学记闻》不仅在考证内容上进一步丰富,而且在形式上也趋于多样化,深度与广度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历史考证由对历史现象时空要素的单纯考辨上升到政治、经济制度的系统考察,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历史考证方法日益成熟,将宋代历史考证学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为传统学术研究的继续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近年来司马光研究简述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的一代名臣。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建国以来被说成是“守旧派”、“顽固派”。“四人帮”统治时期,司马光更被诬之为“复辟派”、“复辟狂”。近年来,史学界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现将1980年以来司马光研究中提出的新观点,简述如下。关于《资治通鉴》以前,史学界一致肯定《资治通鉴》是历史巨著,但对司马光的政治及史学思想,大多持否定甚或冠之以“反动”的态度。在1982年10月郑州举行的宋史讨论年会上,许多史学家仍然认为,《资治通鉴》是一部内容丰富、有很大价值的历史巨著。书中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是,《资治通鉴》这部书有强烈     

重视历史经验的研究

毛泽东同志曾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言。一九四二年,他提出要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理论。后来又说要“古为今用”。这都是说要重视历史,要注意历史的经验,要知道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重视历史经验,是我国文学的一个传统。《尚书》第一篇《尧典》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曰若稽古”。对于历史经验的注意,我们很早就开始了。北宋司马光把自己一部历史著作称为《稽古录》,在这部书中,他说:“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后来又以长达十九年的时间,竭平生之力,在当时著名史学家协助之下,写成一部编年史巨著,宋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以史为鉴,也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特色。我国古代大政治家李世民,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说;“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七年正月)。借鉴,是古为今用的精髓。     

《升平源》的真伪辨析

《升平源》的真伪辨析胡如雷关于《升平源》的作者是否吴兢，素来是一桩千古疑案。司马光说；“世传《升平源》以为吴兢所撰”，但他却认为该书“似好事者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情”。所以《通鉴》正文中“不取”①。于是问题就发生了：《升平源》是吴兢所撰的真实著作，...     

汉书校勘献疑

予点校整理之《西汉年纪》三十卷附考异十卷,宋大理司直金华王益之行甫撰,乃西汉断代编年体史籍,付梓于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是时,史学巨构《资治通鉴》业已行世百馀年。以温公修《通鉴》为契机,促进了学界对西汉历史研究之繁荣及史料考订学风之勃兴与发展。王益之承此馀绪,潜心研究三十馀载,撰成是书。《年纪》与《通鉴》同为编年体。     

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

<正> 仓修良同志撰写《<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一文(见《杭州大学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科学报告会论文集》),对我在《文史哲》1977年第三期《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有必要作一补充说明。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的丛目与长编的编修,到底是负责魏晋南北朝部分,还是五代十国部分,历来众说歧异。例如宋人晁说之说:“自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而徐度《却扫编》卷下说:“司马温公编修《资治通鉴》,辟刘贡甫、     

《读通鉴论》所论史事举误

《读通鉴论》主要以《通鉴》所载史事发论,部分针对“臣光曰”和司马光所引史家论赞评议。上自秦始皇,下迄五代,偶兼论三代、春秋战国及宋元明史事。王船山对于朝代兴衰、历史事件和人物作用,力求探索其规律,辨析其因果,评价其功过,论断其是非,给予理论性概括。在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领域内,充分展现其极其活跃的思维和卓越的才识。     

略论司马光的哲学思想

司马光(公元1019年——1086年),字君实,宋代陕州夏县人(今山西省夏县),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政论家、哲学家。司马光的哲学著作较多,在他的文集里除收有《迂书》、《原命》、《说玄》、《致知在格物论》、《中和论》等专著外,对杨雄的著作《太玄》、《法言》等注解或集注,也比较集中地反映司马光的哲学思想。现分别加以论述。     

论《三国志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之关系

三国志演义》的整体叙事框架主要源自《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其外在的结构体式 ,诸如分卷、分则、立题目 ,每卷标明所叙之事的年代起迄 ,以及正文中常常标出纪元朝号等 ,都显示了《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的密切联系 ,其内在的叙事结构也基本上是“通鉴”式的 ,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 ,也明显受到了《通鉴纲目》的影响。因此 ,研究《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过程 ,应充分重视《通鉴》和《通鉴纲目》曾经起的重要作用。     

试论《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

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本来是为了“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读给皇帝听的。所以起初叫《历代君臣事迹》。后来司马光受王安石排挤,离开京城,皇帝听不到司马光的讲读声了。但《资治通鉴》却因此而在洛阳修成,并且使神宗皇帝陆续看了而大加赞赏。这就说明,司马光主撰《资治通鉴》的目的,不是为修史而修史,     

"通鉴"类史书:中国讲史小说之前源

《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等“通鉴”类史书 ,可以说是中国长篇讲史小说的前源或母体。宋元讲史 ,讲述的就是“《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明清历史演义在题材内容、编撰思想、章回体式、叙事结构及战争描写等方面 ,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通鉴”类史书的影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既与宋元以来“通鉴”类史书的普遍流行和通俗历史教育的普及有关 ,同时更与小说艺术的自身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认识到这一点 ,才庶几可以更好地把握古代长篇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发生、发展的某些历史规律 ,理解其所体现的一些基本的艺术特征。     

《通鉴》写战争

<正>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中写战争的部分,是我国古代史学宝库中一颗光采夺目的瑰宝,值得我们重视、鉴赏。因此,本文试对《通鉴》写战争的问题略作探讨。一、关于写战略方针《通鉴》写一些较大规模的战争,不是简单地铺叙战争的一般过程,而是着意地写出交战者的战略方针。试举《通鉴》写楚汉战争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