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态理论视域下的风险社会治理#br# #br#

风险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从基础理论上加以把握。可借鉴福柯治理态理论，分析基于现代性的风险社会特征，以新的角度对国家治理作宏观与动态理解，从而寻求达成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性理论。治理态理论主张现代国家治理是基于国家理性且根本目标在于规避不确定性的专业化管理领域，而作为“第二现代性”典型体现的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特征是其系统性、不确定性以及实践与知识的专门化。因此，治理态理论为风险社会治理的一般理论提供了根本性概念架构。同时我们特别需要警惕，制度僵化和过度治理由于制度、文化及技术原因正成为当代社会治理的潜在陷阱。     

东亚区域主义治理的范式、效应与路径

以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类研究范式为视角,通过分析东亚区域治理中存在的纷争与和谐,探讨东亚区域治理前景中可能存在的累加纷争、累加和谐、纷争和谐抵补三类效应。针对当前东亚区域治理中呈现的抵补效应现实,认为促使东亚区域治理向和谐层面发展,应该从现实主义范式的大国治理、自由主义范式的制度治理、以及建构主义范式的规范治理三个途径共同推进。     

村庄治理：一种“权力谱系社会学”

既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主要从实体论的角度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或合作关系,对中国治理经验的解释存在明显的不足。通过对村庄治理实践进行历时性、空间性的解读,建构一种“权力谱系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治理体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权力谱系社会学本质上是探讨各种权力主体中的国家成分、社会成分、自我成分的互动互构机制在治理层级和时空层面的渐变规律。总体来说,它具有三大理论要素,一是成分论,二是互构论,三是渐变论。成分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国家成分、社会成分、自我成分在各种权力主体中的组合关系。互构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上述三种成分相互构造的结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网络。渐变论是将国家—社会关系视为上述成分相互构造的模式在不同层级、不同时空相对稳定的变化规律。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可以清晰地辨识中国治理体制的优势及风险,并可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西方和全球的治理经验。     

从绿色发展到绿色治理:观念嬗变、转型理据与策略甑选

相较于传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局限、思维惯性与救治模式,绿色发展更能兼顾"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兼容性,因而更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与趋势。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升级、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及综合国力提升,为转向绿色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与可行性。全面深入推进绿色发展,需在理念层面形成绿色自觉意识、坚守绿色为民立场、打造绿色文化氛围,在逻辑层面遵循"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在结构层面明晰治理的主体、功能、制度、方法和目标,进而基于"主体—分工—范式"维度推进系统化绿色治理,基于"规划—评价—支撑—文化"维度推进科学化绿色治理,基于"源头—专项—法治"维度推进精细化绿色治理,多措并举形成绿色治理合力,助益全面推进国家绿色治理体系和绿色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后常规科学”看环境风险治理的技治主义误区

传统的环境风险治理,主要采取的是基于"常规科学"方法的技治主义模式,旨在以"技术统治论"寻求关于风险的确定性、真理性的科学结论。当前,科学已经进入"后常规"时代,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极大提高,原有的"常规科学"方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合理性,技治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日益显现。应充分认识"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精英决策过程,超越技治主义误区,建构多元开放型的科学家-政府-公众联合治理模式,才能真正提高环境风险治理的实效。     

社会风险研究的范式

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驱动下,社会风险研究在中国再度兴起。从学科交叉的视角来看,社会风险研究是一个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的“连续统”;从学术的国际对话视角来看,社会风险研究是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连续统”。如果以此为两个基本的维度,社会风险研究可以划分为“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建构主义—社会风险”、“建构主义—公共危机”、“现实主义—公共危机”这四种研究范式。无论是社会风险研究逻辑的发展,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走势,都需要对现有的社会风险研究进行整合,打破社会风险研究与公共危机研究的学科分割,弥合现实主义研究与建构主义研究的鸿沟,总结“中国经验”,实现国际对话。     

社会技术系统框架下“数字政府”风险分析及治理

立基于信息技术基础上"数字政府"正在改变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形态,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技术—政府—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不仅仅正向推动了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创新,也蕴含着可能侵蚀"数字政府"自身的风险。本文根据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以全息视角从技术维度、组织维度、动态维度、知识管理维度、社会维度等方面分析了"数字政府"的可能风险,为"数字政府"风险治理提供风险分析基础。提出以风险管理体系建立风险管理过程,贯穿"数字政府"各个环节的风险治理方向。     

大数据驱动的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基于“结构—过程—价值”的分析框架

大数据驱动被视为应对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失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在分析当前大数据驱动的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存在结构模糊、过程脱节和价值失衡三种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数据驱动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结构—过程—价值"三维分析框架。从结构维度看,大数据驱动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是以大数据共建共享和风险联防联控为核心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企业参与"的网络型治理体系;从过程维度看,大数据驱动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是以双重生命周期为理论逻辑的"情景—数据—决策—行动"一体化过程;从价值维度看,大数据驱动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是由"情景价值-治理价值-发展价值"构成的多层价值涌现的活动。最后,从技术治理视角提出了几点反思,以促进学界和实务界共同思考与行动。     

敏捷治理驱动的乡村数字治理

乡村数字治理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将敏捷治理思维和方法嵌入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之中,提供了弹性再造治理空间、灵活设置治理机制、协同参与治理流程的经验样本,建构了乡村数字治理的独特模式。这一模式运作呈现出三种实践取向：一是智治主义取向,指涉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工具搭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平台,打造完善的信息基础架构和治理模块,变革治理信息的生产、传递和处理方式,在此基础上形塑“整体智治”的治理形态;二是简约主义取向,指涉增强乡村治权和主体性,赋予村级组织必要的治理权力和资源,发挥社会内生性力量的自治功能;三是人本主义取向,指涉依循“以民众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使民众成为参与治理流程和评判治理绩效的主体,将民众需求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的决策依据和运行基点。     

迈向“以主体为中心”的第三条道路——对基层司法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对基层司法制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制度—过程","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自下而上的知识策略"和"国家—社会"三种二元对立范式,以及"语境论","相对合理主义"和"当事人中心"三种一元范式。由于上述范式难以避免陷入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方法论上的论争,有必要用"以主体为中心"的第三条道路整合上述范式和多元方法论的冲突。在此意义上,"以主体为中心"的第三条道路以"主体"的多样性、多元方法论的整合、保持"关联-阐释"观和"理论-实践-理论"为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