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社会责任的特征

在现代社会,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我国现行<公司法>确认了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并明确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本文主要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及其特征加以分析,提出: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统一、公司社会责任的责任对象是公司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     

公司社会责任正当性及范围

为论证公司社会责任的正当性和构建其在法律上的范围,分析了公司社会责任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公司社会责任法律规范的现实推动力、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学理论和公司社会责任在法律上范围。分析认为,法律应当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规范;反对将股东利润最大化作为公司唯一目标,主张确立股东利润最大化和承担社会责任二元目的模式,绝不是放弃股东利润最大化这一目标;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生存和发展要同时兼顾,不能偏废。     

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化——困境解析与出路探索

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当今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公司的普遍性要求。实现公司社会责任的路径有很多,而在众多的途径之中,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化无疑是决定公司社会责任能否落实的最终制约因素。所谓公司社会责任司法化就是将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转化为司法上的权利与义务,使法官可以依据公司社会责任条款裁判相关案件,即实现公司社会责任条款的直接或者间接可诉性。可诉性是任何一部法律所应有的品格,公司社会责任只有具有可诉性才能确保得到最终的落实。     

公司的社会责任

要使公司切实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在理念层面应当确认营利最大化的商事目标与承担公司社会责任的非商事目标为公司的二元化目的;在制度层面,应针对公司社会责任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边界

公司社会责任是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一种综合责任,而不是仅指道德性质的责任。我们在将某些公司社会责任纳入法律范畴时,首先考虑要与我国国情相符,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其次要理清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关系;最后要充分尊重公司自治和公司的营利性特征。为促使公司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其中公司治理结构,税收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是这些制度中的关键部分。     

公司社会责任的范围

学界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范围之争一直没有停息。借鉴英美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公司社会责任在学理上处于生存阶段、成长阶段、社会化或自我实现阶段及衰退阶段四阶段,包括对雇员、消费者、社区、公共资源、公益事业等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内容,分为强制性责任、道义性责任以及劝导性责任三个责任层次。公司社会责任期待点理论在此基础上廓清"公司社会责任"之范围,进而为法官判断公司是否善尽社会责任提供基准与依据。     

基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公司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并未得到统一的结论。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经营绩效存在一定的影响,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既利己又利他的最优选择,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公司社会责任为基础的公司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将社会责任嵌入公司财务体系中,可以促进公司积极主动履行相关社会责任,实现公司与个人、社会、国家的和谐相处。     

我国《公司法》第5条之检讨

我国现行《公司法》将公司社会责任考虑在内,是一大进步。然而,由于现行《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规定比较抽象,不利于公司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践行,也使得司法实践中与公司社会责任相关的案件陷入困境。参考国外公司社会责任之发展,结合我国文化及制度背景,对公司社会责任之内涵作出层次性界定有益于问题的解决。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基于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积极性显著增加,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也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销售存在中介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减少了公司销售业绩,促使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意愿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提升;而分析师关注存在掩饰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分析师关注,导致公司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意愿减少,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降低。此外,在产权性质、市场制度环境不同的公司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关系存在异质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非公司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在驱动因素,该信息披露决策只是公司在销售业绩下滑时的相机决策。因此,监管部门制定可以从本质上促进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政策才是长久之计。     

公司社会责任机制探析

公司社会责任是个框架概念。公司在日常决策和行为时,透明且合乎道德的生产经营,并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既能满足股东追求利润的需求,又能满足公司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需求,使公司的发展与社会所期望的方向相一致,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最佳诠释。公司社会责任的实践机制主要包括：合乎道德的决策和行动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评判标准;尊重、考虑和回应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外在表象;透明度是公司社会责任的程序保障。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担保责任

依据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但其最大弊端就是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股东绝对有限责是公司人格被滥用的根本原因。解决此问题的根本之道还在于从立法上堵塞漏洞,与其事后救济,不如预先规制。为此,笔者提出了有限担保责任公司,即股东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公司债务在公司注册资金范围内承担有限担保责任。     

从公司组织法到公司行为法--从公司权力的演变看公司法规制重心的转变

最初的公司法是一套组织法而不是行为法,因为公司法的基本作用在于确立公司的主体地位。但当公司被拟制为法律上的人的时候,就已经预示着公司的行为规范的设立只是迟早的事情。当公司的行为损害到社会公众的利益的时候,法律对公司行为的约束即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公司立法从组织法到行为法的转变过程,也就是公司权力的行使不断地受到限制的过程。公司权力的行使不仅取决于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还取决于其他各种约束公司行为的法律规定。     

有限责任制度下的债权人利益保护

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对于限制投资风险,刺激投资积极性,促进股份自由流转以及形成规模经济都起到了推动性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有限责任制度对于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的软弱无力也渐显端倪。现代公司法的目的,在于实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合理的利益均衡,因而公司债权人保护也已成为现代公司法律的重要理念。本文通过对我国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价值取向的分析以及现行立法缺陷的揭示,提出构建符合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从而真正实现各利益主体的均衡发展。     

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初探

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处于利益冲突的中心。为了保证公司收购的公正,目标公司董事应严格履行对公司的信义义务。我国现有法律在规范目标公司董事行为方面,应在充分考虑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对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做出修正:在公司法中增加董事信义义务的一般规定;在收购办法中完善董事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     

公司社会责任:以规制公司董事为视角

公司社会责任立法的目的是减少或防止公司不当与不法行为的发生,避免不必要的社会纠纷,破坏和浪费各种社会资源,是一种与法律责任的事后救济不同的事前要求与救济。因此将公司社会责任践行的视线主要对准公司董事是很好的承认与发挥了公司法律人格,公司董事地位与作用,公司社会责任的事前要求与救济的自身特性,是将三者的有机结合。在这一大的方向的前提下,可以借鉴有关学者做法,运用正当程序原理构建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机制,以有效践行公司社会责任。     

国有独资公司派出监事会制度的法律分析

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制度是维护国家作为国有独资公司所有者的权益,体现国有资产所有者利益和意志的重要制度,具有合理的法理依据。我国修正后的《公司法》明确规定由国务院向国有独资公司派出监事会,这是从体制上、机制上、法律制度上规范对国有独资公司的监督,是在充分维护国有独资公司自主权的同时完善所有者（国家）监督机制的有效做法,是一种科学的监督方式,将在国有独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人公司刑法人格之研讨

一人公司具备民法上的人格,但其是否具备刑法上的人格,在实践中存在争议。从单位犯罪理论而言,某一团体或组织是否具备刑法上的人格,取决于在刑法的视野下是否有必要突破个人责任的范围追究团体或组织的刑事责任。从刑法的视角看,一人公司不具备单位独立性的刑法人格特征;一人公司犯罪时,没有必要突破个人责任的限制追究一人公司的团体责任,仅需通过对自然人设置合理、科学的刑罚就可以实现刑罚的功能;将一人公司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不利于对其他人的法益进行保护,因而没有必要赋予一人公司刑法人格。     

社会责任观视角下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

为更加全面地阐述审计风险的构成和降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基于审计的社会责任观，对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的社会公众等企业利益相关者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应在原有审计风险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注册会计师的社会责任风险维度，构建新的审计风险模型，即审计风险：审计客体风险×审计主体风险×企业利益相关者风险，同时指出注册会计师在执业时应以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作为审计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并以此为核心加强风险管理，以保护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论公司法人格否认

公司法人格否认是指公司控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公司债权人或者其他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要求法院责令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一种法律制度。其主要适用于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利用公司法律人格逃避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以及公司人格形骸化等情形。在程序上,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适用必须依赖于司法程序,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依据利益衡量来具体认定。     

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程序订立担保合同的效力——以对《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解读为中心

现行《公司法》第16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颇具争议.从民商事领域最基本的原则——意思自治的角度看,不能简单地以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来主张担保合同无效,法律并未给担保债权人附加形式审查义务,公司自身债权人虽有一定风险但只能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保护;16条更侧重规范公司内部决议的形成,因而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程序订立的担保合同并不必然无效,违反16条所带来的后果更多的是追究违章董事对于公司在组织法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