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蛋糕”：中间阶层的异质化特征

中间阶层作为一个在结构上拥有类似的社会综合地位的社会共同体,同时不能忽略其内部结构的异质化特征。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逐渐确立,以及体制权力的主要作用领域从政治资源转向为经济资源,形成了二元化“市场体制”利益配置机制,可以用中间阶层“双色蛋糕”模型进行形象描述。“双色蛋糕”异质化特征导致中间阶层各群体产生利益分化与冲突,并在长期阶段内存在,影响到中间阶层的整合与期望功能的实现,需要有效控制公共部门的私利取向以淡化其消极作用。     

当代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比较

 世纪," 年代末城乡核心家庭虽相对减少,然而,城乡家庭结构的简化趋势并没有改变。在城市,其标志是单人家庭上升,核心家庭中夫妇核心家庭上升,直系家庭中三代直系家庭下降。乡村三代直系家庭增加,约占乡村家庭总数的!"- 以上,达到近!" 年的最高水平;单人家庭和夫妇核心家庭则处于增长状态。当代城乡家庭结构的变动特征与二十余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下“少生”和“独生”环境的形成有密切关系。经济转型中人口迁移流动加速也促使家庭类型变化。在这一背景之下,家庭养老资源进一步萎缩,这对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工作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     

城市居民个人背景与职业适应性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所得资料,定量描述了现阶段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基本情况,并运用高级统计方法探讨了与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相关的因素。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较高。与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密切相关的因素主要有本人的政治面貌、勤奋与否、职称水平（中级、高级）、母亲一般职务以及社会网络规模。通过上述的分析与讨论,笔者初步构建了一个关于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性的分析图,试图阐释了城市居民阶层背景因素、竞争能力因素、社会支持网因素对其职业适应水平的影响关系。笔者认为,相对而言,城市居民的竞争能力对其职业适应性的影响更强一些。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定位新探

基于社会公正的价值理念和国际经验,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实际,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中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应当尽快改变。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衔接为基本目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应当突破“大保障”的思路,选择“小保障”的方向。在对社会保障的基本项目、待遇标准以及各方责任根据“小保障”的思路作出调整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衔接将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由于“小保障”的思路需要长期坚持,而且起源于西方的现代保障模式在精神保障功能的实现方面是有缺陷的,这就使得继续弘扬民族优秀保障传统势在必行。     

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

青年农民工适应城市的实践受到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交互作用的影响,其形态和逻辑被四个世界型塑。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都是其实践世界之社会与人际关系结构的直接反映。他们通过实践性惯习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来寻求一种界定并表达自身身份的社会适应性。这足以使他们应付城市的一般生活,并不一定需要获得现代性来适应城市。乡土性在他们的生活中仍然发挥着较大的路径依赖作用,获得一些现代性特征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适应、融入城市。青年农民工实践世界里诸多冲突关系和限制因素直接导致他们难以适应和融入城市。     

现阶段国企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选择

消除社会保障体系的非社会化行为和单位福利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的国有企业福利壁垒约束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机制及再就业机制 ,应将国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政策选择定位于保证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配置上 ,发挥体制转轨中特有的社会整合功能 ,消除国有企业困难职工的贫困问题     

国企改制中工人的内部分化及其行动策略

本文具体分析了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企业内部职工受雇身份的区别与他们的行动策略。计划经济时期的身份不平等在市场化改革中得以延续。通过对国企职工不同身份的分析可知,工人内部因身份不同而明显地分化为四个利益不同的群体,即国企退休职工、全民所有制固定工、全民所有制合同工以及国有企业内部的集体企业工人。面对市场化改革,在同样的体制环境下,四个不同的群体选择了不同的行动策略。身份、生存压力、再就业能力以及制度设计等要素是影响他们行动策略的主要因素。     

社区“日间照料室”空置对社区服务功能与社会工作教育的挑战

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经历了20余年改革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社区人”演化,社会保障之网也逐渐在社区托底。随着“就业的市场化”、“住房的商品化”、“养老社会化”以及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拉大等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和老龄社会的到来,各类弱势群体的问题都集中落脚     

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模式选择

北京市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雏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在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它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如何完善本市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引起各级政府和研究人员的关注。本文就这些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对经济转型中的利益协调与社会政治稳定的探讨

对经济转型中的利益协调与社会政治稳定的探讨高伯文黄玉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既是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又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大调整。然而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非常态分化,必然会引发政治领域中的非稳态因素,使社会政治稳定受到影响。如何在当前经济...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所谓党的执政能力,其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一切能力,都是为人民执政;一切能力,都要为人民执政。归根到底,党的执政能力要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中来,要在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实践中历练,要在严酷的反腐败斗争中提升,最终还要由人民群众来断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过程艰苦。     

新唯物主义起点--感性世界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集中地表现为对旧哲学思辨传统的超越.感性世界理论的明确阐释,构成了新唯物主义得以生成的理论机制.通过感性世界的中介,哲学回归了生活世界,从而为新唯物主义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对感性世界的理论分析,可以透视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机制和基本理路.在理论范域的确认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理论视角的根本转移;在关于感性世界的理论界定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了感性世界的属人性质;在感性世界的构成机制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强调了"感性的活动"即实践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对感性世界的理论阐释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了人的理论中心地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思想历史初析

法治国家思想早在 1 8世纪的俄罗斯就萌生了 ,并在 1 9世纪 60年代以后得到迅猛发展 ,到十月革命前后基本成型。俄罗斯所形成的法治国家思想与西方法治思想相比有独特之处。俄罗斯法治国家思想在形成的时间和实践的发展上与西欧法治相比也有相当差距 ,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及工商社会发展滞后。今天俄罗斯法治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已有俄罗斯法治国家思想的再现。     

唐传奇《莺莺传》悲剧新探

唐传奇《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源头 ,它所讲述的爱情悲剧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始乱终弃” ,实际上是女性“自献”的悲剧 ,其根源则是传统两性文化中以“男主女从”为要义的男权意识。     

试析《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象征艺术

托马斯·哈代娴熟地运用象征艺术手法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对于成功塑造女主人公的形象 ,深刻展示她丰富的内心世界 ,以及拓展和延伸批判性主题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代性视野中的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人们在普遍主义的信任基础上借助专家系统扩展自己能力、规避自己的风险。但是,专家系统也存在和制造了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通过体制内的改良和体制外的造反是不够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们需要涵盖这两者的更大的社会制度容器——社会的反思监控系统。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向度

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建设中绝不能忽视的维度与主题。追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向度,有助于深刻展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及内涵的主体向度必然是从单级走向多级,呈现主体—客体、主体—主体的双重关系。     

注意义务阻却事由之探究

信赖原则与允许危险原则在德国经由判例逐步占据稳固地位,后又传入日本,在西方被广泛适用。信赖原则强调在适当的场合,行为人与他人之间相互存在着可以寄托于对方对于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的信赖,过失责任在于未履行信赖所要求的注意义务的一方;允许危险原则注重在适当的场合,允许行为人实施一定限度以内的危险行为,对此行为人无过失责任。与注意义务的赋予不同,信赖原则与允许危险原则通过对于行为人注意义务的否定,进而否定(阻却)行为人的过失责任。在我国科技发展的今天,理论上系统地构建信赖原则、允许危险原则的基本观念,实践中有意识地注重信赖原则、允许危险原则的具体运用,符合刑法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