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美德伦理研究论纲

环境美德伦理学是从美德伦理视角研究环境伦理,是环境伦理学的新兴视域。环境伦理学在规范伦理学向度建构的困境和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方面提出了环境美德伦理学问题;环境美德伦理学的主题是"美德与自然",中西方伦理学有一定的思想资源;美德统摄并反映人的存在,环境美德反映人在生态之维的存在,并且共同体孕育人的美德,故而环境美德是反应人的生态存在并由生态共同体生活孕育的美德;根据拓展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路径,环境美德的德目包括敬畏、仁爱、简朴、节约、平等、公正、责任等。乡土教育和日常生活批判中进行环境美德教育是培育具有环境美德人格的重要途径。     

亚里士多德的公共生活世界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之作为人的生活世界的善的美德具有各种层面,它们共同存在于政治正义善的关系之中.政治正义善不仅给出了个别善之成立的宏观框架,而且本身就是在与个别善的互动中表明了自己的整合性善的崇高境界的.尽管作为思想善的"沉思"超拔于其他善,但它仍须通过美德和正义才能导出.符合正义的城邦政治先在地为个人冲突提供了调适秩序,它也是个别美德的完美再现.     

也论“知识即美德”——用复杂视域中的知识观重新解读苏格拉底的伦理命题

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命题,以善的知识来统合道德与知识之间的鸿沟.但这一命题引发后来的理性主义道德观和非理性主义道德观的诸多争议,凸显出知识的不同含义.在复杂视域中,"知识即美德"可以看作是这样一个过程个人首先从生活体验中获得个人知识,经过与人对话、与己对话或主体间相互交往与反思,个人知识转化为公共知识,也就是普遍的道德知识、道德准则.而普遍的道德知识要保证行为、影响性格,就必须与个人的信仰、识见、经验、生活、情感、态度等相结合,重新变为能动的、"鲜活"的个人知识,这样知与行、智慧与美德之间的鸿沟就契合了.     

行善是一种消费

正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做好事是一件颇为纠结的事情。做了好事而不留名,自然是美德。做了好事而留名,大抵就可疑。这其实是一贯的传统文化心理。从古至今,在教人立身处世的"家训"之类的书籍里,往往可以看到"存为善之心,不必邀为善之     

当代美德伦理背景下的休谟“同情”原则研究

利用"同情"来解释道德问题是休谟道德哲学的独特标志。休谟的"同情"其实是用想象来再现他人的某种情感。通过对主观"同情"进行修正,不把"同情"局限在解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上,而看作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具有的一种倾向,从而使之成为普遍的道德判断依据和贯穿其道德哲学的线索。有了"同情"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和互感,使人们超越自爱之心,"仁慈"和"正义"的道德感和美德才得以形成。在当代美德伦理复兴的进程中,美德伦理学的任务在于重新确认道德行为者的心理情感倾向和内在的行为动机,但却遭遇诸多批评和质疑。重新回顾"同情"原则,依赖情感机制,对于美德伦理学的合理性、社会道德规范的可行性解释、道德规范的确立和普遍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梭罗、利奥波德、卡逊:走向环境美德伦理

本文首先论述了发展环境美德伦理的必要性的两个基本理由。继而,以三位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家大卫.梭罗,奥尔多·利奥波德和蕾切尔·卡逊为例,详细分析其作品和经历,总结了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诸种环境美德,如梭罗崇尚的"简单"、利奥波德主张的作为大地伦理基础的"超级美德"、被卡逊视为最核心环境美德的"谦逊"等。最后,总结了三位环保巨人具有共性的观点,提出了环境美德伦理的5个基本共识:将经济生活置于本来的恰当位置,信奉科学的同时承认科学的有限性,非人类中心主义,对荒野的欣赏和对保护荒野自然的支持,生命至善的信念。     

美德伦理视阈下的慷慨德性探析

慷慨是亚里士多德列出的一项与财富有关的重要的道德德性,讨论慷慨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理论链条中对至善的思考和规定。慷慨是一种给予财富的适度,其中体现了深刻的实践理性智慧。美德伦理的旨趣是生活目的及其整体关怀,在美德伦理视阈下探讨慷慨,意在纠正人们认识和把握慷慨这一美德走入的误区:慷慨不是规范上的应该而是基于生活意义上的至善追求。     

齐康院士建筑艺术的哲学境界与伦理气质

"大师通哲"是学问之道的实然与应然。建筑作为"表现的艺术",在智慧与意义的层面与哲学和伦理一体相通。齐康院士的建筑艺术,透过深邃而富有创造性活力的哲学境界,和以神圣与永恒为主题的伦理气质,臻于真、善、美贯通之化境界,呈现出一派由艺术而哲学而伦理的"大师气象"。这种特殊的真—善—美贯通之道,对我们这个时代理解大师、呼唤大师、化育大师,具有特别的意义。     

“发展主义”的伦理维度及其批判

"发展主义"的实质是把发展的目标、主体、过程和绩效量度都简化为或等同于GDP增加(经济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与产出)、经济增长(物质财富的制造与累积)和经济尺度下的社会进步(人均经济收入与物质福利消费的增加及其保障),而且,这种严重偏执化、物化的发展惯例/思维主宰着整个社会的政策取向、制度设计选择并成为主流社会文化共识。而从伦理的维度看,"发展主义"的根本性问题是"经济之善"(经济合理性)的评估失去了"社会之善"(社会理性)、"生态之善"(生态理性)的前提性规约,并且在相当程度上简约为狭隘性经济生产活动的"效率"或"竞争力",因而难以避免地呈现为"社会之恶"、"生态之恶"。     

“和而不同”：池田大作与艾特玛托夫的生态伦理观比较

日本的池田大作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在探索人类的生态伦理问题上成了同路人。他们均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根源主要在于科技异化．理性发展失衡;他们将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视为实现人内部精神的和谐以及人与外部自然世界扣谐的有效方式。他们的生态伦理观是二人宗教情怀的折射。但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上,池田大作比较倚重人类悲悯苍生之情;而艾特玛托夫则偏重表现动物的灵性。     

池田大作整体主义文明观论析

池田大作根植于东方文明的土壤并立足于佛法的普遍性生命观,提出了万事万物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存在,因此他认为:要解决现代人类面临的时代危机,必须以整体主义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发展科学技术离不开整体思维;要解决人类的全球性问题必然要求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并且世界的一体化离不开"世界公民"的培养。池田先生的这一整体主义文明观颇具东方特色,是东方思想家对21世纪文明发展的一种重要贡献。     

池田大作与杜威的教育目的观比较探析

池田大作与杜威的教育目的观有很大的可比性：它们都强调把学生的成长和幸福作为教育的首要目的；都是在批判现存教育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都对当今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发展关系。池田大作的教育目的观是杜威教育目的观在当代的发展。     

论池田大作的女性观

21世纪,人类站在一个岔口上,面对着地区性战争冲突、恐怖杀戮报复以及道德败坏、价值观崩溃的双重危机,要促进世界新文明的发展,池田大作先生认为必须依赖东方女性美德。因为东方女性美德对世界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是新世纪拯救人类的良方。     

试论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的几个特点

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有许多独特的内容,因此形成四个明显的特点:包括汇集中西方文化的菁华,既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也注重了解人的内心生活;强调生命尊严的绝对性和至上性,强调宇宙中最重要的是生命,而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尊严;理论与行动的统一,身体力行,不但进行严肃的理论研究,更把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重塑生命尊严的理论基础,建立生命尊严的宇宙论证明。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应该把生命尊严确立为现代人价值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原则。     

池田大作自然观视域下的生态危机

池田大作的宇宙即生命、众生平等和依正不二的理念不仅包含着佛法教义的启示,亦涌现出他对自然及与人关系的独特思索。在这种理念下,池田大作探寻了生态危机的根源,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实质,并建设性地指出＂人的革命＂是化解生态危机的现实理路。     

中国的池田大作研究现状述评

中国的池田大作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一是上世纪60年代对创价学会和池田大作个人的初步认识的时期；二是70年代中国各界对池田大作本人进一步了解的时期；三是八九十年代开始对池田大作著作进行译介的时期；四是新世纪以来至今迎来池田大作研究新局面的时期。中国的池田大作研究。在资料整理、专题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有研究领域广泛、内容深入、方法多样、紧密联系我国实际等特点。但也存在着重复研究的问题。     

池田大作“人间革命”论析

池田大作先生是享誉日本全球的著名宗教活动家。在其专著和与世界名人谈话录中,他多次提及"人间革命"。该概念与传统概念上的革命不同,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变革,其核心是"小我"革命,由"小我"革命实现"大我",实现全人类的安乐幸福。同时,他也强调"革命"最终目标的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池田大作和谐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

探究池田大作的和谐道德教育思想必然先从其思想的哲学基础入手。从散落于不同著作中的和谐道德教育思想分析不难看出,池田大作的和谐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来自于包括缘起论、色心不二论、依正不二论在内的佛教的和谐思想。包括主客融合的和谐思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和谐统一在内的传统和谐哲学思想,以及强调平等、推崇天人合一的新人道主义思想。     

《池田倡言》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池田倡言》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其理论基础是池田大作和平思想，包括生命尊严、非暴力、共生的思想和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池田倡言》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基本内容是提倡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发展中日经济文化交流，还对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作了重要论述。《池田倡言》是富有远见、博识、勇气的倡言，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仅对于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现在和今后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