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以武汉市W社区论坛为例

城市社区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公共领域的本质性规定与其实际运行中的行政化特质之间的张力指引了对社区公共参与这一研究题域的建构.通过对武汉市W社区论坛这一新型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演变历程、生成逻辑和运作机制的分析与考察,可以看出,当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政府主导性和自主自发性两重面相,在一定意义上是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和政府部门三个行动主体合力建构的结果.而我国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和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     

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以昆明市S社区居委会为例

居民广泛的社区参与是西方社区发展实践的经验和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之一。由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动力来自于政府 ,而非社会自身 ,因此 ,城市居民缺乏社区参与的传统和社区参与的意识。居民对社区事务和社区建设活动普遍缺乏参与的动机和愿望 ,这一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城市社区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选取了一个社区居委会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通过对这一个案中居民社区参与的基本特点的描述 ,力图找到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可能原因 ,并就如何提高居民社区参与提出对策建议     

结构、组织与话语:社区动员的三维整合

社区建设中情感和行动间的逻辑缺环是社区动员的研究起点.社区建设可视为一种社会改良运动,将社区动员放在社会运动的理论范式下考察,可以从中提取出动员结构、组织与话语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在社区动员之中依然基本处于客体地位,居民作为行动主体的认知框架没有被完整形塑；社区动员的制度化建设逐步推进,但是社区动员的主体居委会,容易因循行政动员的路径,动员效果受限；社区自组织开始呈现“授权式动员”的特征,但是自身制度建设的完整性和组织合法性地位制度化不足成为发展的瓶颈；动员行动的话语选择缺乏与居民生活和社区地域特征的契合,流于自上而下的政府意志,缺少激发共同情感和集体行动的能量.     

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制约因素分析——基于深圳A区的问卷调查

文章将社区参与分为表达式参与与选举式参与两种类型,试图将社会地位与社会网络、结构因素与文化变量加以整合,重点就制约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水平的因素进行撂究.深圳A区的实证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参与的形式日趋多元化,表迭式参与正呈现上升的态势;不同类型的社区参与往往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家庭规模、政治面貌、职称结构、组织资源、社会阶层、上网时间、社会资本、社区认同、社区结构等是影响以上两类社区参与的共同因素.加强社区党员的动员能力建设、利用互联网优势、培育社区认同感和社区社会资本是引导城市社区居民有序参与的关键举措.     

社会管理创新与社区治理的群众参与

社区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社区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内容。社区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浙江省XC区通过引导群众参与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事务、创建结构化平台、制定刚性制度、抓好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与群众参与之间的衔接以及落实参与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激活、培育、保护、规范和巩固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切实解决了＂群众参与积极性从哪里来＂这一问题。     

城市社区参与动力缺失原因探源

社区发展的内源性决定了其最终动力来自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淡漠,根源在于动力缺失。一是单位制度消解了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二是居委会的行政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治功能的缺位贬损了居委会在居民心中的合法性,三是动员型参与制约了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四是传统制度孕育的臣民意识和“私民”意识影响了居民社区参与的主动性和价值取向。     

关于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制度建设的思考

社区参与制度是城市社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完善而有效的居民社区参与制度，对于增强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推动和谐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社区参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社区建设中对居民参与制度建设缺乏足够的重视有很大的关系。应从民主制度建设、组织制度建设、教育制度建设、保障制度建设四个方面，加强城市居民社区参与制度建设。     

公众参与是提高社区综合治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综合管理水平有了长足发展,地方政府也在社区综合管理模式上做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到底哪种社区管理模式是适合政府、社会和社区之间较为有效的方法与途径,目前依然莫衷一是。但从一些社区综合治理的成功案例中可以看出,公众参与和居民民自治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因为这种参与方式和行为可以极大地提高民众的现代公民意识和居民自治的积极性。这种“公众参与模式”的借鉴对推动海南省社区综合治理模式的变革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社区公民参与特殊性之内外审视——基于治理视阈

近年来,"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两个概念在学术界被频繁使用,也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着"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两种主张之争.实际上,社区治理更符合中国的现状,它要求重视公民的作用,但公民参与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因而对公民参与特殊性进行外内部的审视,应该能推进社区治理向前发展:从社区参与的外部视角审视,社区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载体,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组织,但不能仅仅是惟一的自治组织;从内部视角审视,内部参与将促使社区逐渐摆脱政府控制,培养公民精神,有利于促进社区公民社会的发展.     

居民社区参与的动力机制分析

居民社区参与不足是目前我国社区建设中的瓶颈性问题。公共参与精神、道德力量和政府的推动等因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居民社区参与 ,但不是居民社区参与的根本动力。居民社区参与的根本动力可以从社会行为的交换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中得到解释 :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 ,居民是否参与以及以什么态度参与 ,这取决于参与行为的价值预期或价值的大小。据此 ,在实践上提出了原则性建议。     

对于当代中国社区参与的理论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理论是当代西方研究社区参与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当前,中国社区参与状况的特征是:居民社区参与的总体参与率低,分布不平衡;居民社区参与深度不够,形式单一,目标层次低,非政治性参与多,政治性参与少;社区参与机制运行的行政化严重。这些发展中的困境,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社区现代化的进程。在社区参与理论的指导下,找到解决问题之路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课题和任务。     

"解码"基层群众自治困境:城市社区公共参与的内外分隔逻辑研究

基于2019-2020年于南京开展的"城市社区参与和公共性"调查,分析了主导社区内部参与的社会认同逻辑与主导社区外部参与的资源制约逻辑对社区公共参与分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关键少数命题——代际和性别因素对不同类型社区公共参与影响路径不同,社区公共事务卷入的主体更可能是男性和中青年居民.(2)社会资源命题——社会地位认同对小区内部公共事务的参与具有积极作用.(3)经济资源命题——居民收入对小区内部公共活动参与具有抑制性,但会提升外部公共事务参与度;小区房价对小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具有限制性,但会提高外部诉求层级.(4)行动资源命题——社区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公共渠道之间具有替代和补偿效应.从社区内部参与的下沉性和外部参与的收敛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隔如何制约公共参与层次,内外有别的参与逻辑为理解城市社区的公共性转向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框架.     

街区邻里政治的动员路径与二重维度——以社区居委会为中心的分析

将后单位时代都市街区中的"邻里政治"置于多元行动者的论域之中,讨论国家-社会在持续绵延的日常生活层面的遭遇,旨在将国家-社会的研究范式切换至"邻里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以此为切口,考察社区居委会在邻里空间的权力操作策略和运作逻辑,居委会动员群众参与、争取居民认同的技术与手段,以及国家权力如何通过代理人的行动和话语渗透到市民日常生活.邻里政治展现的不同行动形式和实践逻辑,从根本上彰显了邻里政治的二重维度,即以居委会为中心的"情理政治"和以物业运作为中心的"法理政治".由居委会运作的"情理政治"是国家出于政权建设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呈现出"居委会-典型群众(积极分子)-居民"的传统二次动员路径,贯穿于其中的重要因子是面子、人情、互惠、信任等地方性社会资源.     

"社区参与"的微观机制研究

研究“社区参与”的大部分文献属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范式 ,对“社区参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有意义。经济学认为“社区参与”就是理性经济人生产和分享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机制。博弈论分析认为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由居民分利能力决定。社区参与各个主体在“效用最大化”的驱使下 ,展开了公共利益创造和分享的博弈 ,其博弈均衡是分利能力较强的居民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 ,分利能力弱的居民对“社区参与”比较消极。     

试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社区参与

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由于居民缺乏社区参与的热情 ,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单位体制的影响、社区管理体制及管理方式缺陷、经济体制转轨对社会生活的冲击等是社区参与不足的主要原因。要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社区体制、社区整合、改善社区生存环境、解决居民实际问题等方面着手解决社区参与不足问题     

社区基金会类型化发展与行动策略选择——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基金会呈现政府发起型、企业发起型、社会组织发起型、居民发起型及混合发起型的多样态发展趋势。因发起主体及对社会资源依赖程度的不同，各类型的社区基金会在特征内涵上有明显区别，在实践中也采用差异化的行动策略。文章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视角，从组织行为的情感性行动意向与工具性行动意向出发，将不同主体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行动策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双强”行动策略，“高情感性、弱工具性”行动策略，“高工具性、弱情感性”行动策略以及“双弱”行动策略，并提出鼓励发展社会组织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积极扶持居民发起型社区基金会、合理引导企业发起型社区基金会和谨慎发展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建议。     

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社区治理是目前学界的一大热点问题,而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它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建设中的实际运用,是社区健康发展的“加速器”,有利于增强公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是我国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本文尝试以治理理论为基础,阐述社区治理中公民的角色和参与机制,分析公民参与的障碍及原因,探讨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制度创新。     

城市社区参与中的互联网虚拟社区建设

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数据和对北京城市社区的分析，文章认为在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度较低的情况下，应该大力推行互联网虚拟社区建设，使社区活动的空间延展至“想象的共同体”，继而又回到现实的社区共同体中，使得更多居民主动、充分地参与到社区中去。互联网社区建设要从居委会和社区居民自组织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同时应该注意虚拟社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公共文化服务参与主体的行为特征及优化发展

针对政府、居民和文化组织的复杂行为特征来优化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路径,是文化善治的重要举措。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路径"锁定"惯习与政策执行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居民参与动因的外部依赖性和行动策略的消极性,文化组织经营管理行为的"政治嵌入"特色,构成了这些参与主体之行为的重要特征。因此,有效的治理行动应致力于使政府在坚持文化价值导向的基础上让渡一些空间、资源与权力,提升基层政府的工作效能,发挥人情因素的正面效应,有效激励居民的主动性参与,积极扶持文化组织赢得社会认同。这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使各级政府的工作取向保持一致,培育居民的独立人格与公共精神,并为文化组织的良性发展提供社会支持机制。     

基于居民认同的我国当代城市社区建设模式选择

现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政府以及多元主体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建设过程,是社区本来应有的特征通过重建得以完善的过程.社区建设的宗旨是实现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居民之同的交往和互助交流,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现代中国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硬件设施不完善、社区管理服务功能弱化、居民参与不足、人际交往缺乏、政府行政化色彩浓厚、居民等靠要思想严重等同题.这就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社区建设格局,使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协调配合,理顺基层党组织、居民委员会、居民、自愿者组织、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形成共同治理的现代城市社区建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