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构建国际流域治理体系的思考：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例

由于“湄公河治理”是一个自主运作却又开放的组织集合,这种集合不仅仅是主权国、更是各类型组织组成的,因此它的治理直接面临着两个“根本性的难题”,即国际流域治理碎片化与各成员参与合作的约束与激励问题。因此如果单独采取科层制、市场机制或网络机制来协调澜沧江—湄公河治理中的矛盾都可能导致“囚徒困境”。根据西方各国经验并结合各流域国的国情,“澜沧江—湄公河治理”应着力于“整体性安排”,基本包括：完善合作的组织机构及机制、改善中国参与澜沧江—湄公河治理的方式、流域政府的政绩评价、流域生态补偿与政府间平权机制、多中心的混合制治理制度。     

流域跨界水污染视野下区域合作行政的法制保障——以长三角为例

流域跨界水污染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亟待打破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催生地方政府合作治理。通过分析长三角地区流域跨界污染治理模式,为地方政府合作行政治理的设计提供了一个现实依托——水污染治理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可以发现制度创新是流域跨界水污染的府际合作治理的关键所在,然而在立法和执法方面必须要有正当性依据,制度安排和合作规则等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才能促使长三角地区政府合作行政更为高效。     

从科层管理到共同体治理：长江经济带流域综合管理的模式转换与法制保障

在科层管理体制下,分割的行政区域管辖和部门管理体制容易使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陷入“碎片化”困境,从而偏离流域整体性治理和公共治理要求。为此,需要推动治理模式从科层管理向流域共同体治理转变,使政府、企业、公众等主体基于伙伴信任关系与共同利益形成参与、合作、共同担责的流域社会集合体。从法制层面看,为实现流域共同体治理目标,应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推动《长江法》立法进程,构建权义明确、多元融合的共同体治理主体制度,形成中央引导、流域管理机构协调、地方参与的磋商合作制度,构建完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制度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流域共同体治理提供政策法律保障。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流域治理理论视角的国际河流合作开发研究: 研究进展与评述

国际河流的合作开发越来越受到关注,但国际河流水资源的跨界特征和共享特征使得国际河流的合作开发必须始终面对利益的多元化和治理的整体性之间的矛盾。流域治理理论因关注跨界问题而经常被运用于国际河流水资源合作问题的研究,两个领域的交叉研究可以从3个方面梳理并分析其中的研究进展,即:流域治理理论在国际河流合作开发中的适用性、流域治理理论视角的国际河流合作治理主体分析、流域治理理论视角的国际河流合作政策与机制研究。这3个方面的分析与评述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流域治理理论与国际河流合作开发的研究交叉特征及发展方向。     

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协同治理测度及优化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的水污染治理。水的流动性决定了流域治理是系统工程，任何主体的单独行动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问题，必须实现上下游的协同共治。构建包含利益激励机制、监管机制和协调合作机制的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协同治理系统，利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的水污染治理协同度进行测算。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存在整体协同治理能力较弱、区域联动机制不完善不成熟等问题，主要表现为流域区域利益激励机制差异大、监管机制整体重视程度不足、协调合作机制缺乏持续性等。基于此，提出优化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协同治理水平的建议，具体包括构建利益激励机制、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建立长期持续的协同机制。     

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存在着治理功能“碎片化”、治理主体“单边化”、治理制度“单一化”以及治理没有考虑环境友好等问题,针对这些现状,提出了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取向,构建了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的内涵与框架,为基于生态文明流域治理模式与路径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基础。     

提升流域污染治理能力的资源环境体制机制创新——以湘江为例

以湘江流域为例,将流域利益主体划分为区域之间和流域与区域之间两个层次,通过对这两个层次利益主体行为选择的博弈分析,考察流域污染治理的内在体制要求.分析显示,流域管理的干预是实现区域共同治理流域污染的途径,创新流域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从根源打破治理不力僵局、发挥长效治理作用的关键.创新湘江流域行政管理体制、探索湘江生态补偿机制等是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着力点.     

整体性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适用性分析：一个文献综述

整体性治理强调政府部门之间、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同与整合机制的综合运用,实现治理主体协同合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及总结,整体性治理运作机制可归纳为协同信任机制和责任监督机制两种类型。就整体性治理的效用而言,它为治理路径优化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思维,为治理绩效评估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框架,为治理风险规避提供了一种整体性工具。我们需要借鉴与运用整体性治理范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在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方式等方面的转型。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生成与运作机制

本文运用"智猪博弈"理论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同时也运用该理论对影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因素进行剖析,通过分析发现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不同的生成机制影响其内部运作机制,生成机制和运作机制存在内在的相关关系。形成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内部的运作机制,包括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于转换外部环境和其自身的生成模式,同时需要提高该组织的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