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议程设置的新特点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新闻信息的存在方式和传播形态,媒介议程设置正不断突破其原有的理论框架,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文章从议程设置的主体、议程设置的效果和议程设置的深度等方面对新媒体环境中议程设置理论呈现出的新特点进行解析,并由此对媒介议程设置的实践展开思考。     

城市形象传播中微博信息资源的议程设置

本文研究了城市形象传播中微博信息资源呈现出的议程设置特征和传播方式,在探索其运行规律的同时,寻求新媒体时代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中城市形象传播的共同规律,进而利用微博信息资源实现对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优化。     

从议程设置视角看“微思政”话语权建构

"微思政"为高校思政教育开辟了新天地,但多元的网络环境削弱了其话语权,"议程设置"理论着眼于改变受众的认知,从而引导舆论,影响受教育者的态度和行为,这与"微思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相契合。因此"微思政"应充分把握"议程设置"的内涵和意义,通过提升媒介素养、做好把关人、活化传播语言表达等方式建构"微思政"话语权,增强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其牢牢把握网络话语权。     

公众究竟要为政府支付多少成本?

“行政成本”是一个国家公共支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人们对行政成本的知情有限,但政府的所有消耗都必然转移到权力归属主体——公众身上。事实上,我国行政成本的扩张具有“外溢效应”,从而形成新的社会成本,而这些还远未被人们所注意。     

从集体行动（群体事件）看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集体行动（群体事件）是我国转型期较新的社会问题，信息传播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从议程设置、大众传播的理论出发分析在这些集体行动（群体事件）中信息传播的环境，对信息环境环境化形成的媒介、意见领袖、受众三方面的原因进行了讨论。     

网络“反议程设置”:网民与媒体的博弈——以朋友网“国民校花大赛”徐、孟事件为例

"议程设置"是传播学领域的主要理论假设之一,它可以简单归纳为"媒体决定受众想什么"。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推广,受众对事件的辨识能力及主观反馈不断增强。如果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框架建构偏离正常的客观实际,则难以取得受众信赖。而这些局限和矛盾如果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和规律性,那就构成了大众传媒议程设置过程中的反作用力量。本文就试图在此基础上,以朋友网"国民校花大赛"徐傲霜和孟娇霞事件为例,分析当前中国网络"反议程设置"现象的内涵及表现、渠道选择特点,并进一步探讨和反思"网民议程设置"的问题及社会根因。     

智媒时代新传播模式下民航高职学生价值观教育“五力”研究

智媒时代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予了民航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许多崭新的特征,使得教育的输出形式呈现多样化与个性化、学生的参与样态呈现自主性与深入性、信息的传播方式呈现丰富化与高效化,但同时新技术也带来了新挑战,复杂的网络环境消解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信息茧房加强学生网络群体的极化趋势、数字化建设滞后影响高校教育效果。在摸清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之上我们提出智媒时代的“五力”进路,以期增强民航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情感影响力”“传播感染力”“议题设置力”“技术打造力”“品牌创新力”。     

新媒介环境对议程设置理论的修正和发展

早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便有西方学者指出传播学的诸多理论,如把关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需要受到重新的认识,甚至有学者发出"新媒体正令大众传播走向终结"的预警.也有人断言随着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逐渐消失,不久将"寿终正寝".而实际上,议程设置理论虽然有所变化,甚至是弱化,但大众媒介对受众在话题上的影响并没有终结.     

第八届公关与广告国际学术论坛（PRAD）在新西兰梅西大学胜利闭幕

由华中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与台湾世新大学联合主办，新西兰梅西大学承办的第八届公关与广告国际学术论坛于2016年1月28日在新西兰惠灵顿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此次会议的主题为“数字化时代的战略传播”，吸引了近12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代表，涵盖了亚洲、大洋洲、欧洲和北美四大洲，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马来西亚、泰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     

“富二代”的媒体形象

大众传媒所形塑的“富二代”形象主要表现为炫耀、绯闻和事故等方面。现代大众传媒对“富二代”话题具有报道内容的议程设置效应，现代大众传媒的运用产生了社会民众对“富二代”话题讨论的深度参与效应以及社会整体对“富二代”公共形象的交叉放大效应。为防止贫富阶层的恶性分化和刚性冲突，政府有必要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层面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媒体对“富二代”悲观预言的自我实现。     

后现代主义新媒体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机遇

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具有诸多“后现代主义”色彩,传播者、受众、传播效果都具有了不确定性,这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媒体时代的大众传播承担了更大风险,又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不小的机遇,新媒体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如何把握新媒体的机遇,就要看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如何“走好”新媒体传播这步“棋”.     

从设置“中国事务委员会”看民进党的未来走向

2012年11月21日，民进党中常会通过“中国事务委员会”设置要点，决定由党主席苏贞昌亲自担任召集人。至此，民进党内各派势力连日来围绕“中国事务委员会”是否设置、名称为何、召集人由谁出任的纷争终于告一段落。岛内舆论认为，在党内“基本教义派”牵制下，苏贞昌最终舍弃原本呼声甚高的谢长廷而亲自担任该机构的召集人，使得“苏谢合作”最终破局，党内权力争斗有山雨欲来之势：而设置以“中国事务委员会”命名该机构，更显示民进党旧有的“一边一国”思维仍未改变，未来不会进行两岸路线实质转型。     

贺麟跨文化传播思想探赜

贺麟的跨文化传播思想深受其个人学术经历与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他用自家独到而严密的“文化体用论”作为坚实的文化哲学根砥论证他“以心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跨文化传播原则，并以之批判“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国本位”等在近代中国常见的跨文化传播思想谬见，真正向往“面向人类文化本身的传播”。不可否认的是，贺麟的跨文化传播思想未能圆融地消弭民族国家时代“人类文化共同体”与“民族文化本位”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矛盾，其思想仍有待后人持续反思并完善之。     

城市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研究

根据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精神,我国制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了《中国21世纪议程》。围绕“可持续发展”中心议题,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与世界《21世纪议程》接轨的人口、资源、社会、经济、环境相互协调的总体战略。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从议程设置的角度探析电影《普罗米修斯》的营销策略

电影的营销策略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部影片的最终票房,传播学领域中的"议程设置"理论,为我们分析各类电影个案的营销策略提供了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方法。2012年上映的《普罗米修斯》的病毒营销手段让我们为之难忘,本文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出发,来分析此影片的营销策略。     

萨科齐的“北约难题”

随着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法国重返北约似乎是“时代需求”。当然“重返”有着可以预见的好处，法国或许能够分享一些权力，但要让美国保证以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在北约拥有相应的领导地位，却未免有些一厢情愿。     

公共事务中的契约精神

确立公共事务中的契约精神就私人一方而言表现为参与公共议程、主张自己的私人权利、约束公共权力的扩张,同时也有义务服从法定的公共权力;对政府而言,就是严格依法办事,不能有法外之法,在自己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越位和缺位。     

公共事务中的契约精神

确立公共事务中的契约精神就私人一方而言表现为参与公共议程、主张自己的私人权利、约束公共权力的扩张,同时也有义务服从法定的公共权力;对政府而言,就是严格依法办事,不能有法外之法,在自己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越位和缺位.     

“2015年后新型全球合作关系”讲座举办

2013年9月13日上午，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北京共济酒店举办了2013年第3期“发展研究前沿”系列讲座，主题为“2015年后新型全球合作关系”。
　　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秘书处徐佳君女士作了题为“新型全球合作关系：通过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并推动经济转型”的主题发言，回顾了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报告的背景，介绍了报告的核心内容，以及目前关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最新动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微信传播策略研究 ——以疫情防控中的"中国广州发布"为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务微信平台是新媒体时代危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中国广州发布"为例,通过内容分析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微信的传播策略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中国广州发布"的信息发布数量通过持续设置疫情防控议程、依据广州防控情况调整议题强度;信息来源以整合各方权威信源为主、主要选择省内信源;信息发布形式以图文结合为主;信息立场以客观中立和积极正面为主;信息议题以"疫情通报"为主.由此归纳出传播策略:发布本土专家论断,发挥意见领袖作用;关注涉外防疫,多语种发布信息;专注个体叙事,展示广州抗疫群像;亲民化传播,拉近与公众距离;聚焦公众认知,扮演"告知"角色;赋能正向属性,扮演"宣传"角色.最后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微信的发展策略:建立政务微信科学的应急应对机制;内容创新,提升政务微信内容质量;倾听民声,加强官民互动机制建设;强化政务微信应急发布品牌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