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1935年法币政策的决策与实施

1928年之后,作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决策者和最高军事长官,蒋介石全力支持中央银行的成立运作及钞票的发行流通,支持对于普通商业银行的准入和货币发行进行监管.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之后,蒋介石主张加强管理和银行统一货币发行,在1934年的白银风潮之前,与孔祥熙规划币制的统一和金融整理.1935年1月,蒋介石经与孔祥熙等密商,确定要实施"统一币制".1935年3月底,对中交两行实施增资改组之后,蒋介石非常关注时局发展对货币金融领域可能带来的冲击,屡次催促加快实施币制改革.1935年11月法币实施后,蒋介石直接出面令饬地方军政当局遵守与配合,同时注意协调中央行政部门与地方军政当局的关系,在两者之间求得基本平衡.蒋介石对于政府中主持财政金融行政事务的主官基本上是信任并且支持的.蒋介石对于法币政策的及时颁行和取得成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决定性作用.     

“法币”发行初期为可兑现纸币

传统观点认为：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后发行的“法币”为不兑现纸币，从而为通货膨胀铺平了道路。对此，笔者表示异议。1935年币制改革以前，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市面上除了流通银元外，还流通纸币，即银行券。人们可持银行券向发行银行兑换银元。这种钞票即为可兑现纸币。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通货膨胀。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时，改银本位制为外汇本位制。市面只流通钞票，即所谓“法币”。为稳定币值，国民政府将白银换成外汇，规定每元法币合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后又与美元发生联系，规定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并由国家银行“无…     

论民国乡土币制——以绅权为中心对乡村钱票的考察

民国时期乡村钱票成多元化态势,县有县票,乡有乡票.这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也是国家币制混乱的结果.传统的乡绅在乡村钱票发行中占主导作用,并在国家货币体系之外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下层币制体系.随着二三十年代县乡政制重建中士绅权力的逐步扩大,其代表下层币制的抗争力量发生了倒转,于是乡土币制让位于国币的单轨制.     

清末民初中国的币制改革

清末民初中国的币制改革深受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国际金本位体系的裹挟，由各方势力共谋促成。国际金本位体系建立后，中国在偿付外债、赔款时承受巨额镑亏，对外贸易遭受巨大逆差，中国意图通过币制改革解决财政和贸易问题。为了消除关税摩擦、便利通商，扩大在华利益，英、美、日等国要求中国统一币制。清政府希望借助外部势力，收归货币发行权。币制改革正式开启后，中国向美国、日本寻求帮助并向国际银行团借款。然而在引入外国势力后，币制改革逐渐丧失了独立性。各国企图利用币制借款及附加条件，主导中国币制改革进程，干预中国内政。清末民初的币制改革均试图建立中央权威的货币制度，但受制于国力及国际因素，最终未能成功。     

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与中美金银交换

1935年 11月中国实行的法币政策 ,对于防止白银外流 ,统一全国货币是有益的。它有利于国内商品流通 ,促进经济发展 ,缓解金融危机 ,同时为促使中国货币走向世界 ,与国际货币接轨 ,在国际兑换中占有一席之地打下基础 ,这是币制改革的正面效应。但币制改革后 ,新货币价值能否持久稳定 ,南京政府没有把握。为了不使币制改革中途夭折 ,南京政府不得不向美国寻求援助。陈光甫访美 ,中美签订货币协定 ,美国同意以银换金 ,由中美两国财政部长具体实施。经过一番周折 ,才使中国法币准备金得到基本保证 ,法币制度经受了严峻考验     

抗战时期新疆币制改革中的政治与主权

民国以降,新疆币制长期游离于中央货币体系之外。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让新疆币制与国民政府产生更多交集。1942年盛世才"内向"后,国民政府坚持柔性治疆策略。在维护新币币信前提下,国民政府将作为国家主权货币象征的法币逐步在新疆推行,保障了新疆社会经济的稳定。新疆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后,尽管国民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竭力减少新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但在军事接连失利的情况下,收效甚微。抗战时期,对新疆币制的改革既是国民政府收复新疆主权、巩固在新统治的重要举措,亦是其利用战时推进边疆纳入中央金融体系的具体实践。     

用“一分为二”观点看待国民党政府1935年的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金融改革令》,宣布实行法币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一)把中央、中国、交通(后来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等银行发行的纸币定为法币,即法定货币,规定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支付和市面货币流通均用法币;(二)实行白银国有,禁止白银在市面上流通;(三)法币与英镑,后来又与美元,发生固定的等价联系。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币制改革。对于这次币制改革,究竟应当怎么评价?我们认为,应用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评价法币政策,既要注重政治关系,又要注意经济关系;既要看到国民党政     

解放前山西省银行存在的合法性考证

民国以来，关于币制改革的争论，旷日持久。晋钞发行是山西货币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山西省银行后期滥发纸币及造成的恶劣影响，使时人和后人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本文想廓清以下观点：（１）山西省银行的存在得到了当时中央政府的认可；（２）其准备金已达到７０％，符合当时财政部６０％准备金的规定；（３）山西省银行与铜元局无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币制述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全国性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迅速建立稳定的金融秩序,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成立之初就把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当作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来办理。于是进行了一系列的币制建设,即以国家政策规定苏区货币流通的结构和组织形式,并为完善币制、全面实行统一币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币制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体现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     

民国时期新疆币制改革刍议

币制是货币制度的核心，是一定时期经济金融状况及其规律性的客观反映。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是双向的，必须适时地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并对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民国时期新疆的两次币制改革从实践和社会效果等方面说明：在客观形势已有充分要求时，选择适当的方式和时机，果断而有序地进行合理和有效的币制改革，是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必将促进金融货币制度及其相关政策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从而保证社会经济事业科学、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晋钞发行对20世纪20年代山西金融业的积极影响

晋钞是阎锡山统治山西前期发行的一种纸币。晋钞进入流通领域 ,必然对各业产生影响 ,尤以金融业为巨。本文拟从划一币制、改善金融组织机构、利于工商业发展三个方面评述晋钞发行对当时山西金融业的积极影响 ,以期改变人们对晋钞的传统看法     

1939-1949年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述论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防止了黄金的流失.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抛售黄金与黄金储蓄并用以稳定币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日战争.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黄金政策虽未能遏止通胀,但并不是全无效果.而自1947年2月17日至1948年8月19日改革币制为止,所谓收购黄金不过一纸空文.自1948年11月22日起至新中国成立前,黄金出售政策同样以失败告终.所以,国民政府黄金政策的失败不在于中央银行的金融政策,而在于其错误的政治决策.     

清末币制实业借款的几个问题

1911年4、5月间,垂危的清政府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过两笔重要借款合同:一是币制改革和兴办东三省实业借款,简称币制实业借款,总额一千万英镑;另一是修筑两湖境内粤汉铁路和鄂境川汉铁路借款,简称湖广铁路借款,总额为六百万英镑(续借款四百万英镑)。这两笔借款,都是帝国主义列强为扶植摇摇欲坠的中国封建统治者而给予的财政援助,目的是为了扩大它们在华侵略势力。我们在论述辛亥革命起因和背景时,理应对这笔借款的影响和后果都给予足够注意,但从近些年来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论著来看,对湖广铁路借款酿成武昌巨变的史实谈得比较详尽,而对币制实业借款的情况一般都略而不述,或语焉不详。其实,考察清末币制实业借款的全过程,对于了解辛亥革命前后帝国主义的不同对华政策和纷争,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不可忽视或低估。     

统一公债案述评

国民政府1936年发行的统一公债不是新发债项,而是以发行新债票的形式对原有各项内债进行的第二次整理。国民政府因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对各项内债的本息延期偿还,发行统一公债五种债票换偿各种旧债未偿债票,同时延长各债的还本付息年限并降低利率。统一公债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但其负面影响仍是主要的。     

新桂系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广西新桂系官僚资本,按其发展的规模和程度来作考察,1926年至1921年是孕育期;1932年至1935年是形成期;1936年后是发展期。一、新桂系官僚资本孕育期的特征1925年冬,新桂系李、黄、白基本上完成了对广西的统一,开始建立官僚资本企业,以维持他们在广西的统治。当时全国正处于南北政权对峙局面。广西政局初定,财政金融异常混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恢复和发展工农商各业,在经济上站稳脚。因此新桂系首先从统一和稳定金融币制入手。     

走向“统一”的广东省货币金融--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区域性案例分析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国民政府力图在广东推行中央法币、收兑地方性货币毫券,完成法币改革。宋子良、蒋介石、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先后赴广东主持货币金融改革,1937年6月全面开启统一两广币制的计划,一时成效可观。然而,在紧随而来的战争格局下,国民政府却不得不采取沿用毫券、增发毫券,甚至使毫券国币化的举措,以维持对敌金融作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广东省货币改革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货币变革的区域性特点,也为我们反思法币改革究竟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例个案。     

近代中国口岸中心市场与统一市场

一中国近代的中心市场与统一市场 ,是经济史学术界众说纷纭的论题。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 ,国内商埠增设 ,市场的商品流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有的学者认为此时已形成了统一市场 ,3 0年代初的币制改革是统一市场建立的标志。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没有形成国内统一市场 ,魏永理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割据和旧中国商品经济的微弱 ,地方市场的独立性依然存在。 2 0世纪 90年代后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更注意对区域市场和地方中心市场的研究。笔者将这两个论题联系起来考察 ,以此对近代中国市场发展的形态和水平作一理论分析。所谓“中心市场”…     

清代贵州货币铸造的两个问题略考

清代币制,大体上是银铜平行本位制。为便于流通,银需要铸造成不同重量的银锭,铜则要铸成制钱,货币的铸造,清朝采取放任分散政策,各地官私银炉可以自由倾熔银锭,各省可以随时奏准设局鼓铸制钱,锻锭和制钱的重量、单位、成色、大小都不统一,甚至计量用的“平”也各不相同。马克思说过:“货币流通只是表现商品流通过程。”一个地区货币的铸造、发行和流通,是该地区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反映。考察贵州历史上货币的铸造、发行和流通的状况,有助于了解贵州各族人民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本文仅对清代贵州货币铸造中的两个问题作些粗略考察和研究,望货币史家和同志们指正。     

民国时期商人团体与财政治理——以汉口商会为中心

财政为庶政之母。在近代政府公债的承募、货币改制及税政改革过程中,政府多依靠逐渐兴起的新式工商团体的作用实现财政功能的拓展。汉口商会作为区域商人利益集体代言人,在财政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汉口商会就财政举债积极发声,参与政府对公债的整理以求维护财政信用与债权人利益。为维护商利,汉口商会不仅参与地方货币的整顿,更积极倡导币制革新,谋求币制统一。随着新式工商税收的相继开征,汉口商会从纳税人角度就税率标准、征稽方式等与政府展开了深度的互动,甚至在税法的修订、减征或缓征等涉税问题上与政府激烈博弈。政商之间围绕财政问题互动博弈一定程度展示了近代新式商人组织参与国家财政治理的复杂面相。     

正确认识与管理国债

我国政府自1981年开始恢复发行国债以来,国债规模不断扩大,1994年首次突破千亿大关,1995年高达1537亿元。国债发行规模的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普遍的关注。 一、中国国债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现代社会的任何国家都在发行国债,其目的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中国,国债的作用与意义尤为重大。 1.国债是支持改革、弥补赤字的主要手段。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基本上是以财政的“减税让利”为代价的,这势必造成财政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