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情之美的不懈追求者——谈高兰的朗诵诗艺术

<正> 著名的朗诵诗人高兰,是我国朗诵诗运动的开拓者,又是声情并美的朗诵诗作的不懈追求者。研究他的诗作的艺术,对在新形势下,进一步繁荣朗诵诗的创作,将有非常的积极意义。高兰是抗战期间国统区诗歌朗诵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以自己丰富的艺术实践,为朗诵诗体的成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和其它文体一样,朗诵诗具有特定的艺术要求:它必须声情并茂,晓畅传神,使朗诵者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强烈地吸引,并且感染听众。这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诗歌朗诵运动

抗战时期重庆的诗歌朗诵运动在国统区诗歌朗诵运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它对抗战宣传和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抗战时期重庆文艺事业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抗战时期重庆的朗诵以慷慨激昂的风格为主,诗歌朗诵理论探索的成果集中在洪深的专著<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中.在朗诵诗的创作上高兰的成绩最突出.那时还对"朗诵诗"的存在意义、内容、形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重庆的诗歌朗诵运动之所以得到较快发展,与新闻媒体的大力支持不无关系.     

朗诵诗理论探索与中国现代诗学

中国现代新诗史上 ,朗诵诗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新诗大众化诗学将朗诵诗作为新诗发展最重要的方向加以提倡 ,并逐步泛化为一种主要的新诗艺术的衡量标准。一些纯诗诗学的追求者如沈从文、梁宗岱等则对此提出质疑和不同意见。围绕着朗诵诗展开的诗学探求和论争 ,反映了两种诗学的长期对立与竞争、交错与纠缠 ,也体现了二者对于中国新诗前途的不同理解和思考     

高兰论纲

<正> 要评价高兰,就离不开对朗诵诗的看法,因为高兰是最重要的朗诵诗人,而朗诵诗运动又是新诗运动的历史转折点. (一) 新诗运动其实是诗歌文体的更新运动.抗日战争以前新诗意象化导致了自由体、格律体和象征体的递进;而八年抗战到十年“文革”,则在朗诵体、叙事民歌体、政治抒情体的艺术流向中导致了新诗形象化;新时期十年诗坛趋于情调化,可以归结为朦胧体、寻根体、影视体的推移. 这样来考虑问题,高兰的历史地位就在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高兰对抗战朗诵诗运动的杰出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朗诵诗运动之所以能够由武汉迅速传播到广州、香港、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国统区中心城市和战地乡村以及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是因为这一运动得到了一大批热爱朗诵诗创作和诗歌朗诵艺术的诗人、表演艺术家的极力倡导与支持。在这些人中，高兰特别突出。运动爆发之初，他不仅制作了大量的朗诵诗，而且还参加了汉口无线电台的诗歌朗诵活动，他经常在多种场合朗诵诗歌，努力探寻诗歌朗诵的技巧与规律，积累了丰富的朗诵经验，成为中国现代第一批朗诵艺术家。1940年11月24日全国“文协”诗歌朗诵队成立后，他与光未然一起成…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闻一多诗学理论与新诗形式的现代化建构

在中国现代新诗学理论的现代化建构中,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闻一多诗学的语言观首先区分了诗性语与实用语,由此确立现代诗学的本体论形式观,并进而确认现代诗的"有意味的形式"。闻一多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原则,是其诗学理论的现代语言观和形式观的具体实施。     

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读者传播与接受在作用于新诗创作的同时,影响着新诗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在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依存、对话,在冲突与融合中思考新诗建设问题,生产出不同类型的诗学文献,构建出具有传播接受特性的诗学理论;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性,致使现代大众传媒性成为新诗学的突出特征与理论品格;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制约着新诗理论的生成、建构,使新诗学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征。传播接受作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行为在赋予新诗学以丰富的现实感、时代性的同时,却使得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未能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弱化了新诗学的理论色彩与体系性。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论郑敏的诗学理论及其批评

郑敏的诗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诗学,强调诗歌的本质在于生命,诗歌力量的源泉在于人的生命中的无意识结构,而诗的生命则在于矛盾运动。二是语言诗学,强调诗的语言以他自身的生命而存在,诗人应倾听语言,敬畏语言,而中国古典诗歌对诗语美的追求为新诗的语言创造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传统资源。三是新诗批评,其中许多观点充分体现出诗人见解的原创性。     

现代转型背景下的诗学尝试——论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

从《去国集》到《尝试集》的创作实践中,胡适成功建立了现代白话新诗的早期范式,而《谈新诗》等诗论则从新诗发生史的角度勾勒了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轨迹及诗学特质。在胡适新诗创作与诗学理论探寻的双重变奏视角下。考察胡适新旧诗学转换成因及影响,对当下现代诗歌的探索也不无启迪。     

"情象"范畴的提出及对中西方诗学若干问题之思考

本文在中西方两种诗学传统的交汇处,提出了一个新的诗学范畴--"情象",文中不但论证了其概念内涵和交感化生的精神运演及存在形态诸问题,而且还把其视为跨文化语境中的诗学互为转换的机枢.同时还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具体文体的创作中,都需要经过意象--情象--意境(本体)这样三个首尾相连的艺术环节,从而打通了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的隔阂,为中国现代诗学的重建提供了某种理论基础.     

中国诗学辨--关于"诗学为何"答杨义与高建平先生

西方的"诗学"是极宽泛的概念,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因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存在性质的区别,以致近年引起"诗学为何"之争.中国诗学的渊源古老,由于儒家的诗教说而使其在文化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它摆脱了经学与杂文学观念的束缚,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较完备的体系,出现了系列富于学理性的专著.新文学运动以来因诗体被作为旧形式而否定,以致诗学缺乏学术的支持与投入.近十余年来理论体系的构架、专业集刊的创办和研究基地的建立,推动了诗学学科的建设.中国诗学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支学科,是以诗体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它由诗论、诗评、诗史、诗体、诗法和文献研究构成了有机的系统.目前尚需加强理论探讨,在尊重中西方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继承我们的传统并发现其现代价值,以突现中国诗学的文化品格.     

梁实秋的诗学理想与新诗现代性的构建

梁实秋以民族传统为基础,以人性作为诗的原质,在多元开放的宏阔视景中建构起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伦理人性的形式诗学。其重形式、讲法度的理性优雅的诗艺追求是在中与西、古与今诗学传统的碰撞与融合中而形成的对新诗现代化演进的独特探索,其“复古”的企图蕴含着现代的诗性品格。     

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传承关系的三种样态

中国古典诗学与20世纪新诗名家之间一脉不断的血缘传承关系,呈现三种样态：一是新诗名家现身说法,坦承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二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三是少数新诗人如纪弦等,公开否认自己的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联系,然究其创作实际,亦和古典诗学有着牵扯不断的瓜葛。理清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之间的传承关系,对于建立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提升古典诗学研究与新诗创作批评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论周作人早期诗学理念

周作人是新文学理论的积极建构者,也是中国新诗的积极实践者,虽然他的新诗成就一再被文学史提及,但对他的早期诗学理念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周作人在新诗只满足于白话作诗的诗体大解放时代,主张新诗的融化气度和抒情本分.周作人对于新诗的最大贡献在于新诗形式和理论两方面的创造性尝试.     

查尔斯·伯恩斯坦诗学简论

查尔斯·伯恩斯坦是美国语言派代表诗人和重要理论家,他的诗学思想对美国乃至西方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伯恩斯坦追求"诗学作为诗歌的其他形式延伸"的实用性和"拒绝一致性"的多样性。伯恩斯坦诗学在认知论上表现为美学与政治统一、形式与内容统一、解构主义语言观;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反叛,具体表现为"以语言为中心写作"和"反吸收诗学"。他的诗学思想提供了一扇洞察语言诗的视窗。     

"现实-象征-玄学":汉语象征诗学的内在结构--论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问题

20世纪40年代,汉语象征诗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以"新生代"诗人为代表的新诗创作真正确立起了"现实-象征-玄学"相结合的全新的汉语诗学形态,这一构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象征艺术的真正本性,而对这一新的诗学形态作出全面的论证和总结的正是"新生代"诗人之一的袁可嘉.     

钟摆:新诗艺术之发展轨迹

回顾新诗艺术的发展轨迹,会看到十分明显的“钟摆”形态。这种反复摆动的发展轨迹,从“外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格律体到自由体,再从朗诵诗到新民歌;从“内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白话诗到象征诗,再从意象化到形象化;而从内容角度看,新诗则从抒情小诗到现代史诗,再从讽刺诗到哲理诗。“钟摆”的形态,意味着新诗处于文体的草创阶段。由于草创期没有确定的文体规范,诗人就在诗感、诗观与诗运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寻找最佳的艺术表现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