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的移民史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西部,南依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北靠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脉。绵延一千多公里的狭长地带,片片绿洲人烟稀少,水丰地广,宜农宜牧,历来是中国移民活动最频繁的地区。河西,是移民的走廊,一部河西走廊开发史,也是一部移民活动史。     

天山北路的农牧交错带及其走廊意义——以清中期至民国“游记”文本为中心

18世纪中叶以来,农业发展与人口迁移促使"木垒-奇台-吉木萨尔"一线发展成为连接天山北路绿洲与阿尔泰山草原的农牧交错带。这条农牧交错带东连河西走廊,北接蒙古草原道,成为连接边疆与内陆的一条重要走廊,密切了边疆各区域之间、边疆与内陆之间的经济、社会与文化交流,使边疆更有效地整合进了区域与国家体系之中。走廊促进了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的形成与发展,也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生活在边疆的民族更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从马铃梆看河西走廊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河西走廊不仅在古今地缘上处于交通要道,并且在当下中国的文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当中也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对河西走廊的这一交通、文化要道的充分理解有助于"一带一路"现代化战略在地缘以及知识体系上贯行。民国时马铃梆对河西走廊的书写,呈现了多文明的知识体系在河西走廊这一区域的碰撞融合,是理解当下中华文明多元的一个重要依据。     

推进"辽西走廊"研究助力东北文化振兴——评《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社会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民族走廊"的学术概念.李绍明先生对此概念加以阐释,认为指的是"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学界围绕"西北(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这"三大走廊"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精干团队和丰硕成果.     

晚清中俄边界族群与珲春边疆的治理——以《珲春档》及《珲牍偶存》为解析中心

晚清新的东北亚格局下，以图们江区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边疆与周边”的国际区域；在晚清珲春境内的图们江区域，特殊时期、特殊地域形成了特殊而又颇具规模的中俄边界族群，其中的六类群体引发的中俄边务彰显边疆治理与周边地区的互动，此种历史场景下，珲春边疆的治理超越了边界而呈现出“涉外性”特征，从中展现边疆、边界、周边三个理论概念的因应关系。此说衍生于以图们江为中心的近代东北亚区域，是全球化带给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一种新思考，其重要启示在于建构中国边疆学的话语体系，既需要一种综合、系统与辩证的理论方法与视野，也需要全面、具体的实证研究与科学验证，否则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难以扎实推进。     

陆海统筹、边疆枢纽与当代西藏地缘战略价值论析

中国的西部边疆与北方边疆一同构成了能够影响全国安全形势的战略上游地带,西藏由于地形地势、相对位置和宗教文化等因素而在西部边疆中地位特殊,可谓是中国内陆边疆稳定的基石。而在新形势下,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印度洋重要性的上升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全面展开,人们对西藏和西部边疆的地缘战略价值的认识也应有所调整,即从着眼于国内调整为兼顾外部的南亚-印度洋,发挥连接内外经济合作的枢纽作用;从专注于内陆调整为关注海洋,发挥国家陆海统筹的前沿平台作用。基于西藏自身的战略地理形势和特点以及南亚-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除了应继续巩固西藏作为国家内陆边疆稳定的基石与国家安全的屏障这两大地缘安全价值外,还应提升和发挥西藏的这三项新的地缘战略价值:中国面向南亚主体开放的主要通道和枢纽、"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战略侧翼、中国经略印度洋的安全保障。     

全球化时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及其演变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边疆研究逐步进入到人类学视野之中。全球化时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走出了民族国家知识体系框架，通过阐释边疆空间变化所带来的不同社会关系和可能性结果，继而形成了“从边疆看世界”的鲜明的人类学叙事特征，内容包括边疆空间意义的地缘政治变迁和主体意义的生命政治形成，前者描述了边疆社会变迁和政治秩序的变化，后者则描述了边疆区域不同群体的社会实践以及相应治理技艺的演变，一同构成了全球化时代边疆“内”与“外”关联的多层面理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对中国边疆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于阗与北宋王朝的贸易路线初探

在宋代，以西夏占领河西走廊作为一个转折性标志，导致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由盛而衰，贸易线路发生巨大改变。西夏占领河西走廊之前，于阗与北宋的贸易路线基本上沿袭了汉代的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进入内地。西夏占领河西走廊之后，于阗及西域各国商队与宋朝进行陆上贸易改由“青海路”，取道青唐（今青海西宁）等吐蕃统治地区入陕西的路线，抵达北宋京师。     

冷战后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分析

本文通过描述中国周边国家地缘政治的多样性特征,中国周边国家的安全态势,周边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探讨中国周边地区汇集的世界大国的地缘战略利益,以此来思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刻内涵。     

黔西苗族身份的汉文书写与近代中国的族群认同——杨汉先的个案研究

杨汉先生长在20世纪初贵州西北部一个自称"阿卯"的苗族族群中.他关于贵州西部苗族历史文化的民族志书写,应放在民国年间政府构建现代国族体制的历史脉络中来分析,将之理解为中国西南部土著族群争取国家确认他们的民族身份和政治地位的一项努力.他既借用近代民族研究论述中"苗族"这个类别来争取政治确认,又根据土著文化和丰富的口头历史传说来重新定义"苗族",使之有别于现代国族建构的历史叙事框架.杨汉先的经历和著述,为我们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体制,提供了一个边疆土著族群的特殊视角和一批崭新的素材.     

中国边疆政治视阈中的跨界民族问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拥有漫长的边界线和广阔的边疆地区,因此具有治理边疆的丰富经验。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民族分布的突出特点是汉族居于中心区域,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近代以来连续不断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是导致我国边疆地区出现跨界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边疆政治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政治,跨界民族跨国界而居的特点使得跨界民族问题不仅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领土主权和边疆安全,而且可能影响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跨界民族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边疆政治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分析

在地缘政治、王朝经营、文明特性、区域族群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容美土司完成了族群社会的再造。这些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大都渗透着国家整合意识和族群主体意识,并在"国家化"的进程中不断变迁、发展和沉积,并又反过来促进了容美土司的国家认同。     

嚈哒史迹钩沉

嚈哒人为大月氏人的后裔，语言属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最初居住在鄂尔多斯一带，战国末年主部徒居河西走廊。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西徙至伊犁河流域。后徙居阿姆河以北地区并向阿姆河以南发展。自5世纪后半叶开始为中亚霸主，其一支东进塔里木盆地，为当地的统治族群。自6世纪上半叶开始，沦为前突厥汗国的附庸。塞北嚈哒至晚自6世纪上半叶便开始了突厥化的进程，自8世纪末开始成为回鹘汗国的统治族群。维吾尔、裕固、乌孜别克等诸多现代民族中都融有嚈哒人的成分。     

浅析中亚的地缘态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中亚地区地缘战略极其重要，具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地缘政治价值。冷战后，各大国纷纷介入，使中亚成为大国和地区力量角逐的又一个新的焦点。由于中亚各国是中国的近邻，因此，在中亚展开的激烈地缘竞争态势必然与中国的战略利益密切联系，对中国的边疆稳定、能源安全造成重大的影响。     

边疆,道德,治理:以感染性疾病的控制为例

公共卫生建设,尤其是感染性疾病的控制,是边疆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这个领域里,不同社会角色对疆界的理解与属于地域范畴的边疆有所不同.通过讨论感染性痰病控制的案例,从三个方面探讨边疆及边疆发展的治理维度.首先,边疆是一个标指性(indexicality)概念.话语实践中这种标指性与话语主体及其指涉对象之间会呈现复杂的关系.其次,疾病控制是以人口或人群为对象的生命政治实践.在这个框架内"边疆"被赋予了特殊的伦理涵义.最后,进入感染性疾病感染渠道的社会成员述行性(performativity)伦理表述及政治行动与不同疾病的生物特征有关,形成作为政治主体的生物社会群体(biososciality).这三个方面都提示我们应当扩展以地域和族群为内涵的边疆概念.     

老“跨学科视野下的边疆民族研究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史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

<正>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边疆民族地区存在着独特的族群、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状况,多元一体的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繁衍生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国边疆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民族众多、地理环境多样、地缘政治复杂,在新形势下,如何推进边疆民族研究深入发展,加强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学科建设,学术界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边疆治理中的政治建设论纲

边疆的国家属性,决定了边疆治理中政治建设的中心地位。因地缘政治、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经济格局而呈现的特殊性,使得边疆地区的政治建设既具备国家政治建设的普遍属性,也呈现为独有的区域特征。政党建设推动的边疆族际政治整合、中华民族国族机制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建设、以法为中心的边疆治理体系革新、以互惠合作为特征的新型府际关系建构等,均体现出政治建设中鲜明的边疆特色。边疆治理中政治建设的直接成果是政治稳定与社会繁荣,而实现途径则是边疆治理体系的革新与治理能力的重构。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拉铁摩尔理论的在华接受史——以民国报刊与文献的梳理与分析为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世界局势风云转变的时代,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当时国内对于欧文·拉铁摩尔学术与理念的认识逐渐开始深化,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在具体的关注点上有所变化,这一过程跟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与社会思潮的变动息息相关,也反映出拉铁摩尔在与当时中国学术界互动方面的某些不足。文章通过对民国时期相关报刊与文献的梳理和分析,重建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拉铁摩尔理论在华接受史的初步框架,重新确立边疆问题在近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     

宗教文化与宋至清末侗苗聚居地区社会治理研究——以湘黔桂界邻侗苗地区为个案

基于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族群多样性、文化多元性、人口流动性等特征,宋至清末历代中央王朝在治理该区域社会时,逐渐调整控制与管理方式,不断建构宗教文化的同时强化宗教文化的凝聚力,以调动地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在增强政治认同及促进族群团结的同时实现边疆区域多族群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以湘黔桂界邻地区侗苗社会为个案,基于历史文献及田野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探讨宗教文化在早期民族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河湟民族走廊与中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以明清时期为中心

作为“中心”与“边缘”的过渡地带,河湟民族走廊是将中原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等亚区域连接在一起的关键,而该走廊与中原的“一体化”成为其发挥连接作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作为“走廊”,河湟经济文化交流的繁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成为推动其与中原“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而河湟更具包容性的“性格”特征成为该走廊与中原“一体化”进程的催化剂。当我们看到中原王朝利用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对周边地区进行整合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周边地区通过制度、礼仪、传说、信仰等主动建构周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此同时,由于河湟民族走廊内部社会经济文化复杂而多元,又形成了其与中原“一体化”进程中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