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与培育路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进度。当前农民的有限主体性不能够满足乡村振兴要求,农民主体性发挥不足受到主观认知因素、组织因素和体制因素的制约。为此,要构建与乡村振兴要求相匹配的农民主体性,唯有破除制约农民主体性发挥的障碍,构筑乡村情感共同体,加强农民主体性培育的乡村文化建设;打造农民利益共同体,强化农民主体性培育的组织保障;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增强农民主体性培育的政策嵌入,从而促进农民主体性意识的激发、主体能力的提升、主体作用的发挥,以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及实现路向

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也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传统文化面临失序危机,乡村文化自信面临严峻挑战。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要认同乡村文化、尊重乡村文化、弘扬乡村文化,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重构乡村生态空间、文化空间、舆论空间、主体空间和产业空间,形成健全的乡村文化服务体系,培育新型农民和新乡贤文化,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实现乡村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十四五”时期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机制及图景——基于河南省M村老年人文化协会的考察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丰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路径。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口和资源外流加速，文化传承的主体、机制和动力缺少，文化发展动力不足，直接影响农民的文化生活、公共秩序及社会联结，文化振兴势在必行。老年人作为乡村社会的坚守者，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乡村，他们关心村庄发展和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依靠力量，也是应对乡村文化转型之困的重要主体。可借鉴河南省M村老年人文化协会的实践，通过老年人的组织化找回乡村振兴的主体，回归乡村振兴的本质，推动文化资源整合、价值塑造和组织重构，铸造新的文化生态和公共规范，增强社会关联和合作能力，从而为乡村文化振兴、文明传承提供坚实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基础。     

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价值逻辑与建构路径

乡村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与实践价值,展现为传续乡村精神血脉、构建淳朴和谐乡风、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坚持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是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推动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方面要求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因素的同时赋予其新形式、新载体,另一方面要求结合乡村生产生活实践创造文化的新内涵、新样态。新时代,面对文化传承主体缺失、文化体系散乱、地理文化隔阂以及技术鸿沟等挑战,乡村文化建设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文化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强化主体担当意识,统筹推进文化设施、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三位一体构建,完善新时代乡村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和以数字赋能为导向推动文化传播数字化,真正发挥文化启迪心智、滋润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     

艺术乡建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文化逻辑和实践路径

乡村文化是凝聚乡村力量的精神纽带,是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传承乡村文化,持续激活乡村产业、乡村人才、乡村生态空间重塑的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发展的题中之义,也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最终成效。面对当前资本逻辑介入乡村建设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冲击与消解,通过回归文化逻辑,挖掘和转化乡村文化资源,以艺术乡建的方式提高村民的文化自信与主体能动性、培养乡村艺术人才、激活乡村产业动能、营造乡村文化空间,可以有效提升乡村产业变现能力,增强乡村的文化和经济吸引力,从而实现乡村发展动力由“外生”到“内生”的转化。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基本理路及当代价值

面对现代化浪潮,梁漱溟先生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深刻反思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原因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与不足。进而,梁先生提出以民族精神和礼俗乡约架构新乡村、以工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撑乡村文化建设和以知识分子为主导激发农民的主体自觉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就其思想体系而言,不仅展现出其以“文化复兴中国”的基本志向,同时也展现出个人的理性觉醒和团体的伦理情谊相统一的基本特质。最后,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丰富内涵对于新时代坚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以系统思维统揽乡村振兴、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发挥新乡贤的引导作用等具有重要的启示和价值。     

“内外兼具”：乡村智慧治理伦理风险及长效机制建构研究

实施乡村智慧治理既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基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审视,乡村智慧治理在优化乡村传统治理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泛化与主体价值冲突、技术主导与主体权益冲突、技术开发与社会公正冲突等诸多伦理风险与挑战。因此,从乡村智慧治理的伦理自觉和技术自洽的长效机制建构来看：首先,乡村智慧治理“内”要以“善治”的核心价值理性构建其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其次,乡村智慧治理“外”要以“善智”的技术理性打造其治理工具与技术的创新;最后,从主体结构、权责划分、战略理念的维度构建“内外兼具”相互衔接的乡村智慧治理框架,以期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治理现代化。     

红色旅游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国乡村承载了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开为乡村红色旅游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而发展红色旅游在激发乡村产业活力、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当前,红色旅游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存在产业融合力度不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文化内涵挖掘不深、多元主体联动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聚焦现实问题,通过强化融合发展、完善基础设施、挖掘文化内涵、凝聚多元主体等有力措施发展红色旅游,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土文化的价值传承与重构——基于江苏省H镇的思考

乡土文化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反映乡村振兴的时代价值,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乡土文化的时代意蕴体现于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更好地实现和谐人际关系的建构、良善民俗风尚的传承、厚重民间历史的承载、多样地方特色的彰显等。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土文化的现阶段发展存在着乡土文化主体缺失、老旧观念偏离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乡土记忆欠缺造成创新性的匮乏等诸多问题。因此,我们应充分吸收乡土文化的时代价值,从打造人才回流机制、促进乡民观念的转变、融合发展乡土文化等方面对乡土文化实现传承与重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以社会资本为理论视域

中国当前正处于后脱贫时期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的历史转折阶段。农村全留守家庭是这一阶段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视域下,通过以皖北F镇L村为实例的调查发现,就农村全留守家庭的相对贫困问题而言,社会关系网络匮乏导致边缘化贫困日益显现,传统乡土信任的断裂造成囚徒式贫困逐渐突出,有关部门对相对贫困群体的忽视导致无为式贫困形势严峻。基于此,解决农村全留守家庭相对贫困问题不但要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还应该在基层党组织坚强领导下,促进传统乡土信任的现代回归,改造并丰富乡村社会资本,多维并举,实现有质量的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