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清流》出版

王晓毅同志的新著《中国文化的清流》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四章,20余万字。“正始名士”一章,探讨了文化精英群体的形成、思想性格及其社会背景和社会政治革新的悲剧命运。“正始时期学术思潮的巨变”一章,探讨了清谈、名理学、言意之辨、贵“无”论的诞生。“正始最强音”一章,探讨了王弼“执一统众”的学术方法和贵“无”本体论哲学体系。“正始玄风的历史发展和意义”一章,探讨了魏晋玄学的发展过程、文化清流的形成和文化道统的扩充。作者特别强调,从宇宙生成论到     

反玄虚思潮与两晋文风之变迁

正始玄学家的玄虚怪诞，激发了玄学内部反玄虚的思潮，该思潮与西晋重倡儒学之风相呼应，士人名教自然并重。这种风气强化了东汉以来文论求实诚、疾虚妄的倾向和尚通脱的风气，在西晋形成了追求省净和追求繁缛的两种文学倾向。西晋繁华过后，东晋冲虚玄淡的士风使得省净文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清远、恬淡、简约的新风尚。     

玄学思想对魏晋文学家的影响探析

玄学作为魏晋南北朝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思潮,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诸多方面,使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态势。通过玄学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家的审美取向、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等方面影响的研究,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思潮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试析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思潮

建国初期 ,人民民主政权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社会土壤 ,为新的社会经济思潮的产生与传播提供了温床。其中 ,农民的“翻身感恩”、“发家致富”思潮 ,工人的“当家做主”思潮 ,知识分子的“靠拢人民”思潮和资本家的“害怕剥削”思潮 ,最为突出。这些思潮的形成 ,有着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原因 ,是那一历史时期民众社会心态的真实反映和自然流露。这些思潮 ,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运行和社会发展趋向     

论魏晋玄学派系之别与阶段之分

本文首先以袁宏《名士传》之说为线索 ,把玄学分为正始、竹林、元康三个阶段 ,并指出正始玄学以老学为主 ,属老学系 ;后面两个阶段皆以庄学为主 ,属庄学系。复从学理的角度对这一观点加以进一步的伸述 ,指出正始玄学沿着以体摄用的理路 ,竹林玄学和元康玄学沿着以用显体的理路 ,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使时代所关注的中心课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东晋时期玄谈虽依然很盛 ,但于玄理没有根本的创新 ,故不可视作一个独立的阶段。     

"五四"时期"自由恋爱"思潮述论

"五四"时期,自由恋爱作为婚姻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注.他们在批判传统包办婚姻的同时,大力张扬自由恋爱,对自由恋爱的内涵、价值、伦理要求及其途径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和建构,形成了一种颇具时代特色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不仅有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对现代情爱观的形成和人的近代化进程有其积极作用,但思想中某些方面也表现了无法掩饰的局限性.     

向秀《庄子注》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向秀《庄子注》是魏末“竹林之游”时期的作品,这是一个误解。向秀经历了正始、魏末和晋初三个文化时代,虽然注释《庄子》的工作亦完全可能开始于魏末,但是作为一部未竟的遗著,其最终“成书”,是作者的逝世时间——西晋成宁元年(公元275年)前后。在血腥的魏晋禅代道路上,向秀曾追随嵇康,以《庄子》“人性自然”为旗帜反抗司马氏虚伪的名教之治,却最终不得不屈服于政治强权,成为西晋王朝的高官。他的《庄子注》,开辟了以“入世”精神诠释《庄子》的新思路,反映了西晋前期玄学思潮的时代精神。从表面上看,向秀似乎摈弃了魏末竹林之游的偏激倾向,回归了正始之音,以《庄》学形式,重复着儒、道合一的玄学主题,但是终极关怀却发生重大变异: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被个体生命的舒适所替代,汉魏之际儒道哲学的社会批判精神被阉割,化为对一切不合理现实的认同。由于向秀《庄子注》表达了正始、竹林名士在第一次玄学思潮退潮时消极妥协的心态,不适合元康名士的理论胃口。因此,在玄学第二次高潮到来的元康时期被思想界冷落,未能流行于世。而当元康玄学因八王之乱再次跌入低谷时,其理论价值才被郭象重新发现。郭象以其完善的本体论学术方法,成功地吸收了向秀的思想精华,使“名教”与“自然”彻底融为一体     

魏晋玄学与言意之辨

魏晋时期,经学统冶的崩溃,儒学禁锢的破除,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思想的解放,理论的突进和思潮的迭起。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本的玄学思潮。魏晋玄学这种新的哲学思潮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学以及文学理论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以至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在其以后的发展中始终未离开过具有这种精神内质的线索。玄学     

浅析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观——排满思潮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知识分子是这场历史巨变的主导力量。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的排满思潮具有一定的狭隘性。本文主要探析的是排满思潮的内容及其本质,它在政治方面的意义以及它产生的社会根源。     

论五四时期探讨女子经济独立的社会思潮

受五四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妇女经济独立问题成为五四时期思想界热门话题之一。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妇女经济独立的内涵、意义及其途径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有其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在近代中国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基于“接受群体”之成因及导向的探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厚根基，是诸多历史因素合力的必然取向。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与发展，中国社会阶层中的底层民众、学术界知识分子、少数社会精英分子“三股势力”所形成的历史合力逐渐凝聚，推动着中国社会思潮的再次流变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在底层民众的文化亲和中，在学术界的情感倾向上，在少数社会精英的认知和实践导向上，融合着特殊的时代境遇，最终催生与化育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     

西晋玄学思潮管见

西晋玄学也称中朝玄学,指兴盛于西晋中后期元康——永嘉之际的玄学思潮。这一时期,玄学发展的各种社会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在他执政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玄学思潮没有得到重大发展,也没有出现有重要理论建树的玄学思想大师。但是,这一经济政治和平发展的时期,新旧势力的对比却慢慢地发生着重大变化,为元康之后的玄学突起埋下了伏笔。首先,在占田制、荫客制及九品官人制的促进下,庄园经济得到了大发展,     

正始赋学批评

正始时期 ,存在着宗经与反经两种文化思潮 ,与此相对应 ,反映在赋学批评上 ,便是嵇康的《琴赋序》与傅玄的《七谟序》等。而成公绥的《天地赋序》与张华《鹪鹩赋序》等 ,则进一步表明 ,由于玄学思维的渗入 ,赋学批评在理论上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个较大的空间     

知识社会学对社会思潮形成演变的考察及其意义

本文考察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关于社会思潮形成的社会背景、演变动力、演变机制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潮演变中的作用等方面的思想,论述了这些思想在今天的意义。     

《景福殿赋》与何晏的儒家思想──兼论《景福殿赋》主旨

《景福殿赋》是何晏的重要赋作，其主旨是表达何晏的政治思想。何晏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但其玄学思想与正始及以后的玄学思想不同，在他的思想中有鲜明的儒家色彩。他的儒家思想在其《景福殿赋》中有明显的表现。     

《景福殿赋》是何晏的儒家思想－兼论《景福殿赋》主旨

《景福殿赋》是何晏的重要赋作，其主旨是表达何晏的政治思想。何晏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但其玄学思想与正始及以后的玄学思想不同，在他的思想中有鲜明的儒家色彩。他的儒家思想在其《景福殿赋》中有明显的表现。     

中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学习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思想的体会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精辟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一笔珍贵的财富。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的论断,不仅是历史凝成的真理,也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指明了正确道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今天,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有了新的形式、内容和发展趋势。新的形势向当代知识分子召唤,要摆脱“左”的思潮的束缚和右的思潮的干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勇敢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     

魏晋玄学与魏晋音乐初探

魏晋时期,在玄学兴盛的两百余年中,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思潮席卷当时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样对魏晋音乐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玄学思潮浸润下,魏晋音乐以道家思想为旨归,强调音乐"和"的本质特征,造就了一代音乐作曲、演奏名家群体,凸显充满玄学风格的经典音乐作品的独特艺术个性,同时也反映出魏晋玄学思辨对构建和发展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作出的弥足珍贵的贡献。     

论魏晋玄学三派之价值趣向

竹林玄学、正始玄学、元康玄学为魏晋玄学之三派。在"汉文疲敝"的背景下,竹林玄学以礼义文化为非自然,故而倡言"越名教而任自然"。竹林玄学本质上是道家之学,他们对流于虚饰的文化批判在逻辑上成为新的文化建构的先导。从嵇康、阮籍的激烈态度至王弼、向郭的价值学说,其逻辑之演进有类于从先秦道家之"为道日损"再至儒家的道德重建。正始玄学"举本统末",其指归在于法"道"而行,趣于"同乎道"、"冥于神"之境。元康玄学"崇有"而倡"独化",其宗趣在于肯认人生之"自由"——自己由乎自己。王弼言"本无",可谓由体而发用;向郭倡"独化",则是由用而显体。虽然发论途径不同,体用不二之理趣则为共通。     

才性同异离合与夏侯玄选举"分叙"之议"

魏晋才性同异离合之论是玄学清谈的重要命题,其论的具体政治背景,与汉末以来士之性行与才能是否为一,以及魏创九品中正制以来对人才的乡里评议与台阁授官能否分离这两大问题密切相关.正始中夏侯玄从政治操作层面,维护台阁铨衡用人之权,分别"上之分"与"下之叙",主张任用考察士人时应对才能与德行"明其分叙".两者前为"事理",后为"人心".在才性关系上既主才性离,又承认才性同,视才性的同异离合为相反而相成.体现了正始玄学家糅合儒道,打通天人的哲学努力,是正始玄学"名教出于自然"思想在才性论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