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团”组织

敦煌汉、藏文文献中经常出现一个表示某种组织的称谓词——"团",团有"团头"。对此,论者多有涉及,诸说并出,或谓寺院寺户的常设组织,或谓行业组织,或谓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基层组织,或谓临时生产组织,不一而足。"团"之称谓,源于北朝府兵制,唐代府兵制瓦解后,"团"这一称谓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敦煌文献中的"团",为表示某项集体行动的临时团体,无论僧俗两界,均有不同的"团"组织的记载,而非寺户的常设组织,更非敦煌的基层民户组织。     

敦煌文书P.3885号中记载的有关唐朝与吐蕃战事研究

敦煌文书P.3885号中的《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赞普》和《前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盖嘉运制[开元]二十九年燕支贼下事》记载了开元二十九年(741)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率军进攻唐朝河西陇右地区的进军路线、吐蕃在今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黄河上游地区磨环川等地的军政设置、佛教对吐蕃的影响、吐蕃军队与唐军交战地点以及唐朝河西陇右节度使辖区的军事布防、节度使盖嘉运上任后面对吐蕃进攻采取的军事行动等方面史实,弥补了传世史籍中有关记载的不足。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人对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吐蕃居民及其生活状况和归义军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进行研究.本文通过敦煌文书的分析研究,认为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主要来源于吐蕃统治时期的官员、驻军及其家属等,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人改用汉姓并使用吐蕃名,主要由退浑部落进行管理,部分生活在敦煌诸乡的吐蕃居民成为归义军管理下的编户.     

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司法制度初探

本文运用敦煌、吐鲁番等地所发现的汉藏文献和汉藏传世史籍的有关记载,对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吐蕃统治河陇时期的司法制度既继承和发展了本民族法律传统,又对唐朝司法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模仿与借鉴,对后世河西归义军政权和藏族社会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敦煌吐蕃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功德窟考

本文通过结合敦煌吐蕃名僧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在敦煌的活动线索,对莫高窟第161窟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第161窟极有可能就是吐蕃统治时期法成在敦煌营建的功德窟.     

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

敦煌吐蕃文文书中的■(岗)的本义应与西藏近现代封建农奴制社会中■(岗)的含义相同,为一定面积的耕地;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将头的另一称谓■(五十岗) 即管理承种50岗耕地民户的负责人,又被称为■(百户长);■(五岗)即管理承种5岗耕地民户的负责人。吐蕃统治敦煌的基层组织对后世河西归义军政权和藏族部落都有一定影响。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vjang"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数条关于吐蕃与vjang关系的记载,分析这些记载,并将这些记载与《南诏德化碑》、《云南志》及新旧《唐书》中的有关记载进行对照,可以认为写卷中的vjang只能是唐代割据云南一带的南诏。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 190 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 ,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 ,因而它既为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本文从历史学、宗教学、语言文学和医学历算四个方面论述了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并认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 ,既为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不但印证和补充了藏汉文正史 ,而且在国际藏学界大大提升了藏族传世史书的可信程度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写经活动,时间长、人数多、规模大、拥有完善成熟的写经制度成为这个时期的写经特点.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写经生选拔、经费来源及执事人员设置等方面,探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从姓名特征看归义军时期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吐蕃在河陇统治结束后,部分吐蕃民众依然散布于河陇地区;敦煌文献载大量有关吐蕃民众的信息资料,通过对归义军时期以敦煌为中心的吐蕃后裔进行考察,力图揭示这一时期吐蕃民众及其后裔的姓名信息与民族融合、职业特征、佛教信仰等方面的关系,再现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的缩影.     

敦煌吐蕃文书P．T．1095号写卷解读

P.T.1095号写卷是迄今尚未公开发表的一件敦煌吐蕃文书,是一份购牛契约书。该契约条款完备、债务关系明确,既有担保人也有吐蕃高官做中证人,涉及到三个民族、两个部落,并出现了学术界未曾关注的新部落。契约反映了8世纪左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和民族关系,以及藏语文的通用语地位。文章对该文书首次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和分析。     

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

为了保全佛教圣地敦煌(时称沙州),吐蕃历史上的第二位赞普墀松德赞曾亲临前线,定下了围而不攻的方略,遂有了和平占领敦煌的结果.为了把敦煌建设成为吐蕃在西北的宗教、文化中心,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大力弘扬佛教.秉承前代赞普的弘佛意愿,吐蕃历史上的第三位赞普墀祖德赞下令在吐蕃所辖河西诸州广泛传抄佛经,仅在826年一年,吐蕃就在敦煌抄写了8部藏文<大般若经>和3部汉文<大般若经>,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的弘佛力度和兴佛决心.如此大规模的抄经事业,所产生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报废经页,本文将就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作简单介绍和分析.     

法藏敦煌藏文本P．T.99号《正说圣妙吉祥名》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将敦煌藏文写本P.T.99号中的写本<正说圣妙吉祥名>与<甘珠尔>中所收规范本进行比较,论述二者的异同和相互间的关系.对该经的最初传授者和翻译者,经考证认为是密宗大师无垢友和吐蕃译师聂·杂那.提出释智的汉译本应属西夏时期的译本,依据类似敦煌本的藏文本翻译,认为该经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敦煌藏文本禄命书P.T.127《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的再研究

抄创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藏文本P.T.127禄命书,主要依据汉文本P.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改编而成,该占书以敦煌吐蕃裔民为信仰对象、以汉族北斗五帝为最高命属、以佛教转生为解释手段;P.T.127禄命书既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民族、佛教、数术等多元社会因素互动下的产物,也是这一时期敦煌蕃汉族群认同与宗教文化交流受容的有力见证,同时对敦煌社会"违戒"风俗和吐蕃社群历史追忆也有着具体的折射.     

劳度叉斗圣变未出现于敦煌吐蕃时期洞窟原因试析

学术界传统意见认为,敦煌中唐吐蕃之后洞窟中以整壁一铺巨幅画面大量出现的劳度叉斗圣变,主要是意在表现当时人们对推翻吐蕃统治的喜悦心情,属洞窟中的反蕃历史题材.但文章作者并不同意这一传统观点,而从艺术与形式的关系入手,经过对劳度叉斗圣变绘画特点的综合分析,认为劳度叉斗圣变之所以在经过北周初唐的表现后而在中唐吐蕃期洞窟中突然中断,又在晚唐五代宋洞窟中大幅表现,主要是受该类经变画表现形式的限制,其思想仍在阐释主尊造像的性格,并非是用来表现反吐蕃的洞窟绘画历史题材.     

沙州的节儿与乞利本

吐蕃占领唐朝河陇地区以后,废弃该地区原有唐朝官制,建立军事占领区官制,于沙州设置节儿,取代原有的唐官刺史,亦即以吐蕃官员统治唐人,另由唐人出任都督,以辅助节儿处理唐人事务。然而,此套制度于蕃占沙州第七年,发生氾国忠等攻杀沙州节儿等蕃官事件,迫使吐蕃不得不更弦易辙,对沙州官员作了某种程度的调整。因此,有学者针对上述吐蕃的调整,以为批示S.6829v号及P.3613号二件牒状者,为当时敦煌最高官员乞利本,名为"润"之吐蕃人,并指认P.T.1089所载被任命为沙州节儿论的■,就是担任沙州乞利本的吐蕃人"润";并以此延伸主张"沙州节儿论""沙州乞利本""节儿论及州内权限的万户长"以及"节儿论汉人万户长",均为同一官员之不同官称;又以为沙州节儿有4个等级:节儿论、节儿观察使、中等节儿、小节儿,而节儿论、节儿观察使二者皆可以简称为节儿;亦认为敦煌汉文文书中的节儿监军正是吐蕃文文书中的节儿观察使、万户都护等等。文章主旨希望透过辨正上述的主张,对于吐蕃占领敦煌以后所设立的职官以及统治机制,有更为清晰的轮廓。     

“投毒”与唐代吐蕃政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包含了许多关于“投毒”的信息,贯穿了整个吐蕃王朝历史.依据这些记载可以透视吐蕃政治生活中的赞普与外戚、大臣之间的权利争斗,而这些争斗中隐含着吐蕃社会生活中的佛苯之间矛盾.另外,通过投毒手段、制毒过程等信息,可以看到“投毒”是唐代吐蕃政治生活的惯用手段以及吐蕃时代的一种民俗,这种方式可以迅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甚至影响到吐蕃内部政局稳定或者外部归附势力的安定程度.     

敦煌壁画中吐蕃赞普像的几个问题

赞普像是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壁画中的标志性人物像之一,其出现是壁画的绘制者根据实际情况将佛典内容进行变通的结果。赞普问疾听法图的粉本应源于吐蕃地区,由汉藏艺术家们共同创作而成,而赞普和侍从的服饰及容貌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则是受当时敦煌地区民众审美观念的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

公元 78 6年至 848年 ,敦煌处在吐蕃王国的统治之下。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敦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即落蕃官阶层。生活在这一阶层的人都曾是唐王朝的官吏 ,不幸身陷吐蕃 ,他们身着蕃装 ,却又心向大唐。本文试图通过对敦煌落蕃官出现的原因、地位、心理、事迹、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分析 ,以求对这些落蕃之臣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关于吐蕃告身制度的几个问题

本文运用敦煌汉、藏文文书和传世史籍对吐蕃告身制度进行探讨,认为吐蕃告身制度是吐蕃王朝在其自身传统做法的基础上,对唐朝官员的服饰制度和告身制度进行借鉴模仿而成。吐蕃给平民百姓授予木质写有文字的告身khram,用以辨别身份、区分贵贱。在敦煌汉文文书中,khram被称为牌子。另外,吐蕃王朝还授予中下级官员大藏(gtsangchen)、果藏(sgogtsang)之位,这两种职位也是告身,它们与藏族传世史籍记载吐蕃授予作战勇士的铁文字告身相类似,有可能就是铁文字(lcagsyig)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