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语言态度调查研究

城市农民工语言态度调查研究表明,该群体对普通话认同感较强,在情感、功能和地位评价三个方面,正面评价占主导地位,对自身普通话水平期望程度较高,对子女会说普通话的愿望强烈;对自己的家乡话,在情感上归属感强烈,认为自己的家乡话听起来亲切、好听,但是一半左右的农民工对家乡话的功能、地位评价持负面评价,对子女保持住家乡话的意愿不强烈。进一步的影响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流动取向"、"学习普通话的起始时间"、"居住方式"是影响城市农民工对普通话态度的相关因素;"流动取向"和"经济收入"是影响城市农民工对家乡话态度的主要因素。     

广西农民工语言的实证研究

广西农民工语言实证研究表明,在语言容量的扩展上,农民工普通话水平进程比较慢、普通话运用水平不高;在语言认同上,农民工语言亲感评价家乡话高于普通话,语言功利评价普通话高于家乡话;在语言交际模式选择上,农民工在公用场合运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选择倾向越来越明显,称谓语运用中,既有方言称谓成分的保留,也较好地吸收了城市中的称谓用语,体现了农民工语言的城市化进程。     

发达地区语言态度比较分析研究——以广东省佛山市为例

通过"改变装束测试法"、"语义微分量表法"、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对发达地区佛山市160名不同职业的受试进行了语言态度调查及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职业背景影响受试对不同语言变体的评价。受试虽有一定的地域意识,但对普通话和英语的地位因素和适用因素评价较高。     

流动儿童在城市入学的语言适应——以关中方言为例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接受教育,这些孩子对城市教育的适应性问题已经吸引了包括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多方面的关怀,适应城市学校的学习生活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语言的适应,即从家乡话转入普通话的适应。在对某城市小学一年级的抽样调查后发现,方言已经成为了这些小学生为适应城市教育而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门槛,而且这道门槛也对在城入学的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产生了一定影响。加强对在城入学的农民工子女的普通话训练并帮助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自信是非常必要的。     

农民工语言认同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语言认同指农民工共同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的言语行为及对普通话和当地方言在态度、情感、认知等心理活动的趋同;农民工语言认同包括语言期望认同、语言情感认同、语言行为认同及语言文化价值认同等;农民工语言认同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语言交际价值的促动和语言文化价值的实现。     

新疆柯尔克孜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对策

柯尔克孜族普遍使用柯尔克孜语、维吾尔语、普通话三种语言,部分人会说哈萨克语。柯尔克孜族的语言使用在场合、年龄、受教育程度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多种语库模式间的差异较为复杂。目前柯尔克孜族普通话水平普遍较低,应将普通话与平时的生产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村民主动地学习、使用,在尊重语言演变趋势与保护语言多样性之间寻求平衡。     

语言态度对语言使用影响的调查——以母语为衡阳方言的大学生为例

调查母语为衡阳方言的大学生对普通话和衡阳方言的态度和使用情况,进而分析语言态度对语言使用的影响,结果显示,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成正相关性,对普通话的语言态度与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成正相关性,普通话教学应重视加强学生对语言价值的认识及对语言感情的培养和引导。     

“地方普通话”研究刍议

"地方普通话"是一定地域的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中介语,是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不够标准的普通话,是标准普通话的地域变体.对"地方普通话"的研究是一种介于第一语言习得研究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之间的母语标准语的习得研究,也是一种语言变体研究,可以从语言系统本体和发展两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新疆喀什古城的语言生活——高台民居社区居民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

高台民居是喀什市老城区维吾尔族高度聚居地.居民最先习得维吾尔语,且均熟练掌握维吾尔语.维吾尔单语人占66.7％,维汉双语人占33.3％.家庭内部、社交场合主要使用维吾尔语.被试对普通话社会地位评价最高,其次是维吾尔语,对汉语方言评价不高.87.5％的被试小学阶段接受过维吾尔语教育,12.5％接受过维汉双语教育.多数人认为维吾尔语对自己较重要,普通话对后代较重要,并希望后代接受维汉双语教育.总体而言,维吾尔语是主要交际语,汉语掌握程度呈显著代际差异;居民对相关语言的主观评价、行为倾向及实际行为不一致,中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不高,传统手工业制作对母语保持和汉语推广均有一定影响.     

从被动到自觉: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环境与同化路径研究——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的分析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应主动适应流入地的语言生态环境,改变原有的语言习惯和交流方式,在语言态度、语言情感、语言评价、语言使用等方面实现从被动接受到自觉运用的积极转变。本文以社会语言学为视角,宁波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语言同化为内容,社会调查为依据,分析农民工的语言生态环境和演变进程,提出农民工语言同化的主要方法和发展路径,为增强农民工城市发展能力、提高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加快社会融合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策略。     

通语词汇与方言词汇竞争概说

汉语通语词汇和方言词汇在相互竞争中发展。前者对后者的竞争方式主要是冲击和扩散,而后者对前者的竞争主要是渗透。二者竞争结果主要有三种：通语进入方言、方言转化为通语、通语和方言合璧成词。通语词汇和方言词汇存在表层和深层两个竞争层次。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研究

文章基于CHIPS2007流动人口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在城市独立租房的农民工而言,合租和居住单位宿舍农民工婚姻不稳定系数变动增大;与居住非城区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城区农民工婚姻更加稳定;与居住在平房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楼房的农民工婚姻更加和谐。随着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增大、饮水条件改善、卫生设备提高以及取暖设备完善,婚姻稳定性也显著增强。同时也发现农民工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农民工城市住房产权不显著影响该群体的婚姻稳定性。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问题

从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在我国社会主义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父辈们不同,他们希望能更好地融人城市,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就业、保险、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平等待遇。因此,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出发,寻找出其利益诉求的新变化及困境,从而探索由国家、政府、企业、个人、社会团体所共同组建的多方权益保障机制,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态考察与政策支持

农民工市民化需要系统的政策支持体系作支撑。只有帮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使之成为一种自愿性选择，才能完成农民工实质意义上的市民化。对重庆市农民工市民化实态考察表明，要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支持系统，给予农民工市民化平等的、平衡的、统一的、发展的政策支持。     

城市融入进程中的捉民工传媒话语缺失与重构

农民工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迈向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须要让更多的农民工融入到城市中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离不开大众传媒发挥的独特作用。现实上，农民工存在传媒“话语”的缺失，这造成了农民工的“集体无语”并影响了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识。因此，需要重建农民工的传媒“话语”，促进农民工快速融入城市社会。     

城市电视台对农民工的文化关照:福建例证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成为一个群体不断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城市电视台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建构农民工的身份,在泉州电视台"盲流—农民工—外来劳动者—新泉州人"的称谓转换中,再现了农民工身份的文化迁徙轨迹。城市电视台农民工身份建构是城市管理者、商业资本、城市电视台自身的新闻专业主义和不断走向市民阶层的农民工自我赋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电视台在农民工身份建构上仍存在着文化关注不足等问题,应将传递农民工文化的正能量和搭建农民工媒体平台作为城市电视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     

论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工问题的制度变革

加快城市化进程与解决农民工问题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在于农民工的市民化。故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与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对现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和社会公共服务制度进行综合变革。     

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逐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了到城市谋求发展的空间。他们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群体长期以来都游离在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成为我国一大不容忽视的弱势群体。究其原因主要有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桎梏、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立法缺失以及人们的一些思想观念阻碍等多因素共同造成的。因此，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健全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并逐步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理性选择。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