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原始儒学中的内圣与外王

自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以后．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都在不同程序上倡导“内圣开出外王”，认为内圣是外王的本体，外王是内圣的发用．外王是由内圣曲通开出。按此理解，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便是一种因果上的体用关系。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或者说化解了外王儒学，使外王儒学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使儒学长期郁范于个体生命的狭窄领域，而不能作用于政治领域，从而把儒学从一门创世之学变成为随世之学。这大大缩小了儒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儒学烙上了“终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历史讥评。要建设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原始儒学中的外王之学是一笔独立的思想资源，而要借鉴这笔资源，需要我们就原始儒学的许多方面作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内圣与外王是原始儒学中各具独立性的两大组成部分。鉴于在儒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外王之学的漠视和化解，文章具体考察了孔子为王的历史真相和王学义理．并认为当政治失序之时，孔子关注的重点是在外王而不是在内圣。他对新型君子的设计，同样强调必须具备政治能力。     

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儒学能否现代化”和“儒学是否能有第三期发展”应是同一的问题。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在儒学受到印度佛教冲击以后的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适应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的要求,从而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学说;那么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下,儒学可不可能有第三期发展?如果儒学能够有第三期发展,那么它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也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照我看“儒学第三期发展”     

试论唐代儒学的复兴

<正> 唐代儒学是我国古代儒学由魏晋南北朝的衰落时期向复兴时期转化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儒学,承前启后,有所创新,在魏晋南北朝儒、释,道初步融合的基础上,开始了“援佛入儒”的尝试,并成为宋代儒学新的思想形式的嚆矢。因而唐代儒学的复兴及其演变,是儒学发展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一) 儒学的演进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过程。它与时代、政治、阶级紧密相连。唐代儒学的历史命运首先可以从春秋至唐这一历史过程中探讨。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春秋至东汉、魏晋至隋唐阶段。不难发现,这两个阶段的历史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政治分裂时期(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短期统一时期(秦、隋)、大统一时期(汉、唐)。儒学盛衰的演变也经历了与之相应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时代造就了儒法道墨等流派及其思想家。但一个流派作为统治思想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秦,秦尚法家。它用暴力统一了六国,但在统一之后,仍坚     

中国古代的文化选择与儒学的文化示范

儒家学说在自汉至清两千余年的文化发展中之能一直稳居文化结构的统治地位，是由一些极为复杂的原因决定的，但若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与社会统治集团进行的文化选择、实行的文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运用“文化选择”与“文化示范”两个概念，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统治集团所进行的以“国家面目”出现的两次重大的文化选择过程，及其对儒学的文化示范以及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哲学的教化与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精神的根本特质

“教化”是儒学的一个核心观念。但儒家教化的形上学基础是理性人文义的“哲理”,而不是单纯信仰义的“教理”。儒学并未独创一套为其自身所专有的仪轨系统,它所据以施其教于社会生活的仪轨系统,就是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普泛生活样式的“礼乐”。这种不断经由儒学形上学诠释、点化、提升的礼仪和礼乐系统,具有一种因革连续的历史变动性和对其他宗教生活样式的开放和包容性。它与一般宗教仪式、仪轨系统所特有的固定性和排他的性质,有根本性的区别。儒学的教化,可以称作是“哲学义的教化”。儒学作为“哲学”,其思想的视域是实现论的而非认知性的。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以东亚模式为视角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 ,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 ,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 ,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 ,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从社会大系统结构看 ,中国儒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的原发性 (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承性 ) ,二是“大一统”的文化特性 ,三是文化整合性。中国近代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 ,儒学也没能围绕现代化目标进行积极有选择的转换。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 ,儒学也再度恢复生机。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仍应对儒学保持认真反思的态度     

继承发扬儒家“孝道”的优秀思想 促进“四有”新人的培养

儒家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话说一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对我国儒学思想的社会功能的肯定。儒学是一个蕴藏丰富的思想宝库，批判地吸收继承儒学“孝道”的优秀思想，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家实现长治久安，家庭幸福有序，个人健康发展都有极大的意义。一、关于儒学的“孝道”思想从内容上看，儒学“孝道”的内容有三个层次：一是事亲；二是自爱立身；三是事君。对孝的行为要求上有：对父母的尊、遵、养、奉、顺、受、服。爱护自己身体发肤和名誉，不做有辱父母祖先的事及忠君，认为孝的本质是忠。忠是孝的归宿，能行…     

儒学“治国”之“道”与“术”的重新思考

以“德”与“天命”为核心的世界观支配着儒学的生活世界，直至乡土社会瓦解之前都还适用。随着西学知识体系垄断现象的出现，儒学如何衔接现代社会就成为一个问题。固守传统的知识体系难以对原有的世界观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中，“治国”是儒学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儒学治国的主要问题是弄明白如何以德性养成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通过对整个社会进行干预使得德性原则在社会每个点上都能发挥调节作用。儒学治理所分析的不是行为活动的策略规划，而是分析实现过程的历史逻辑，试图利用修身养德性来破解各种非道德领域关系。儒学经世致用的合法性取决于官方认定，但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推崇什么，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厘定。对于治国之“道”的笃信，使得儒学仅仅局限于“术”层面的反省。然而这远远不够，有必要重新反省“治国”之道与术的关系。     

儒学关联于民众生活的现实载体

儒家思想的核心 ,是一种具有教化意义的文化理念。它因任社会生活和民众生活的样态、形式而始终与之保持着一种相切互成的关系。现代以来 ,儒学与现实政治制度的解构 ,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现代儒学和传统研究完全被纳入西方式知识化、专业化的教育体系 ,退居学院化知识性一极 ;而以经典诵习为内容 ,以立志成德、敦民化俗为目的的儒学教育 ,已丧失其寄身之所 ;作为中国社会民众生活样态的传统礼仪礼俗 ,遭到严重破坏 ,不再具有它在自然历史因革连续性中承载完整文化信息的作用。儒学失去了它与社会民众生活之关联的载体。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一种民众生活“无靠”而理论“游谈无根”的状态。重建文化理念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 ,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 ,传统儒学之关联于民众生活的方式 ,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儒家思想与汉代辞赋

汉赋的发展与儒学的盛衰有密切的关系。西汉初期，儒学尚未兴盛，反映在汉赋上则是百家思想并存。自武帝始，儒学居于主导地位，对汉赋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儒家批评君主过失的传统及诗教的“谲谏”原则，促成了汉大赋的“讽谏”功能；儒家向往古代圣贤及《诗经》中的“颂”，促成了汉大赋的“颂扬”功能；而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合流，又使汉大赋的颂扬功能更集中于对礼节仪式的发挥；儒学对汉代抒情赋中的“贤人失志之赋”与“纪行之赋”也有重大影响，使其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本的特征。东汉末期，随着儒学的逐渐衰颓，汉赋的题材也突破大赋的京都校猎与抒情赋的言志纪行而逐渐趋于世俗化、多样化。     

论元代畏兀儿人的儒学

元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蒙古人初入中原，草昧初开，对儒学的重视，而儒学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蒙古统治者在契丹人，尤其是畏兀儿儒士的极力敬仰与推荐下，逐步为蒙古统治者所接受，遂出现了以“汉法治汉地”的策略。这一政策的实施，又进一步推动了元代儒学的发展。有元一代，畏兀儿儒学发达，而且已掺杂了道家及禅宗的某些理论，当时还涌现出像廉希宪、合剌普华、安藏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名士，他们不仅自己修习儒学，而且积极推动蒙古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采取措施以促进儒学的发展。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畏兀儿官员，政治比较清明，对元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戴震与儒学哲理化进程的终结

儒学究竟是维系人心、规范人的社会关系的人生学问,还是由概念辨析、逻辑推理所建构的哲学系统,这是儒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所必需思考和直接面对的大问题.戴震直面儒学失却匡范人心、维系伦常的社会功能以及宋明新儒学“以理杀人”的现实,延续儒学传统的经典诠释学的方法,从思想理论上分疏和辨析了儒学作为学问和作为哲学所具有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效应,从而提出和完成了终止儒学哲理化进程以回归其学问特质的历史性任务.出于思想理论分疏和辨析尤其是学术论战的需要,戴震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通过经典诠释学所实现的他的学术思想的理论精华和思想贡献,仍然属于哲学范畴;但是,戴震哲学以后,以儒家学问为思想理论资源的“道德的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和思想实现已无可能.     

明清小说家的“演义”观与创作实践

明清小说家的“演义”，主要是推衍阐扬儒学之义，这与历史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制约密切相关。作家用这种演义观念来左右小说创作，过分强调了文学的功利价值，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功能，给历史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省与展望──写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出版之际

现代新儒学研究改变了以往将儒学简单归结为封建文化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促使人们一分为二地“同情了解”儒学并认肯了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之一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一研究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的辩证思考，使国人对必须树立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理性自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理论的发展。广义的新儒学概念有其合理性，内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决不能归结为是要搞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因为它是生命的学问。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是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应当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     

简论同光时期的儒学与民本思想

同光时期 ,儒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功能作用和价值取向上的变革 ,使儒学实现了从“尊德性”到“道问学”再到“经世致用”的历史性转变。伴随着儒学这一重大转变而来的是 ,民本思想在理论上失去了儒家学术的智力支持 ,在实践上丧失了儒学提供的精神动力 ,同光时期儒学的衰变因而也改变了民本思想的历史命运。     

儒学精神及其合理性的成长

一、儒学精神的三个社会学命题及其内在规定性儒学精神是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所谓儒学社会，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或精神为依归。如果不仅仅就其理论形态而言，而且考虑到儒学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那么儒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为基础、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所谓以君主秩序为目的，指的是儒学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天下有道”（孔子语）的秩序或一种“王道”（孟子语）的秩序（天下有道…     

论北朝儒学及其地位

<正> 经学史家皮锡瑞言:“经学盛于汉,汉亡而衰”。这也是历代学者的传统观点,认为儒学经过了汉代的鼎盛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社会的动乱而逐渐衰败。他们认为,在思想界,先是魏晋玄学大盛,随之是南北朝佛学泛滥,儒学在这一历史时期已处于衰竭状态和从属地位。而事实并非如此,从政治方面看,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不可能,也无法放弃以儒治国的根本方策。从学术思想方面看,这一时代的儒学,虽然没出现成一家之言的儒学大师,但儒学在与佛、道的斗争、融合中,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并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试从几个角度对北朝儒学作粗浅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角度，可以把社会结构分为社会功能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两个方面。建国以后，我们对新社会结构的建构扭曲了历史发展规律，忽略了对社会功能结构循序渐进发展的关注，对社会利益结构的理解又有片面性，整个社会呈现“大而全”、“小而全”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社会结构进行着重塑。改革初期，旧的平均主义的物质利益结构受到极大的冲击，但旧的行政权力运作方式支撑的整个社会结构未受到根本的触动，社会功能分化仍然不够，这就带来了历史的进步性与历史的局限性并存。进到改革中期以后，对社会利益结构，一要讲稳定性，党和人民掌握根本大权的结构不能变；二要讲变革性，要适应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和利益群体多元化的要求，突出推进所有制与分配结构的改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对社会功能结构，要吸收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并从我国国情出发，加速分化与整合，以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这一对社会结构重塑的过程，体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动之中，这一过程是前景光明的，又是异常艰巨的     

略论儒学的和谐观念

儒学的“太和”观念，亦即“普遍和谐”的观念，它包含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即社会生活的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等四个方面。这一“普遍和谐”的观念对解决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智慧     

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理学

一、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是宋明理学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无疑是儒家思想；但儒家思想既有源远流长的一面，又有博大庞杂的另一面。特别是它代有表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又有代表人物、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在陈陈相因中体现出生生不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趋向。宋明理学由传统的儒学发展而来，是儒学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态，又称“新儒学”。它在继承以往“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基础上，吸取佛、道思想而构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理学家们通过注释儒学经典，阐述理学思想，提出独特的范畴和命题，赋予了时代的内容和涵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