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宗族势力兴衰的历史考察

宗族及在其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宗法制度作为维系和调整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力量，对我国农村社区生活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这种影响在解放前不仅表现为宗族势力对农村社区生活的直接的、有形的控制，而且表现为宗族势力对农民意识层的渗透，使其成为间接控制农民行为的无形的观念力量──一宗族观念和宗法思想。解放后，随着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的消灭，宗族势力对我国农村社区生活直接、有形的控制逐渐被消灭了，但根植在农8＄层意识的宗族观念和宗法思想却一直未被消除。随着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它对农民行为的影响有时就会由潜在的变成…     

农村社区组织、婚后居住制与妇女

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在社会里必然受到其社会环境的制约。本文试从社区组织和婚后居住制的角度,分析农村妇女受到的某些制约。 一、我国农村社区组织的特点 农村社区是以自然居住群体所形成的村落为其基本单元。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具     

宗族势力复兴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农村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宗族势力成为影响村民自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控制宗族势力的消极影响，引导宗族力量发挥积极效能，妥善处理宗族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是促进乡村政治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     

村落精英与农村社区风险研究

村落精英由于其特殊的资源优势,拥有较高承担风险的能力,在行动中往往起到带头示范作用,成为推动农村社区变迁的一股重大力量。一方面提高了社区应对风险的能力,减弱了社区的脆弱性背景;另一方面又降低了社区应对风险的能力,增强了社区的脆弱性背景。尝试构建村落精英与社区之间具有广泛意义的关系模型,探讨村落精英对社区所面临风险所起到的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以及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如何在体制上、政策上规避村落精英给社区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激励其正作用的发挥,是非常有意义的。     

农村宗族势力抬头的原因及控制对策

农村宗族势力抬头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农村社会控制系统难于解决的棘手问题。文章分析了农村宗族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宗族势力抬头的社会基础,说明其落后性及危害性,进一步探讨对农村宗族势力抬头问题的有效控制对策:一、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功能;二、加强农村法律建设,维护法律在农村的严肃性;三、搞好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素质,淡化狭隘的小农意识和宗族意识;四、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改变宗族赖以生存的血缘、地缘、利益关系。     

农村社区精英的身份认同--以"赶礼"的交往形式为例

在农村,社区精英的地位和声望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人际关系来界定的;他人对社区精英的身份认同和角色期待可建立在人际关系网络中来阐释。“赶礼”是所考察农村社区常见的一种人际交往形式,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践,提供了体现社区精英身份的视野。本文通过构建村民之间“赶礼”的图景,分析了这种礼仪风俗所蕴涵的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深层含义,从而探讨了农村社区精英的身份认同问题。     

要警惕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影响

近些年来,农村宗族势力在一些地区已有相当的恢复和蔓延。他们通过编辑族谱、修建祠堂、联宗祭祖等活动,募集了大量钱财,聚集了众多人员,组织化日趋严密、规模日趋扩大,有的实现了县际和省际联系。少数地方甚至出现了宗族势力把持或对抗基层政权组织的现象,极大地危害了农村社会稳定,是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社会政治问题。根据我们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安徽、河南等省的调查,目前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把持和对抗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干扰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利用宗族势力把持村民自治组织。宗族势力干扰村委会选举通常有以下…     

宗族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消极影响与对策

宗族势力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和妥善解决的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因此，探析农村宗族势力抬头的原因，分析其造成的危害，寻求相应的控制对策，对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推动农村现代化事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非治理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

20世纪90年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得村庄中非治理精英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一群体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特别是在弱社区记忆的传统村庄中,非治理精英对农村社区发展有着显著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带动扶持、参与乡村治理和彰显社会示范方面,当然这种作用也存在局限性。制度的规范和完善、政府层面的政策保证可以使这一群体在法理化的条件下对推动农村社区发展发挥更充分、长足的作用。     

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自组织与社会工作的介入

社区自组织是社区建设的内部组织机制,自组织能力的缺失是当前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主要困难.本文以社区内源发展的理念为核心,探讨自人民公社解体和农村改革后,由于社区发展存在的国家行政力量过度介入农村社区建设,从而忽视了社区自组织发展所产生的问题,运用自组织理论分析农村社区自组织建设的必要性,以及农村社会工作在介入社区建设的策略与方法中出现的偏差,提出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结合的方法.     

苏区农村的宗族势力及其消亡

苏区农村的宗族势力及其消亡何友良一、革命前宗族力量的活动和特点宗族制度，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项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历史悠久，深固不易。社会成员大多聚族而居，交相并炽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是该制度衍生和寄托的社会基础；自然条件的艰苦、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以及统治...     

“小地方”的力量:市场化与社区建构——以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吾屯社区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区的变迁模式似乎验证了社会学界关于"村落终结"理论的部分论断。本文以青海黄南州的吾屯社区为例,认为吾屯社区通过主动建构的方式,使社区自身的乡土性格与文化传统在市场化力量面前得以延展,并成为推动唐卡艺术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并由此展示出现代化语境下中国农村社区变迁的另一种模式。     

瓦解与重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对农村宗族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亿万农民在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逐步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农村宗族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附属于农村宗族的一系列因素逐步解体和转型,在新的阶级领导下,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解体和转型的因素或是消失,或是在新的环境下重新定位和建构,并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     

处境化经验:什么是农村社区文化以及如何理解

在对泰勒式文化定义批评的基础上,作者将农村社区文化定义为:一群农民日常生活所共同享有的处境化经验及其价值规范.并主张对农村社区文化进行处境化理解和阐释.在处境化理解方式中,将看到当下中国农村社区文化正在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化,国家的和市场的力量正在重新型构中国农村社区文化.     

农村社区"非精英"权力运作的实践逻辑

在精英治理格局下,由于经济资源的缺乏、政治地位的弱势,及中国传统乡土文明"重情轻法"等礼治道德根深蒂固的影响,处于"夹缝"中的农村社区普通村民在权力运作实践中只有被动地依附于各种精英及宗族势力.在当前我国社会急剧转型的阵痛期,充分尊重普通村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培育他们具有法治、民主、责任、契约等公民意识,构建一种国家、各种精英、普通村民之间权力协商互动的"共责体系",对农村社区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宗族势力：当前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我国乡村民主政治不断发展 ,体制建构不断完善。但是在一些地区宗族势力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民主政治的成效。本文从历史、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简要分析了现阶段宗族势力在一些乡村仍然存在的原因 ,指出了宗族势力的存在对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利影响 ,并提出了消除乡村宗族势力、加强乡村民主政治的路径 :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若干趋势

一、社会结构分化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最深刻的变化是社会结构的分化，这种分化显著地表现在社区分化和职业群体分化两方面。农村社区是聚居在农村一定区域的人群生活共同体。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并在农村经济中居主要地位。与此相适应，当时农村社区差别不大，都由农耕村落所构成。农村改革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历史性变化，大批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投身于第二、三产业，形成了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等共同发展的格局。据统计，1995年我国农村工业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7．…     

2005年体制改革观察:在协调中力求突破

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2005年的改革力度不仅比2004年更大,而且比人们意识到的改革力度也更大。常修泽说,这与当前中国的改革面对着三种力量有关。一种是来自社会各层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深化改革的内部动力。二是中国进入WTO"后过渡期"之后面临的外部压力。第三股力量是来自新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推进200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部署的改革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常修泽初步梳理了一下,大体上有五组,十余个方面。第一组,农村体制改革,其中包括农村土地制度(征地、流转、抵押、保护等制度)改革; 农村税收制度改革;农民工制度改革等。第二组,国企、民企等所     

农村宗族势力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影响及对策

当前农村宗族势力蔓延与扩张呈现出组合形式上由宗族内部向基层党组织渗透,活动内容上由“家族型”向社会型发展,活动方式上由隐蔽向公开转化,危害程度上宗族势力由局部逐步向全局渗透等新特点,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产生极大影响,应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法制建设,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优化农村党员队伍,遏制农村宗族势力的蔓延与扩张。     

保障房社区福利营造中的政府与市场

政府是住房保障政策的推动者,然而,单纯依靠政府难以顺利实现政策目标,必须借助市场的力量。保障房社区是在大规模保障房建设基本完成之后形成的新型社区,不同于商品房社区,这类社区居民面临着社区福利“再造”的问题。保障房居民获得保障房之后仍然要在社区生活中付出成本,这种成本如果大于他们此前的生活成本,并超出其心理承受力的时候,群体对于政府的依赖就会产生,形成新的诉求。保障房社区福利营造是住房保障后期不能回避的问题,需要一种有本土化特色的政府与市场融合策略。在实践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促进住房保障公平和效率的前提,需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各自介入程度和彼此边界,为市场机制培育良好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