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

《文选》成书研究中的诸如《文选》之实际编者为刘孝绰说(刘孝绰为萧统编纂《文选》最重要的助手说)、《文选》成书仓促说、《文选》编纂过程分"两阶段"说、《文选》各体之文有划一的标准说等等,多为"选学"界之主流观点。然而,分别用"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将相关问题置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上考察";"从情理逻辑的层面上考察"等方法究之,均难以成立。其所以如此,多缘研究方法之未密。     

《文选》再选本说献疑

《文选》再选本说影响深远。但从《文选》所录作品之同篇异名的复杂现象来看,难以成为《文选》乃据前贤总集再选编而非作者别集选录的内证。《文选》所录诗文的部分作品存在着同篇异名、多名,甚至“因类改名”现象,亦有采自时文名篇、经史之文等的可能,由此可推断出《文选》再选本说并不坚确。较为妥当的说法当是初选与再选的合选本,其作品编录来源多样,既有总集、别集及单篇者,又含有史、经二部之作。     

《艺文类聚》与《文选》诗歌分类之比较

《艺文类聚》基本继承了《文选》＂以类相分＂的诗歌分类方式,但在诗歌类目的处理、诗歌类文体的排序、诗歌的立类选文等方面,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萧统编《文选》之深意

《文选》一书的选录标准以及编排体制是“选学”界讨论的热点。对于这一问题,不仅要从《文选序》入手进行分析,还要将《文选序》和选文相结合,以此来探讨《文选》的选文标准、选文内涵、编排意图和编排次序,从而揭示萧统编《文选》的深刻意旨。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文选》之《百一》诗研究

《文选》“百一”一类,仅存应璩《百一》诗一首。文章探讨了《文选》录入“百一”诗的原因,探讨了“百一”诗名称的含义、“百一”诗在当时的影响以及“百一”诗的特点。     

《文选》成书时间各家说辨析——《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一

此前有关《文选》成书时间的种种说法之最上者,仍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关于这一研究,目前所能确定的只有三者：＂所录皆前人作＂;《文选序》反映出萧统在《文选》完成后的畅快自得之情;丁贵嫔之死与其后发生的＂蜡鹅事件＂对萧统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对此问题的研究要有更大的突破,当先深入地探讨其编撰工作量如何？编者是一人（谁）还是众人？成书状况如何？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对其作缜密的综合性研究。     

王运熙的《文选》研究

在《文选》受到冷落的特殊年代,王运熙先生的《文选》研究提高了《文选》的地位;对于《文选》成书研究,他与杨明实际上推翻了长期为现代《文选》学研究所信奉的"窦常说",为实事求是地研究《文选》成书时间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文选》与《诗品》关系的研究,通过排列三书所列作品的一致性来首肯《文选》,开新中国成立以来《文选》与《文心雕龙》《诗品》相互关系研究的先河,为学界提供了研究诸书与《文选》关系的范例,具有方法论意义,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     

《文选·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辨——《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二

或以为《文选·赋》＂物色＂类包括草木赋。此说似是而非。误解或由三个原因所致：未辨明＂物色＂之词义;《文选·赋》有＂物色＂类而无＂草木＂类;以为《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文选·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从南朝＂物色＂词义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文选·赋》不立＂草木＂类,非＂物色＂类包含了草木赋,是先梁草木赋无昭明认可的好作品;《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文选》“杂诗”类文体内涵

《文选》“杂诗”类作品收录标准并非失题或“总杂”,其隐藏的文体内涵是以《古诗十九首》为范式的追认归类。这与《玉台新咏》《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将“杂诗”仅作为诗题或编纂手段不同。萧统正是通过《文选》收录作品与设立类目的内在逻辑,显示其辨体、考镜源流的意识以及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理解。《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地位、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正由此显现,也因《文选》的推重在后世得以发扬。     

曹宪生平及其《文选》学考述

曹宪是隋唐之际重要的《文选》学家,他和他所培育的弟子李善等人共同把《文选》学推向了高峰.由现存于日藏《文选集注》中的曹宪《文选音》条目,可以看出曹宪为《文选》注音喜好标新立异,而《文选音》佚失的原因在于注音依据的是扬州音而不是以《切韵》为代表的洛阳音,加上其注音本身多有谬误之处.     

读《文选》随笔

本文阐释了有关《文选》学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回溯了萧统《文选》37种文体之一的"七"作为一种文体的历史及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其二,对《文选旁证》的作者作了考证,认为其作者为梁章钜。其三,评价了苏轼论《文选》的观点,认为苏轼的评论有其得失。得在指出了萧统的一些错误;失在他从个人喜好出发,未能对《文选》作客观的评论。     

《文选》辞藻类纂之书的学术价值

《文选》辞藻类纂之书堪称"选学"奇葩,有着不容忽视的学术研究价值:分类汇纂《文选》选文辞藻,成为后代文人造语之资;所录辞藻之下引用的注释,保留着古注(如五臣注)的真相;而大量粘结呈现的二言三言片语,反映了汉语"缩略"构词的语言事实和新词的组构规律。     

《文选》的和诗归类

和诗创作在齐梁时期迎来了第一次高峰，但同时代的《文选》编选者没有为它单独立类，而是将其分别归入3大诗类。这种归类情况是复杂的，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让我们了解《文选》编选者作为早期的文体分类者对和诗特征的看法，以及当时的主流诗界对和诗与赠答诗两种相似诗类是否有过明确的区分，从而对和诗诗体观念的发展源头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文选》例主《诗》教”说辨正

“《文选》例主《诗》教”说,由近代刘咸炘提出,其认为《文选》是在狭义之“文”的基础上,遵从《诗》教的选集,其中文体可分为词赋之体和告语之体两大类.词赋之体直接源出《诗》教,告语之体乃《诗》教之流衍.《文选》的编排,应以《诗》教为根本标准.此说吸取了前代目录学的有益成分,体现出对汉代以来狭义之“文”的信服,并继承了章学诚开阔的学术源流观,具有重要价值.但其过分看重《诗》教的影响,亦有偏颇之处.     

再论《文选》的选文范围

《文选》学家们往往把《文选》不录经、子、史的选文范围视为萧统具有“独立的文学”观的证据 ,而忽视了无论从理论上或实际上 ,这都是不合理的。《文论》的这种选文范围是由“非‘文’不选”的文学审美性的宗旨与总集编选的目的与体例共同作用而成的     

《闲情赋》之评价种种──兼说萧统在《陶集序》与《文选》中之不同价值取向

萧统与钱钟书对《闲情赋》的评价最得其实。苏轼批评昭明是因误解陶赋之“强生事”;现当代部分学人说《闲情赋》大胆敢于反礼教,是拔高真在文学思想史上之地位,为全集”缩小’眼界之故。另通过对昭明在《陶渊明集序》中高度评价陶渊明其人其文,而《文选》仅录陶作寥寥数篇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指出：此非如国内外某些学人所说的是因明之矛盾,而是其采取道德（功用）与审美分殊之价值取向所致。     

《文选》五臣音声类考

本文采用系联法 ,辅之以比较归纳法 ,整理考订出《文选》五臣音的声类为 4 0个。其声类系统的特点如下 :唇音的轻重唇已基本分化完毕 ;舌音的舌头、舌上亦分化完毕 ;从邪分明 ,但船禅已混 ,据此推测 ,五臣音反映的当是八世纪初通行的读书音。     

俞玚《文选》评点探析

俞玚的《文选》评点保存于后人传抄的《文选》评本中,其中以浙江图书馆藏清抄本《昭明文选》60卷所录最为真实可信,较能反映俞氏评《选》原貌。俞玚评点的最大特色是以"法"析《选》,他关于章法、句法、接法的讨论,反映出提倡秦汉文章的复古态度及对官方倡导的清真雅正文风的认同与附和。通过俞玚《文选》评点,我们能更感性地认识到文学批评与时代风气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