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犯罪的基本策略,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而演变发展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于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注重贯彻宽松刑事政策,合理运用严格刑事政策,并协调运作宽松与严格刑事政策。     

论宽严相济与三个刑事政策的关系

宽严相济是指惩治违法犯罪的制裁措施宽严适度,宽严协调,其政策实质是区别对待,辩证地运用"宽"与"严"。新中国成立以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二十余年的"严打"刑事政策的高压下,实际上已成为应然的刑事政策,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政治色彩;而"严打"刑事政策则从临时的应付对策变为长期对策,事实上已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而成为实然的刑事政策。由此使业已存在的中国重刑主义思想更加浓厚,已无法满足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因此,可以借鉴西方国家"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有益经验,将宽严相济确立为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刑事政策。     

刑罚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化解——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罚结构总体上存在着"当重不重""当轻不轻"的倒挂性局面.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传统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复归,它应当是新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任何刑事政策都应实践性地转化为刑法规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应当加速其刑法化的进程.以刑事政策刑法化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应尽快用修改刑法的方式来根本扭转刑罚轻重失衡的局面.     

正确把握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包括"宽"和"严"两个侧面.和谐社会建设决定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该立足于"宽".宽严相济的"严"是用来矫正"宽"和辅助"宽"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严打"政策以及西方的"两极化"的刑事政策,既有根本的区别又有相通的地方.     

陕甘宁边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及当代启示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是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对刑罚功能、司法规律和社会治理进行探索的智慧和理性认知。在边区的司法实践中,镇压和宽大适用的情形主要包括犯罪性质、罪犯主观悔罪态度、主从犯身份以及特殊的社会背景等。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作为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源头,不仅在陕甘宁边区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更为新时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创新提供了知识上的本土资源,其不乏借鉴启示意义。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二重协奏——1949年以来中国刑事政策的演进与刑法的变迁

刑事政策的演进意味着国家通过刑罚权的运用,在配置罪与罚的问题上一直在作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刑事立法.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刑事政策亦审时而变,经历了由“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演进历程,相应地,刑法也经历了一个制定后不断修正的完善过程.立足于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互动关系的史实分析可知,刑事政策的理性化有利于指导立法的理性化,立法因时制宜回应政策的变化也有助于刑事政策的作用充分而理性地发挥.     

对贯彻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思考

我国刑法颁布施行以后,法学界对于还要不要继续贯彻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曾有不少争论。主张继续贯彻执行的同志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我们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这一基本刑事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践一再证明它是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时代精神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凝聚着我国长期对敌斗争的经验精华,展示了“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基本思想,并与现代法治背景与刑法理念相辉映。1997年《刑法》并未否定这一政策的基本地位;“严打”政策也不能成为消解这一政策的理由;“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政策不能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独特意义;“宽严相济”政策包容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基本思想;“轻轻重重”的政策趋向同样并未逾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思想领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态势论

所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态势,是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当今及今后一定时期内刑事法适用过程中的倾向及其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的影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及严打的刑事政策基础上一种理性的选择,它以刑事法谦抑理念为基础,不仅引领着刑事法改革的方向,而且是贯穿刑事法全过程的全局性、根本性的主线,它既是刑事立法政策,也是刑事司法政策和执法政策。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层态势表现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趋重性、刑事和解机制适用的扩大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层态势表现为呼唤犯罪分层的立法明确性、呼唤刑罚体系的多元化及引导刑法解释的走向。     

董必武刑事法治思想研究

董必武刑事法治思想的阐发主要集中于：在创建刑事法治方面，他对刑法立法的必要性和相对完备性、刑法的性质与任务、刑事法治如何贯彻“有法必依”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刑事政策方面，他主张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贯彻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办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方针、原则；在刑事司法方面，他提出要健全司法机构和司法组织、培养各级司法干部等主张，强调刑事司法活动要注重程序。深入研究和合理继承董必武同志的刑事法治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之价值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也是对"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都是"以人为本"的,因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惟有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才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刑事保障.     

试论自首的成立条件

自首是我国刑罚裁量制度中一项重要的从宽处罚情节，它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法律化，对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降低司法活动成本、及时发现和打击犯罪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自首的若干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且因立法以及司法解释的矛盾，给司法活动带来了具体适用上的困难和在认定自首时的不统一。     

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的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就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恐怖主义犯罪,其在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存在和活动方式、侵害法益等方面都存在自身特点。基于这些特点,我国传统的"两少一宽"的民族刑事政策不宜作为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预防和惩治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必须贯彻"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坚持"严防严打、‘严’字当头"的基本方针,"‘理性’反恐、依法办事"的基本原则,"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的基本方法。将"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展开到预防和惩治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全过程,形成预防和惩治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社会政策,从而确立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罚原则

在实行依法治国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实行“严打与轻缓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本文从在刑事处罚上应当遵循“轻轻重重”的原则、确立轻缓的刑事政策及对“严打政策”要予以正确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事理、情理、法理依据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早可以溯源到中国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宽猛相济”的政治统治思想。所谓宽猛相济是指施政时要宽和严相辅而行。《左传.昭公二十年》:“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1]1235孔子的论断是对宽严相济最好的哲学解释。另外,目前国际上通行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趋向和“严厉的刑事政策”、“宽松的刑事政策”的两级化刑事政策思想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宽”,是指松缓、宽宥;宽大、宽容。所谓“…     

宽严相济视阈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单向地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而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区分轻微犯罪和严重犯罪的基础上,分别采取相应不同的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新时期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确立以"宽缓为主、严厉为辅"的具体刑事政策.因此,在修改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规定的同时,建立一部完整的<未成年人法>,以此来更好地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实现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指导,刑法理论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刑事政策观的确立。本文以刑事法治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并进而探讨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认为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谦抑原则的限制。     

论新刑事诉讼法对审判程序的改革与完善——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我国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审判程序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与完善.此种修改凸显了尊重诉讼规律、回应现实问题、契合时代发展、体现刑事政策的鲜明特色.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其对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改革与完善发挥着导向与规范的作用.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审视新刑事诉讼法在审判程序方面的改革,指出其进步之处与缺陷所在,对于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改革主要从审判程序的设置、审判对象、证据制度、二审程序与再审程序等方面突出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与要求.     

话语与实践:刑事政策影响下的刑事诉讼

刑事政策不仅与刑法联系紧密,还形成了对刑事诉讼的话语引导,表现为指引刑事诉讼法典文本的创制与修订,关照刑事诉讼基本范畴的构建与定型,规制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形成与实施,并通过政策法制化、组织行动和政治动员三种技术构成的实施机制来实现。刑事政策与刑事诉讼之间单向度的话语关系,可能导致"刑事诉讼政策化"的危险,应从刑事诉讼独立的程序品味和价值追求出发,在践行刑事政策的同时将程序正义观导入刑事政策,实现对刑事政策的反制,与刑事政策形成良性互动。     

外国公司经济犯罪刑事治理体系的完善

我国现行应对外国公司犯罪的刑事治理体系存在着刑事政策宽纵化、罪刑失衡以及自我废弃司法主权等诸多问题,与在华外国公司的犯罪高企态势不相适应。为此,应按照"内外一视同仁"的刑事政策加强监管惩处,同时借鉴域外经验完善相关立法,如扩张相关犯罪如行贿罪等的范围,明确"贿赂"等相关概念的边界,使对外国公司经济犯罪的刑事治理体系化、制度化。在此基础上重置司法管辖权,改变以往司法权的消极态度,通过参与跨国合作,特别是预防打击腐败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主动介入到我国有管辖权的各类外国公司犯罪中,藉此提升我国应对外国公司犯罪刑事治理体系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