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反思性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是法国当代社会学的代言人，经历了从５０年代开始一直到目前的长期的理论探究和反复的田野调查，创建了一种反思的象征的形式社会学。他的社会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人类学，并对人做历史人文考察。在早期的著作《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中，他明确地指出，从事经济生产活动的“人”的文化活动及其精神思想的复杂性，对社会发展及研究人和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在１９９２年出版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更进一步强调对于人的精神、…     

函数功能与文化契约：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科学

马林诺夫斯基的参与式观察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的基本田野方法。但其方法论并非孤立的调查技术,而是植根于系统的文化科学理论。马林诺夫斯基自觉地与社会契约论、社会学年鉴学派等对话,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争论中汲取思想资源。他主张“函数功能论”,基于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反对古典人类学和过往社会理论的形而上学预设,指出文化要素之间普遍关联并相互依存。进而,他以“文化契约论”论述文化与社会组织如何基于个体需求而建立。文化被揭示为一个有机整体,个体为文化所塑造,因此社会与个体是紧密联系、相互依存而非分离的实体。这种文化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影响了早期中国社会科学的探索。     

试述法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与法律人类学有着不解之缘。自19纪中叶至今,法律人类学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达成了将法律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文化脉络中来研究法律这一共识。后续研究者还应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注意到后现代法学、批判法学对法律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影响。     

美国应用人类学的早期发展

应用人类学是将人类学的科学发现、研究技术或方法用于解决人们遇到的实际问题的学科,是对文化人类学各分支学科知识的应用。任何一门学科都包含着应用于实际生活的可能性,而人类学中包含的这种可能性则正是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和对象。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人类学与人的问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试图影响人们对周围社会的认识以及他们与周围事物的关系。而人类学的一项基本的研究方法则是开展田野调查,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实地考察,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深入了解被研究社会中的问题。但人类学家又往往不满足于描述问题和分析造成问题的原因,他们还常常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力求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走出“象牙塔”,深入     

民间仪式与国家悬置

对社会人类学研究者来说,仪式与象征 被看作是最能体现人类群体本质特征的行 为表述与符号表述,构成了社会形貌的展示方式。因此无论采取何种范式进行解释,人类学家在进入田野调查和研究时,都会将仪式与象征置于其研究的中心位置和观察的焦点上。     

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途径——兼论应对气候变化视角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内涵

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途径是灾害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气象灾害的“组织一制度”研究途径和“政治一社会”研究途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文化回应为主线的新型气象灾害研究途径。结合我国气象灾害的实际,可以将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气象灾害类型学的文化诠释,气象灾害应急、救灾中的文化应对和适应,气象灾害恢复、重建过程中的文化恢复、变迁和构建。气象灾害的人类学研究应综合运用追踪调查、田野调查和灾害民族志等方法。在应对气候变化视角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审视生态文明,在解决气候危机的基础上引入生态文明,在人类文化回应的主线上建设生态文明,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发展生态文明。     

英美社会人类学家对中国家庭的研究

(一) 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群体和制度,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民族和国家。但是,由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差别,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家庭形态,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呈现出差异性。家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普遍性和差异性,为以研究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为宗旨的人类学提供了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最便利的条件。因此,从人类学产生之日起,家庭就一直是人类学家们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之一,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都曾经对家庭进行过研究,并以此而出名。国外人类学家对中国家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人类学教授丹尼尔·库尔普(Danil Hkulp)被认为是以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家庭进行研究的第一位西方学者。他所调查的地方是广东汕头的凤凰村。1925年,他出版了这次调查的研究成果《华南乡村生活》一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这是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家庭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在     

英美社会人类学家对中国家庭的研究

外国人类学家对中国家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人类学教授丹尼尔·库尔普,被认为是以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家庭进行研究的第一位西方学者。自库尔普以来的外国人类学家对中国家庭的研究,在60年代以前,主要是通过收集文献资料进行的,亲自进行田野调查的较少。60年代以后则是以田野调查为主,但主要限于台湾和港澳地区,对中国大陆家庭的研究,则是通过访问移居港澳和海外的大陆居民而收集资料,在中国大陆的田野调查工作,只是最近几年才刚刚开始。因此,本文所提到的对中国家庭的研究,多是根据对传统社会和港台社会的资料而作出的。     

费孝通江村追踪研究的贡献

追踪研究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为自然科学和社全科学所采用，有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为着特定的目的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农村社区或某一社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将现时获得的资料与过去积累的资料进行比较，以达到较为正确的、更有价值的认识。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以矢志不渝、终生不渝的追求和毅力，对江村这个首先由他开辟的农村社区研究进行了叨余次访问，时间跨度已m余年，为追踪研究所未见。首先，费孝通的体村经济》开拓了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传统的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别为文明与野蛮，而以研究所谓…     

略谈社会学调查的“价值倾向”

社会调查或社会研究中有没有价值倾向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研究者在社会调查中能否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即采取所谓公正、客观的态度,或者社会调查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价值倾向?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即在社会调查中,研究者的价值倾向总是存在的,不论研究者在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和对自然界的研究不同的是,在社会调查中,研究者既是研究的主体,同时又是研究的客体。他在研究社会时同时又是一个被研究者。所以,在社会调查中,研究者本身就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他不可能象天外来客一样对人类保持一种纯客观的立场。因此,研究者在研究自已的同类时,不可能不反映出自己的倾向。     

滨口惠俊及其"人际关系主义"理论

一滨口惠俊是当代日本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1931年生于日本歌山县,毕业于京都大学教育系,后在该校研究生院主修社会人类学,获博士学位。他先后任京都大学讲师、副教授,大阪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攻方向是日本文化论、社会心理学、心理人类学。主要著作有《日本特点的再发现》、《人际关系主义社会——日本》、《日本式集团主义》、《高度信息化社会与日本的走向》等。滨口与美国前人类学会会长许光相交甚厚。许氏在日本做田野调查时,滨口惠俊曾为其做研究助手。后来,滨口把许氏的两本专著《家元——日本的精髓》、…     

景观人类学的概念、范畴与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景观的研究逐渐得到人类学者的重视,并最终形成了景观人类学分支领域。景观人类学是指用人类学整体观的视角、比较的方法以及田野调查的细致工作,对人类景观的多元形态、样貌、性质、结构等作系统的考察,以探求景观在人类社会中的缘起、功能与意义。人与环境的互动、人类学的整体观、本地人的视角,是景观人类学的重心。     

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本文是笔者宗族风土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世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部分。笔者采用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分析和福建地方社会风土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和对族谱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勾勒了宋代末期到民国中期义序宗族的历史。义序个案提示,虽然族产和乡绅的能动性时宗族的组织化具有决定性的功能作用,但父系的观念系谱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族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是近世宗族存续的文化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宗族的风土性渊源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结构性要求和以儒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长期渗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自身亦成为晚期王朝统治和德治政治文化的基础。     

西方舞蹈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西方舞蹈人类学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其形成标志是人类学的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被应用到了对舞蹈的研究和分析之上,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舞蹈理论又丰富了人类学的理论,成为人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田野工作（ｆｅｉｌｄｗｏｒｋ）又可译为田野调查、现场调查、实地调查 ,是一种在各个学科里广泛应用的方法。历史考古学、民俗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等等都在使用这一方法。然而 ,田野工作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却得到了完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一各学科存在都得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传统。各门类知识都能从古希腊、罗马那里找到自己的理论源头 ,建立自己的知识谱系。在确立研究对象上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做法有点特别。它们是以国家的边境线为界 ,社会学研究在国内 ,人类学研究在国外（非西方国家）。社会学是西方资本主义…     

文化唯物论与生态人类学

一生态人类学的有组织的调查研究得到稳步发展并被正式确立为人类学的主要范畴之一,是在六十年代以后.在这之前,有关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从未被作为主题提出过.人类之所以这么晚才着眼于生态学,其首要原因在于文化与生物的研究相互脱节.在五十年代以前的人类学界,如A.克罗伯所代表的那样,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对于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说明应当从另外     

试论法律史研究的人类学进路

人类学的路具备三个标识:"文化寻根"、"文化比较"和"田野调查".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经过一代代学人的探索,史学的"眼光向下"和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心下移合流,从而对法史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具有广泛而独特的推动作用."礼失求诸野",中国社会尚有浩如烟海的档案及各种法律文书沉睡在民间,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整理;民众心里还存活着法文化的传统和因子,需要我们深入民间,采风问俗.走人类学的路,可以切实帮助我们拓宽法史学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促进法史学不断创新.     

迈向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法院研究——司法活动中人类学方法的运用

法院活动是由法官和当事人共同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司法研究不仅要分析法院的制度设计和职能定位、法院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应注重分析诉讼案件当事人以及包括受到法院政策影响的其他当事人对法律和法院的理解和感受。从人类学出发,研究者可能会获得一套与法院诉讼话语完全不同的当事人话语体系。两套话语体系的背后反映着现有司法制度与社区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应在特定社会情境之中整体理解和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     

略论假设方法的科学性

成立假设,是现代社会调查中经常运用的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这里所说的假设,是指调查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占有大量的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为继续探索、研究某种社会现象而提出的尚待验证的初步见解。例如通过观察发现,在某地农村中,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人比较多地赞成计划生育政策,而那些老年人则较多地不赞成计划生育政策。由此,便萌发出这样一个思想,是不是文化水平和年龄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都产     

史密斯的文化人类学思想述评

史密斯(M·Brewster·Smith)是美国知名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早在四、五十年代,人类学领域中展开的“文化与人格”研究运动中,史密斯就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极力主张人格结构是受文化因素制约的,因此,不可只囿于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来研究普遍的人格。后来,西方关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冷落了一段时间。从七十年代开始,文化人类学研究又呈复兴景象,史密斯仍是个活跃人物,他的研究给人们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人关于自身的研究理论以及人自身的发展受到文化的定向,文化又是通过隐喻对人发生作用,因此,研究隐喻是研究人的根本途径。文化的概念,历来说解不一,但通常倾向于把文化定义为:由一个社会或一些人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以及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具体化的物质实体。文化人类学不满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