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末代赞普欧松赞身世辨

有关吐蕃末代赞普欧松赞身世的著述,统称欧松赞系吐蕃第42代赞普达磨的直系后裔,是赞普达磨被弑杀后,由其小妃蔡邦氏所生的遗腹子.而本文通过对敦煌古藏文文献史料的进一步研究和古代藏汉史料的比较分析,认为欧松赞生父并非达磨赞普,而是吐蕃第41代赞普热巴巾.     

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

为了保全佛教圣地敦煌(时称沙州),吐蕃历史上的第二位赞普墀松德赞曾亲临前线,定下了围而不攻的方略,遂有了和平占领敦煌的结果.为了把敦煌建设成为吐蕃在西北的宗教、文化中心,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大力弘扬佛教.秉承前代赞普的弘佛意愿,吐蕃历史上的第三位赞普墀祖德赞下令在吐蕃所辖河西诸州广泛传抄佛经,仅在826年一年,吐蕃就在敦煌抄写了8部藏文<大般若经>和3部汉文<大般若经>,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的弘佛力度和兴佛决心.如此大规模的抄经事业,所产生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报废经页,本文将就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作简单介绍和分析.     

由维摩诘经变赞普问疾图看吐蕃之后的敦煌社会

出现于敦煌吐蕃期洞窟维摩诘经变赞普问疾图和涅槃经变中的赞普举哀图,是吐蕃统治下的特色题材,当属敦煌的吐蕃图像遗产,此类图像在吐蕃之后的晚唐及其后的同类经变中不再出现,说明了作为吐蕃统治符号图像的基本命运。因此,此类图像成为我们解读一个时代的图像符号,我们可以通过其在洞窟中的时代变化与完整保留现象,探讨吐蕃之后的敦煌社会状况。     

敦煌文书P.3885号中记载的有关唐朝与吐蕃战事研究

敦煌文书P.3885号中的《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赞普》和《前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盖嘉运制[开元]二十九年燕支贼下事》记载了开元二十九年(741)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率军进攻唐朝河西陇右地区的进军路线、吐蕃在今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黄河上游地区磨环川等地的军政设置、佛教对吐蕃的影响、吐蕃军队与唐军交战地点以及唐朝河西陇右节度使辖区的军事布防、节度使盖嘉运上任后面对吐蕃进攻采取的军事行动等方面史实,弥补了传世史籍中有关记载的不足。     

隐喻与权力:藏地古代的谜歌——德乌(LDEVU)

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以前,吐蕃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早期王政时代。这个时代共包括了长达31代赞普的王系传承。有关这些赞普的世系传承情况及其简略事迹,无论吐蕃时代遗留下来的敦煌古藏文写卷还是10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后弘期所形成的各类藏文史籍中均有大体一致的记载。不过,有关吐蕃早期王政时代的政治与宗教特点,大多数藏文史籍中均     

“投毒”与唐代吐蕃政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包含了许多关于“投毒”的信息,贯穿了整个吐蕃王朝历史.依据这些记载可以透视吐蕃政治生活中的赞普与外戚、大臣之间的权利争斗,而这些争斗中隐含着吐蕃社会生活中的佛苯之间矛盾.另外,通过投毒手段、制毒过程等信息,可以看到“投毒”是唐代吐蕃政治生活的惯用手段以及吐蕃时代的一种民俗,这种方式可以迅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甚至影响到吐蕃内部政局稳定或者外部归附势力的安定程度.     

西藏西部新发现《吐蕃铁券文书》之“结辛”(■)家族考略

有关吐蕃历史方面的史料，主要有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石刻碑文、简牍以及后期的历史典籍等，鲜有其他。近来西藏西部阿里一带发现民间传抄之《吐蕃铁券文书》一份，内容涉及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为其家臣结辛·赤旺觉布支拉珂家族授予的敕文，以及该敕文后期在其家族的传承情况。敕文虽提及吐蕃赞普达日聂斯、囊日松赞、松赞干布及赤松德赞时期，该家族的历史人物及其相关事迹，然此等事件未见于其他史料，不便随意揣测。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考察

本文通过对敦煌石窟、特别是莫高窟属于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洞窟中的供养人画像的考察研究 ,指出这一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的特殊性 ,如有供养人画像的减少、东壁门上首次出现供养人、吐蕃装男供养人与唐装女供养人共存、僧人多于俗人、供养人画像题记之简略化等新特点与新现象 ,并作了详细分析。文中也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壁画《维摩诘经变》中出现的“吐蕃赞普礼佛图”作了探讨     

吐蕃时期的抄经纸张探析

吐蕃赞普墀祖德赞之世,在吐蕃本土和占领区敦煌等地掀起了空前的兴佛浪潮,佛经抄写即是其中的一项兴佛举措.在大规模的佛经抄写事业中,作为佛经写本的物质载体——纸张,需求量大增;由于市场的旺盛需求,纸张弥足珍贵,于是,纸张从吐蕃本土、河陇等地源源不断地运往沙州.     

扎塘寺壁画与敦煌艺术

扎塘寺壁画与敦煌艺术的关系较为错综复杂,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关系需要理清:其一是扎塘寺壁画与敦煌吐蕃占领时期藏式绘画传统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传承关系;其二是扎塘寺壁画与同时期的敦煌艺术又有着一种共时的文化交流。前者这层关系不同时但同质,后者同时去不同质。这两层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多种关系的存在和相互之间的纵横交错为扎塘寺壁画与敦煌艺术关系的梳理增加了难度,本文试图在这方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

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设置了主要由落蕃唐人组成的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吐蕃文分别写作Rgodkyi sde和Dar pavi sde,二者由驻扎于河西地区的吐蕃中翼擘三(Phyug tsams)千户管辖,也被统称为擘三部落。行人即军士,行人部落系军事部落,主要负责军事行动,规模较大,有上、下二部落。丝绵部落则主要负责农桑生产。公元820年在敦煌成立了阿骨萨(Rgodsar)和悉董萨(Stongsar)两个独立军事部落,取代了行人、丝绵部落。之后又成立了另一个独立军事部落悉宁宗(Snying tshom)部落,这三个部落也总称为行人三部落。     

试论《目连救母变文》与《格萨尔》“地狱救妻”、“地狱救母”的关系

中晚唐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各种佛事活动依然照常举行,盂兰盆会就是其中大众性佛事活动之一,此间僧人在寺院说唱<目连救母变文>,使这一故事广为流播.在此情形之下,敦煌的僧人、迁移到敦煌的吐蕃人以及在敦煌的吐蕃统治者有可能将这一故事带到藏地,从而对<格萨尔>"地狱救妻"、"地狱救母"等故事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

《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吐蕃官吏中有苏论一职,学术界历来无解。今检得拉萨《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有sovi blon pos一词,学者译为边将或边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有so blon sde lnga一词,可译为边吏五部。依此,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为吐蕃守边官吏的专称。     

七至九世纪吐蕃与党项关系述论

党项是一个多种族的部落集合体。七至九世纪,随着吐蕃的兴盛与衰落,吐蕃与党项之间发生了密切关系,这表现在吐蕃与被征服地区党项各部的关系、吐蕃与内迁党项部落关系等方面。九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之后,其所统治的种族部落及吐蕃本身的许多部落最后溶于党项这个多种族部落集合体之中。     

浅谈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藏语文的使用和藏汉翻译活动——以敦煌本古藏文文献为例

吐蕃占领敦煌后,在该地区形成了吐蕃人、中原人、吐谷浑人等多民族共居的局面,使得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翻译活动有了很大发展,并且使藏语文在官方和民间都被各民族广泛使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北宋后期吐蕃内附族帐考

北宋后期,在政府大力招抚的民族政策影响下,河湟陇右地区诸多吐蕃部族相继内附而变为熟户,纳入北宋王朝统治之下。还有一部分吐蕃部落族帐受抚绥优待政策之感化,自愿归顺北宋,接受其统治。吐蕃部落族帐的内附,促进了藏汉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西北边疆的开发,在藏汉民族关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吐蕃赞普继承制度

赞普继承制度是吐蕃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本文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吐蕃赞普多为终身制,赞普人选必须从同一家庭的男性成员中产生,以父子承继为主,兄弟承继为辅,由长及幼,往往给新赞普上尊号,以表明权力的交接或表彰伟业、树立权威。     

吐蕃盟誓中宗教因素辨析

盟誓是吐蕃对外关系中一项重要活动,<旧唐书>中关于盟誓的仪式和誓词等有许多记载.依据这些记载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辨析可以看出,在吐蕃与外族的盟誓中,尤其是与唐朝的盟誓中,以神为鉴照和歃血等仪式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吐蕃苯教的仪式或影响.恰恰相反,这实际上都是汉族传统盟誓的有效组成成分,所以,唐蕃盟誓的仪式实际上是双方对对方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的折中和变通.另外,佛教在吐蕃兴起后,佛教因素也逐渐渗透到唐蕃的盟誓中,双方的盟誓仪式中,传统宗教因素和佛教因素并存,其主要的推动力量则来自于吐蕃.     

再论吐蕃小邦制的演变及其外来影响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的青藏高原分布着众多的“小邦之王”,其后逐渐被吐蕃征服,演变成为地方实体政权,到吐蕃王朝中后期仅存吐谷浑、工布、娘布三个.本文检索汉唐文献,发现吐蕃小王制深受汉唐之间西北诸族小王制的影响,据此可以看出吐蕃与西北民族在制度文明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