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汉赋：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之桥

扬雄作为一代汉赋大家，其文学成就吸引了众多海外汉学家的关注。然而，由于时代背景、文化模子和诗学传统的不同，海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在对扬雄汉赋中的儒家思想、扬雄汉赋创作中的模仿手法以及扬雄赋论中的“悔赋”言论等问题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充分认识海外汉学界对扬雄的研究视角、范式和观点，有利于国内学界以扬雄汉赋为桥梁实现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助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水浒传》文学意义的海外阐释

海外对《水浒传》文学意义的阐释,主要体现在翻译、文学批评和再创作三个方面,其中不乏由中西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误读。《水浒传》在海外的翻译,原著中的道德性往往被淡化或消解了。海外汉学家对《水浒传》所作的阐释,更多的是从西方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前理解出发对小说文本进行解读。还有一些读者由于他们的期待视野超出了原著的视阈,从而进行仿写或再创作。海外对于《水浒传》的诠释都带有西方文化的烙印,由此形成的前视阈对西方人理解何所向具有规定性,从而生成了与中国人迥然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只要对小说文本中的人情物理解释得合情合理、能够自圆其说,应该说它们都是文学作品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中的存在方式。     

“对抗性”与文学接触的踪迹——高利克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国外因素及其转化的论述

海外汉学研究对象的扩展意味着把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纳入到汉学研究的视野。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教授从“对抗性”的角度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揭示了在创作和批评两个层面现代中国文学所接受的国外影响。高利克认为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文学之间的连续性是通过某种对抗来实现的。在文学创作上的对抗性主要表现在意象(母题)在源生和接受者之间的变异,而在批评实践上的对抗性主要表现为在大致相同的理论框架内,对特定观念、语词在不同语境中的价值偏爱。     

海外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发展脉络

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是海外汉学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中国抒情传统理论体系开创者为著名华裔汉学家高友工,其完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抒情美典理论的建构。其学生将抒情传统理论分别应用于诗歌、小说、词学及戏曲等各体文学的研究之中。港、台和新加坡学者则对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完成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而后中国抒情传统理念逐渐渗透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成为海外研究中国文学的一种主要方法。     

文化“走出去”视域下宇文所安唐诗传译之得失分析

宇文所安是精于译诗的著名汉学家。他对唐诗的译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他采用散文体的译诗形式和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翻译唐诗,重构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形象,并构建了唐诗文学史。然而,其译文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误读误译和过度解读等问题。宇文所安译介唐诗为中国文学典籍英译提供了借鉴,也促进了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相关模式研究。     

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国家,来华记者和一代代中国学家是其传播与接受的主力。不同于日本汉学家对古典中国文学的译介是为了找寻归属感、亲和性和凝聚力,日本中国学家长期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政治意味浓、现实考量较重,且学理性较强。日本翻译、传播、研究和接受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了它的深广度。     

海外汉学家与香港《译丛》的中国文学编选及译介

香港《译丛》是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一个典范。在其主创出版者与撰稿人群体中,海外汉学家是一支重要力量。在文学编选方面,他们的跨文化身份明确了域外读者的阅读期待,他们的学术关注点又将选材进一步聚焦,最终选定代表性的中国文学篇目。而且,在具体的文学翻译实践中,近乎直译的汉学翻译方法与相关研究性文本相结合,是一种全方位深度传译的“丰厚翻译”模式。因此,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进程中,海外汉学家群体的地位与作用亟需得到学界的肯定。     

乾嘉汉学对“实事”的定位及其问题

在中国的经典阐释谱系中,乾嘉汉学家首次将“实事求是”普遍接受为一种基础性的治学理念.乾嘉汉学家作为阐释主体(“实事求是者”),所面对的阐释对象(“实事”)包括“书”与“事”两个方面,其中,尤以“书”(经书之底本)为重心.乾嘉汉学家对经书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他们对“实事”的定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美国

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作为海外"汉学"的一支,一直受到国内重视,但其成败得失并未得到有效的清理和讨论。其实,在海外汉学界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批评视角、以"文化场域理论"研究文化生产的方法,以及以新历史主义观点进行文本阐释的范式,都各有其优点和缺失之处。国内学界应该在吸取其长处的基础上,破除对海外汉学尤其是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迷信,并探索研究的新方法,建立历史/政治阐释学方法,以树立自身的学术主体性。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历史误读及其方法论批评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纠葛,使国内学者对＂自由主义＂及其文学派别的定位和评价经历了一个由＂政治本位＂向＂文学本体＂的回归过程。对＂自由主义＂概念的认知偏差和多元阐释塑成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多重面孔,使之成为一种颇耐人寻味的研究现象。文章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端、命名及其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文学自由论＂产生的根源和流变过程,以及当下研究中＂泛自由主义＂的过度阐释倾向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究和方法论思考。     

跨学科视域与跨文类叙事：《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敦煌文学书写

自19世纪末,海外汉学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21世纪以来走向成熟和深化。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该书有关敦煌文学书写的问题值得重视。通过阐述选取文献的缘由、撰写的思路以及向文学本位回归的特色,可以提炼出作者书写敦煌文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即跨学科视域和跨文类叙事研究。考察该书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可以为国内的书写实践提供路径参考。中国文学史编纂应该立足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参与全球国际对话并构建科学的文学史理论,撰写真正内在于中国文学文化同时又融入世界潮流的文学史著述。     

中国文学外译的译介模式探析——以葛浩文译《狼图腾》为例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文学的译介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葛浩文所译《狼图腾》被英语世界广泛接受并迅速传播,为中国文学翻译模式及文学的外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通过研究分析《狼图腾》的成功译介,可以看出:选择既反映全球文化共性又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点的作品进行译介,采取国内外合作出版的译介途径,实行国内学者与西方汉学家群体相结合的译者模式,创造性地选择翻译策略,是中国文学外译的有效译介模式。     

当代民族文学的英译与海外传播

随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不断推进,当代民族文学的英译成果逐渐增多,呈现出丰富多元的传播态势。权威译者与出版媒介共同促进了民族文学海外象征资本的生成、转化与累积。从接受情况来看,当代民族文学仍徘徊在海外大众读者的视线之外,但民族书写中呈现的地域特色、国族想象以及关于“自我”与“族裔”的身份诉求却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在“东方主义”的凝视中,中国民族书写的丰富性不可避免地被西方话语遮蔽和异化。当代民族文学如何突破跨文化交流的困境,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亟待解决的议题。     

英译选集载体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

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背景下,对单部作品、特定体裁的译介,无论是在翻译实践,还是在翻译研究层面,都引起了译界广泛重视。然而,将译作编成涵盖中国文学全/半跨度,综合所有重要体裁,塑造、传播整体形象的翻译选集却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文章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选集编纂传统,海外汉学界中国文学英译选集、国内对外文学英译选集的编纂概况进行了梳理;对选集编纂和作用发挥的一般机制、“翻译选集”不同于一般原文选集的特殊规律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内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目前,国内译界对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的相关研究严重不足,对同属“选集”的共性部分与我国两千多年的选学传统相脱离,因“翻译”带来的新复杂性也疏于用当代译学加以阐释。未来,为充分发挥翻译选集在文学“走出去”中的作用,应将传统选学与当代译学结合起来,形成“译选学”研究,加深对此载体的认识。同时,应尽早推出同规模对外作品,摆脱此领域任由海外汉学“代言”的局面。     

高罗佩与公案小说的再创造

本文探讨著名荷兰汉学家、小说家高罗佩如何在中西两个文化、文学传统之间重新打造一个中国公案小说的面貌。从超自然元素、酷刑、性爱、插图、以及叙事艺术等多个角度入手,分析高罗佩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阐释一个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个案。     

从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看东西方文化的认同构建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莫言小说所特有的中国文化元素及其表达的人类普遍情感是其获得国际认同的重要基础,而海外汉学家的精湛翻译则为莫言作品在跨文化语境中实现有效传播消除了语言障碍。莫言的文学创作在书写中国民间文化的同时,蕴含了世界性的文化理念,对这一文化资源的研究将有利于加强和丰富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体系。     

简论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

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的作者,比中国人自己写作的文学史早了24年。作为一名19世纪的汉学家,他对中国文学性质和特点的论述体现了中国文化在欧洲人眼中“异己”的传统形象,对中国文学起源的考察和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述,在当时语境下具有开拓性价值。瓦西里耶夫的文学史观是在欧洲文学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传统文学理念相融合而形成的。     

文化诗学与华文文学批评--关于"华人文化诗学"的构想

"华人文化诗学"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即从重视中国文化/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到突出华人与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转移,从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转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的整合."华人文化诗学"主张从纯审美研究视域转向文化政治阐释.     

翻译家葛浩文和白睿文翻译思想述评——以《狼图腾》和《活着》为例

让中国文学"走出去",得到世界的认可和世界范围内读者的喜欢一直是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的梦想。从《中国文学》到《熊猫丛书》,再到《大中华文库》,中国的官方机构也为此做着不懈的努力。然而,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走出去"之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就是西方的汉学家、翻译家们。本文选择了正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作出巨大贡献、付出巨大努力的两位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和白睿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的翻译观和代表作《狼图腾》《活着》的英译本的分析,探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英译之道。     

从中国文学研究实践看越南接受美学的情况

从20世纪80年代越南和中国都开始接受西方接受美学理论,但经过30年左右,越南接受和研究接受美学的情况与中国的极为不同。把越南对接受美学的研究运用与中国的相对比,不仅能发现两者的差别之处,还能给越南研究界提供许多有关如何接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启示,其中就包括接受及运用接受美学的经验,而且能概括出使两国更有效地接受西方文论的重要原则。与中国接受运用接受美学的情况相比,接受美学在越南存在着来得早发展慢、研究比较薄弱、缺乏系统的接受、对舶来的文学接受理论缺乏必要的补充调整、理论操作性不强等现象。导致越南与中国研究运用接受美学存在重大差别的原因,主要是越南对国外的理论翻译缺乏系统性、越南的经典学术作品很少人买、越南文学研究队伍没有中国多、越南缺乏发展接受美学的基础,并且在文学创作和理论传统方面越南也没有中国丰富。越南研究界既要向中国研究界学习,又要找到适合国内文学实践的具体研究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