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责任、社会角色对权力感和分配公平的影响

采用公共财物范式和权力感问卷,运用模拟实验的方法,探讨被试在不同权力责任（个人责任、他人责任和社会责任）和社会角色（政府官员、公司经理和教师）条件下权力感（包括控制感和责任感）和分配公平的特点。结果表明：（1）权力责任只有在具体的社会角色中才能对控制感产生影响;社会角色对责任感产生显著影响,政治领域中的责任感高于经济领域中的责任感。（2）权力责任没有对公平分配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而不同的社会角色则能引起公平分配的显著差异,三个角色的不公平程度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教育领域。     

冲突与和谐: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视野下的非关税壁垒

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传统分析大多选择经济学的视角,通过此类措施对社会福利以及个人效用的影响评判其合理性.本文另辟蹊径,从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角度采取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法律诠释,就国家权力通过非关税壁垒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可能引起的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指出国家掌握的社会财富分配权的滥用以及对个人权利保护位序的错乱是非关税壁垒缺乏正当性的重要原因.为此,政府应尽量少实施涉及个人积极权利和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中产生显著财富转移效应的非关税壁垒;对涉及个人消极权利的非关税措施,则应在承认目标合理性的基础上,遵循合理的公共决策规则来确定,并重点防范实施中国家权力的滥用.     

发展成果再分配及其政府责任

发展的结果是取得成果,发展的目的是人民享受成果.政府作为发展成果的主要持有者,是发展成果再分配的重要主体,是发展成果的受托保管人与公平分配者.发展是一个成果与矛盾同时并生的过程,政府依公共原则与公平原则进行发展成果的再分配能有效消解发展矛盾.政府进行发展成果再分配的具体职责是:使发展成果的生产具有合法性,防止应当公共产权化的发展成果被私人化,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调节不平衡的发展成果分配关系,保障公共性的发展成果被运用于举办公共事业和提供公共服务,对处于明显社会不利地位的特殊群体与个体给予特别的社会关怀.     

面子文化产生根源及社会功能

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面子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社会生活.面子文化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文化、耻感文化、社会取向的文化以及中国是人情社会有极大的关系."面子"的符号象征功能、社会交换功能和社会控制功能不仅调节了中国人的相互交往关系,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劳动价值论基础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导致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和追求自身利益,因而对新增财富而言,按生产要素分配不仅是一种客观要求,而且会成为一种必然结果.但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上都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这种分配的客体仅指个人生活消费品,而不是指所有新增财富或新价值;二是我国劳动者目前所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产要素主要是活劳动,其他生产要素还十分有限,这决定了劳动是收入的主要依赖,因此,按劳分配为主是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如果分配客体不再仅限于个人生活消费品和不再考虑人们收入来源的比重关系,将分配客体扩大为全部新增财富或新价值,则不能不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客观现实.在我国,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息,以及组织——利润,国家——税收等,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将分配理论的研究视野局限于个人生活消费品的“劳动——工资”部分而无视     

象征人类学视野中象征的构成要素

作为象征表层结构的象征符号分别包括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自然象征符号、社会象征符号、虚拟象征符号等主要的类型.而作为象征深层结构的象征意义则分别指涉人们在社会中长期形成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抽象概念以及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等不同的意指对象.     

中国城市住房分配：一个变迁的视角

中国城市住房分配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为了政治稳定的需要而承认住房市场的合法性;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住房分配表现为市场渐退与再分配渐成,国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把私房变成公房,后以租的形式再分配给员工,住房市场被逐渐废除,行政性再分配逻辑取代了市场逻辑;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再次推行城市住房商品化,中国城市住房分配市场化、货币化及社会化渐成,城市住房的市场能量得到逐步释放,由此导致既有再分配又有市场成分的混合城市住房经济,城市住房分配受到市场、制度及家庭背景等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     

符号、控制和象征交换——评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矛盾和解决方案的论述

如果说传统资本主义靠货币的力量来控制人的话,那么现代资本主义用符号这种更加隐蔽的方式来控制人.鲍德里亚认为,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先后经过了符号的自然价值规律、符号的商品价值规律和符号的结构价值规律占支配地位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这意味着,社会逐步形成了一个以符号的自我编码为特征的超现实的结构,资本的控制表现为符号的控制.这种符号控制通过无回报的象征交换而获得控制权力.消除这种符号控制的方法是象征死亡.显然,鲍德里亚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权力关系,但是对于这种权力关系的理解过于狭隘,因此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不切实际.     

人情视角下的个人权力再分配研究

传统文化对人情社会的巩固和社会资源分配权的过度集中都易导致人情关系的盛行。人情关系盛行下的个人权力再分配逻辑可分为三种:基于"报恩"、基于"施人情"、基于"礼尚往来"。这种逻辑下的权力再分配易带来个人权力的"泛化"、"圈子"现象严重和寻租行为。减弱人情对理性社会运转规则的影响关键在于首先要培养个人正确的人情观念,其次要明晰人情文化与理性社会的界限,再次要加强必要的法制建设。     

“祖”文化之于“地方感”与“超越性”的表达范式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祖"文化意指祖先及其所确立的亲属制度与信仰系统,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祭祀仪式,倾向于强调天地、礼仪、象征和宇宙观。"祖"文化通过土地、姓氏、宗庙、祠堂等一系列公共象征符号及围绕符号展开的祭祀、庆典等仪式活动,形成了特定群体的在地化知识体系和地方感,同时也建立了宇宙、天地与人的互动关系,促成的是自然、社会和个人的相互混融,是超自然关系和超社会力量的集中表征,体现着人类的自我超越性。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以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为逻辑起点,以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为基本原则,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逻辑旨归.当前,由于分配起点的机会不公、分配程序的体制障碍、分配结果的调节乏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我们应以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为指导,通过实现分配起点上的机会公平、分配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分配结果上的合理调节等措施促成我国分配正义的实现.     

西方公共领域的发展与审美经验的变迁

作为一种自由表达观点、平等交换意见的社会场所,一个时代的"公共领域"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起着积极的塑造作用,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审美经验"的形成。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以广场为核心的"公共领域"起着集合公民意见、统一城邦意志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民主博弈与当时悲剧和雕塑艺术中个人与群体、感性与理性的矛盾统一是一致的。在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文化环境下,以教堂为中心的"公共领域"受到了严重的异化和扭曲,这种信仰上的约束、钳制与当时音乐和建筑艺术中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情绪是一致的。在现代民主社会的环境下,以议会为核心的"公共领域"起着平衡左右政党、稳定社会局势的作用,这种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相互制衡与当时文学艺术上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互对峙是一致的。在后现代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信息一体化的环境下,"公共领域"也出现了多层、多样、多元的复杂局面,这种无中心、无边界的状态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经验"。     

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公平及效率差异性探源

分配领域公平与效率的实现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方面。我国当前分配领域中的公平与效率存在着较大张力，为了实现社会发展和稳定，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都应重视公平与效率问题，然而两次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却具有不同的内涵、实现手段及价值追求。     

稳定有序视域下的公共产品分配问题——源于制度层面的研究

公共产品均等化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目标,从制度层面考察公共产品的分配,对于构建稳定有序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产品分配领域一直体现着较强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理念和价值诉求密切相关。在构建稳定有序社会的过程中,公共产品分配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理念互相形塑、互相影响。从制度环境、制度主体、制度客体角度完善公共产品的分配,必将成为构建稳定有序社会的一条重要途径。     

国外税收累进性及再分配效应研究综述

本综述主要围绕税收再分配效应及分解分析、累进性分析和累进性分解分析几方面的内容展开.仅仅分析税收总体再分配效应是远远不够的,从税收的公平特征上把总体再分配效应分解为垂直公平效应和水平公平效应更有意义;而累进性是影响税收再分配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收入个体的累进性以及税制的累进性两个方面;通过对累进性进一步分解,可以清楚知道不同税种或某一税种各税制要素对累进性的贡献.因此,循着这种层层递进的逻辑,本综述梳理和评述了税收累进性及再分配效应,构建了其总体分析框架.     

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

近年来,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增长、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因此,政府必须介入分配领域,干预和调节收入分配,以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论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下的分配正义

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对社会利益的维护和增进承担义务,分配正义就当然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制度追求的目标之一.不同要素参与分配而导致的社会分层是作为社会分配基础形式的企业分配差距产生的基本原因,阶层间良性互动是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下实现分配正义的基本要求.劳动者的基本人权保护、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以及不同劳动者之间分配调节,是实现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下分配正义的基本路径.     

基于收入分配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分配职能研究

十一五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显著增长,但同时各方面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如果这种局面不加以控制和缩小,将对我国下一步的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产生较大的制约。由于地方政府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力,掌握着大量公共资源,处于经济社会管理者的特殊地位,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上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职责。因此,正确定位地方政府分配职能,探讨地方政府如何在关乎社会和谐稳定的财富蛋糕上发挥分配职能的作用,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成为当前及至今后一段时期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现代化变迁中的社会分层、贫富分化与分配正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社会分层、贫富分化.在原有身份制体系制度化记忆影响下,身份主导了转型中国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从而使我国社会分层、贫富分化呈现相对失衡性,这必然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危害社会安定.在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情况下,要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整合的一项重要原则.它不同于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平等,也不同于市场条件下承认禀赋差异的机会公平,它是在市场竞争之上维护共同生活的更高的原则,要通过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来帮助和扶持弱势群体.     

哈耶克和罗尔斯的分配理论及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罗尔斯和哈耶克的分配思想有很大不同.他们对分配正义分别采取了肯定和否定态度;对于初次分配,虽然二人都认为应由市场按生产要素贡献决定收入,但哈耶克认为应该接受市场分配的结果,而罗尔斯则认为市场分配虽有效率,但因其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而有缺陷;在再分配方面,哈耶克只允许最低限度的福利救济,而罗尔斯主张"按需分配",达到结果公正.从中我们可得到如下启示:首先,由市场按生产要素贡献决定初次分配,统一效率和程序公正;其次,由政府按照差别原则和按需分配原则调节第二次分配,统一效率和结果公正;第三,由道德按照权利与义务统一原则协调三次分配,促进利益和谐基础上的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