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纯粹美学现新辨

新雨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王国维是康德和叔本华的信徒。康德追问的是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时的形式特点,因为物自体本身不可知,知的只是被感性和悟性所把握的形式,所以形式具有合目的性。王氏认为康德哲学只是一种哲学之批评,没达到形而上学的高度。王氏不满足康德所认为审美就在于对象的形式与主体的认识功能的内外默契,他把康德“形式合目的性”抽换为叔本华的“意志一理念说”,重新嫁接,把“主观的合目的性”形式实     

物自体与“二律背反”

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亦是康德哲学整个系统得以运转的轴心。本文通过分析康德的四组“二律背反”,探究其与物自体的内在必然联系,从而表明物自体的不可知性及其设定的必然性。     

康德物自体的解释与分析

<正> 区分“对康德物自体的解释”与“对康德物自体的分析”,这是研究康德物自体学说的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我们把“对康德物自体的解释”规定为用我们通俗的语言复述康德本人对物自体所持的观点,把“对康德物自体的分析”限定为研究者对康德物自体所持的态度。“分析”是“我注六经”的方式,带有研究者的倾向性,而“解释”则应作客观的说明。如果“分析”是我们讲话,则“解释”就是让康德自己讲话。区分这二者,对于一般的哲学体系是“适用”的,而对于康德物自体则更有必要。以往不是把康德物自体说成是“上帝”、“纯粹理性的本质”,就是“实体”、“客观存在”,出现这种分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把“分析”当作“解释”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以往“对康德物自体的解释”的一个共同出发点,都是一开始就直接断定康德物自体“是什么”,直接断定其有何种性质,结果总是事与愿违。因为康德认为物自体不可知,则从未正面讨论过物自体。他说:“我们不是问任何物自身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甚至不是问,按照经验的条件,具体上什么能够出现”     

由“正”入“负”──冯友兰哲学方法论的形成与运用

由“正”入“负”──冯友兰哲学方法论的形成与运用林建华（中央党校）冯友兰的哲学方法论在中国现代哲学中是有其特色的，他的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本文试图就其“正”、“负”方法的形成与运用作一探索，认识这两种方法在冯友兰哲学中的相互关系及...     

康德的物自体与感性来源——兼议“康德物自体是感性来源”一说

<正> 物自体学说在康德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是构成康德哲学体系的基础之一,也是我们研究康德哲学的入口。雅可比就曾提出,离开康德物自体就不可能进入康德的体系。但是,由于物自体的含义在康德著作中非常晦涩,以致人们对它作出过各种解释,得出过许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有这样一种说法:康德物自体是感性材料的来源,指的是客观物质世界。在我看来,康德确实是主张“感性论”的,理应有一个“感性来源”的问题。但是,康德物自体是感性来源吗?如果物自体是感性来源,     

物自体与"二律背反"

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亦是康德哲学整个系统得以运转的轴心.本文通过分析康德的四组"二律背反",探究其与物自体的内在必然联系,从而表明物自体的不可知性及其设定的必然性.     

康德的“物自体”设定——对人类中心主义困境的批判和反思

康德关于“物自体”的设定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其哲学不可知论的一个明证，由此经常受到批判和否定。但是。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一设定所蕴含着的积极意义，尤其他对我们了解和警惕自身所固有的“人类中心主义困境”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正是尝试通过探讨康德“物自体”概念的缘起、内涵和作用以及它对后来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等。希望从中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精神现象学对先验哲学的超越

本文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对康德的先验哲学的超越.本文从对康德的先验理性的批判入手,展示了黑格尔超越内意识形而上学的现象学思路.遵循笛卡尔为近代意识哲学奠定的自明性原则,康德将现象与物自体的分裂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物自体不可知,知识只关乎现象界,知识的根据归于先验理性(主体自我意识),满足于主观有限的认识.而黑格尔一反意识哲学的清晰性、自明性原则,认为意识经验(现象)得以可能的根据正是理智意识不能清晰、自明地把握的物自体.物自体(绝对、存在--精神)就在现象中,通过现象开显自身.绝对降临意识,使得意识与精神之间有了明暗的实在关系.意识得以可能的根据就是作为其真理性尺度的精神,这种真理性自身是意识之光由之发出的玄暗.绝对精神(物自体)开显、创造、显现现象,这种开显、创造活动就是存在的事情,存在的事情(人类历史)及其事后的觉解就是存在--精神的澄明,就是真理性自身.     

黑格尔“绝对”与“精神”的哲学内涵

本文以哲学界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不同理解为背景,从康德入手引出黑格尔为什么要提出绝对精神,并理解绝对精神及"绝对"与"精神"的内涵。在阐述"绝对"的哲学内涵时借斯宾诺莎的实体及康德的物自体进行了发展和比较,在对"精神"的哲学内涵进行阐述的时候是通过对精神本身的理解及对精神与理性的区别来完成的。     

开放的康德哲学——重读“物自体”

“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基础性概念。它不仅是理论理性的知识论概念 ,更是实践理性的本体性概念 ,二者之间构成了内在张力 ,贯穿于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之中。康德哲学是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结合 ,是理性与非理性 (或超理性 )的矛盾统一 ,正是这种张力 ,推动着康德哲学体系的运转 ,而“物自体”是其轴心。康德对“物自体”的设定在于批判先验实在论 ,使人回到现实的经验世界 ,同时启迪人们从经验世界走向理想。而这都必须在实践中达成。康德哲学由此实现了知识与人文价值的结合 ,知识向人文价值的转化和生成 ;从而端正了西方智力思维的运思路径 ,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营造人性的生活世界指明了方向。     

科学原创性如何可能?——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与宇宙宗教情感

尽管爱因斯坦曾有过不同的哲学倾向,但就总体趋向而言,乃是对康德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只是他否定了康德的先验时空观,超越了康德设定的现象与物自身之间的隔绝,并将创造性直觉的能力(“智的直觉”)由上帝归还给了人类。爱因斯坦源于终极关怀和价值自觉的宇宙宗教情感,是其科学信念和内心自由的依据,而这正是其科学原创性的价值之源。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代表了西方正统哲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发展,而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不谋而合。他一生的生命实践,证明科学创立的过程是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统一的过程,这为我们今天探索认知与价值的统一提供了重要启示。     

康德的“智性直观”探微

“智性直观”概念在欧洲大陆理性派那里有其思想来源,康德对该概念的提升和改造在于使之与数学直观割断联系,并赋予了它三层含义一是我们人所不可能具有的一种撇开感官直接直观自在之物的能力,二是作为一种自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直接给出对象的能力,三是作为人的感性直观和知性思维所模仿的“原型”的能力,所有这些含义都只是一种逻辑上不矛盾、事实上对于人来说却不可能的假设。康德的智性直观对德国哲学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马克思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作用。     

康德关于直观和概念的区分

直观和概念是两种不同的先天认识形式.二者截然不同,但惟有结合起来才形成知识,由此给康德的认识论带来了难题.康德对二者的区分实际上是对西方哲学史上关于感觉和理智的区分的一种自觉继承,但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完整理解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对于深刻把握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变革及其理论困境是十分必要的.     

论二三十年代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冯友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出版,标志着他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成熟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冯友兰既不取他早期"哲学是求好之学"的定义,也不采纳胡适的哲学定义,而是通过哲学的分类以显示哲学的内容和意义,并以此为标准来取舍中国哲学;同时,又对哲学的性质及功用、价值作了系统的阐发。冯友兰关于"两种哲学史"的划分、关于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的诠释、关于哲学史的分期等,表明他的哲学史观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     

冯友兰对西方哲学方法的阐释与运用

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哲学也在进行着痛苦而又意义深远的蜕变,而促成这一蜕变的工具就是自西方引入的现代化成果--科学和逻辑方法,当时的哲学家都纷纷利用这一工具,致力于重释中国哲学和重构哲学体系的工作.冯友兰无疑是赋予中国哲学以现代化形态的一个成功个案,这个成功离不开他的哲学方法论,是冯友兰在学习现代方法(特别是逻辑分析方法)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了西方诸多哲学家建构形上学的合理因素,并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而形成的.     

胡风编辑策略中的"异端"因素

本文对胡风编辑思想和策略进行了新的考察。认为,在"同人杂志"的编辑理想中,胡风寄寓了推进国人思想和文坛大环境现代化的热切企望,这使得"胡风集团"的文化运作方式呈现出某些"公共领域"的因素。出于对"公共领域"与意识形态方式冲突的警惕,批判者以"宗派主义"的罪名将"胡风集团"这一"异端"剿灭。     

时间：感性与知性的相互限制及其实现——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的“时间”

《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关于时间的形而上学阐明向我们指出:时间是先天的直观形式;关于时间的整个先验论证意在表明:时间是现象的必然条件。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指明:在康德那儿,时间意味着感性和知性的相互限制以及二者的实现。     

康德实践哲学及其意义探析

康德开创了主体论思维和研究方式,建构了西方近代第一个具有典型性和转折意义的实践哲学。康德实践哲学以自由为核心,将主体性问题研究由认识论提升到主体论的高度,使之由纯粹的认识问题升华为道德实践问题,展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广阔领域和深刻内涵。康德实践哲学对现代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它的局限则暗示人们,建构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实践观,运用实践论思维方式,是建立合理形态的实践哲学的必由之路。     

论康德与亚里士多德范畴学说差异之成因——从“praedicamenta”和“paedicabilia”谈起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使用的Pradikamente和Pradikabilien这两个术语,实际上是西方传统逻辑中的“范畴”和“谓词”,它们的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在康德那里,它们的含义和相互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哲学中知性地位的提高及作用范围的深化。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在康德那里有了新的意义。     

哲学之主题和方法的新开端——海德格尔的“战时亟须学期讲座”探析

1919年之前的海德格尔既已发现了真实的生活体验对于哲学的重要意义。在1919年开设的被称做＂战时亟须学期讲座＂的课程中,他在哲学的主题和方法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获得了一个新的开端：突破了传统理论姿态和立场的束缚,把＂在自身之中并为了自身的生活＂确立为了其哲学的主题,把＂解释学的直观＂作为了其思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