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苦吟"新变及其审美意义

"苦吟"是中晚唐诗坛上开始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对古典诗歌发展影响重大.唐宋之际诗歌重镇南唐的"苦吟"之风产生了新的变化,"苦吟"诗作语言清丽淡雅、善于描摹物态,对传统诗歌意象的含义和作用进行了显著的再造.这一变化深刻反映了唐宋之际诗歌创作群体及其创作心态的演变,并对后世全新审美范型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杜甫对《诗经》“风雅”与“兴”传统的接受与求新

《诗经》开创了立足于人生与现实的"风雅"传统,以及讽喻时政的"比兴"传统,对后世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杜甫一生奉儒守法,在诗歌创作上倡导"风雅"传统反映社会现实及民生疾苦,体现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杜甫身处盛唐和中唐转折时期,盛唐时期的狂飙突进之风以及中唐的日趋衰飒之气,在其诗歌中都打下极深的烙印,诗继风雅的"诗史"风格以及力主发兴吟咏、诗兴通"神"的诗歌理念,则反映出创作上注重创新性,这都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宋诗"晚唐体"辨

"晚唐体"之说是宋末元初出现的.两宋人对晚唐诗的说法不一,所指晚唐诗人是以孟郊、贾岛、姚合为代表的一些有隐逸倾向、写清苦生活、刻意琢磨诗歌艺术技巧的诗人.至宋末元初,"晚唐体"这个诗学概念形成了一体三义特指一些具有隐逸情调的精雕苦吟之诗,包括以"郊寒岛瘦"为代表的"唐之晚年诗",宋初一些僧隐诗人所作类似郊、岛之诗,宋季"四灵"一脉学习贾、姚之诗.该文亦扼要论述了宋初、宋季"晚唐体"之风貌,并对近世流行的贬抑"晚唐体"的文学史观提出质疑.     

晚唐诗学视野中的右丞诗——司空图对王维的解读

唐末诗人与诗论家司空图推重王维诗歌,其有关意见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澄澹精致"是司空图对王诗的核心认识,但这一评价与王诗的艺术特点存在距离,折射了司空图自身诗学观念的晚唐趣味。司空图以"韵味"论诗,改变了盛唐、中唐诗论以"境"、"象"论诗的理论侧重,弱化了对物象做天真自然表现的理论追求,强化了诗人主观体验对诗歌意境形成的意义,反映了晚唐诗歌重人工、尚锻炼的诗风变化;其"韵味论"诗学相对于盛唐、中唐"境象论"诗学的变化,是其右丞诗解读中晚唐趣味的理论基础。     

诗人的悲剧和悲剧的诗——论苦吟诗人孟郊和他的创作

孟郊是中唐一位“苦吟诗人”。一般对“苦吟”的理解,是指诗人的反复推敲吟诵、字雕句琢。本文从诗人的悲剧命运及其诗歌文本中悲剧意境的创造出发,揭示孟郊苦吟的内部动因和外在表现。指出:时代的需要与诗人的个人才能的冲突构成孟郊诗境的“苦”;中唐道德沦丧与诗人先验的道德理想的冲突构成诗境的“清”;以上两种冲突造成的诗人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性格,投射于诗句和诗境,就形成了诗人的“苦吟”和“清词”。受伤的孤鹤的形象是苦吟的内质;“寒”与“不欢”是苦吟意境创造的根据;高古、峭硬和新奇乃苦吟的外在表现。孟郊的苦吟,开启了中国寒士文学的新境界。     

《唐诗品汇》与明初唐诗学

关于唐诗的模范作用,明初诗人从分期、体制演变等方面进行探讨,与在诗歌创作中倡导"鸣国家之盛"相配合,使其对盛世气象的追求与对盛唐诗歌风貌的讨论合为一体,最终推动了高繤<唐诗品汇>的出现.明初的唐诗学精分四唐,明辨众体而推尊盛唐,完成了唐诗学的构建,深刻影响了有明一代的诗歌创作.     

论张说诗歌的"兴象"特质

作为盛唐诗歌特质的"兴象",它所追求的是情景交融的诗境.或以自然意象表现刚健精神,并使两者有机交融;或融情入景,兴在象外,亦即追求韵味.而作为初盛唐过渡时期的诗人,张说有一部分诗歌已初步具备了盛唐诗歌的特质.他为诗歌由初唐过渡到盛唐,在创作实践上起了铺垫、导向的作用.     

盛唐气象里的中唐先声——李颀诗歌的转型意义

盛唐诗人李颀一生主要为道家思想所支配,加上仕途的失意,使他的心态在盛唐诗坛尤显孤寂。这种心态影响到诗歌里,使他的诗歌既保留了盛唐诗歌雄浑的特征,又包含了寂寞、峭独的风格,成为中唐诗风的先导。因此,李颀诗具有从盛唐向中唐转型的过渡意义。     

论李白"酒"中的悲剧意识

李白是盛唐诗歌中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一生爱酒,以酒成欢,亦以酒化愁.他的"酒"中包含了对自身遭遇、人生沉浮和社会现实的无限感慨,使得李白的"酒"及诗中夹杂着一股似淡还浓的有关时间和生命的悲剧意识,最后通过一种自我张扬的方式使这种求而不得的"欲望"得以升华.     

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僧诗

通过对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诗僧的探讨，指出在当时诗坛苦吟之风日盛的情况下，诗僧能融入时流，促进苦吟之风，将苦吟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其创作行为本身就体现出诗僧诗歌创作的热力。     

论邓肃对杜甫的接受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谏官和爱国诗人,诗词文兼擅。其诗歌创作师承多家,而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南渡前邓肃以学李白诗为主,诗歌豪纵俊爽、磊落旷放;南渡以后,则以学杜甫诗为主,诗歌沉郁顿挫,雄浑劲健。他学习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实录"的诗史精神和以史笔入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个人身世之叹与抒写家国之痛密切结合,诗歌充满忧患意识与感人力量,比前期追踪李白的作品更显厚实、凝重。在杜诗接受史上,邓肃的创作值得重视。     

论白居易诗与唐宋词的内在契合

对白居易诗与唐宋词中思想内容的某些方面作细致的观察分析后,发现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享乐心理,去日苦多、人生如寄的感伤情绪,但求适意、不拘形迹的归隐意识是其内在契合点,反映了中唐以来新型文化背景下文士心理的变迁,是白居易诗和唐宋词独特的审美特质。     

唐代巴蜀文人仲子陵生平考述

唐代是巴蜀文学经历的一个重要的繁荣期,但由于史籍的缺乏和疏漏,许多在当时比较著名的巴蜀文人名字至今依旧淹灭在旧典之中,不为今人所知。唐代文人仲子陵就是其中一位。仲子陵是中唐大历、贞元间人,是当时巴蜀少有的儒学家兼文学家,在学术及文学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对赋的创作,在中唐的赋家中其创作数量可观,对中晚唐律赋创作亦具有重要影响。他的赋作语言平易,启晚唐律赋散化倾向的先声,而且律赋创作题材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但由于典籍记载的缺佚,本文仅简单对其生平行年进行考述,以期对于全面了解中唐巴蜀文学状况能有裨益。     

论苏轼初期词

苏轼的词创作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多数论者都把苏词研究的重点放在苏词创作的成熟期,这自然无可非议。本文提出苏轼初期词的概念,意在延伸苏词研究的视野,以使人们更为客观准确地把握苏词创作的全貌。     

况周颐《蕙风词》删编考论——兼论词学交游对其编词之影响

况周颐晚年将毕生所刻词集删定为《蕙风词》两卷，去取精审，仅存词123首。此举不单是选萃旧作之菁华，还包括对部分词作的删改修订，蕴含了一定的改词方法。其中况周颐词学思想的深化是促使其编选词集的内因，而与王鹏运、朱祖谋的词学交游，则是影响其作词、刻词、改词和选词的外因。在时间节点上，况周颐删编《蕙风词》与其构撰《蕙风词话》大致同步，反映了创作实践和词学理论的共生互融。     

李白另类人生及其创作动力揭秘

八世纪以来,李白以其浪漫主义诗歌,备受世人追捧,无论是诗歌内容还是艺术境界,都开创了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为此他也被后人景仰、神化、仙化、异化。但我们透过其诗歌只看到他人生的一面,要全面还原认识李白,须从一个普通的社会人的角度去整体考察。文章以巴蜀文化为基点考察李白的"民间性现象",以及服丹对他创作狂想的刺激作用,并指出他的创作动力或来自于这种药理作用。文章推翻传统认识,在全面观照李白生平的基础上,大量搜集、引用可靠材料,融入对李白的总体论述中,力图以材料说话,论证李白身上的"民间性",及出蜀后,不容于中原官方正统文化的悲剧人生。但这恰恰造就了他成为了不同于杜甫这样的中原诗人的大唐"孤星"。     

豪迈强劲 意气风发 自成一家——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的创作先河者伯颜及其创作

伯颜作为元代早期学习汉字进行创作的诗人,原系成吉思汗近亲家族人,一生于军旅中,其汉文诗歌主要描写自已的亲身经历.他以得天独厚的军旅统帅生活为基础,创造了<奉使收江南>,<鞭>等不少内容充实,气势雄浑的诗歌与散曲作品.他的诗歌与散曲风格雄健,情调高昂,阔大豪放,气势雄浑,粗犷豪爽,他是元代蒙汉诗歌交流的先河者.     

论杜诗的史学底蕴

诗与史密不可分,关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之诗,自古备受重视,“诗史合一”乃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范型之一,生逢唐朝盛衰巨变之际的杜甫,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杜诗向有“诗史”之誉,他的作品表现出以诗证史、补史、括史、题序并举、融序于题等特质,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蕴涵更深广的时世内容,诗歌的社会功能与认知功能由此得到高度强化。“心诚”乃诗史之根本,诗人不粉饰、不回避,以血诚为诗,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以及厚重的社会历史意识亦于此而得以更加凸显。     

试析杜甫对儒家诗学的继承与发展

杜甫作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以其辉煌的诗歌创作将中国古典诗歌推向最高峰,他的艺术成就既是其才智和辛勤的结晶,但也与他的诗学理论有密切的因果关系.本文从杜甫诗学主张入手,分析其诗学对儒家诗学的继承与发展,进而指出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对后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