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布什政府的NMD计划

布什政府上台后，加紧研究部署NMD，以达到威慑中俄、控制盟国、防范敌手、刺激经济的目的。2001年底，布什政府宣布美国决定退出《反导条约》，为其发展部署NMD扫除了一个重要障碍。美国这一行为将对国际军控事业与世界的安全和稳定产生重大的影响。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缔结与终止,从宏观层面上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从敌对到全面正常化的曲折历程。此间美台双方围绕这一条约的具体运用所产生的互动,则在微观层面上折射出美国对台政策的实质。在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理念中,谋求"对美友好的中国政府"不仅带有旧式的殖民主义色彩,而且还兼具"冷战政治学"的意识残留。     

俄美中导竞争与中国应对方略

2019年8月美俄两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开始公开研发陆基中短程导弹.俄美重启中导竞争,将会刺激俄美在反导和其他战略军备领域的竞赛,侵蚀全球战略稳定,破坏亚洲和欧洲地区战略稳定,从而对中国战略安全构成威胁.俄美短期内在中导和反导领域展开竞争,中长期内可能寻求政治解决中导竞争问题.美国将在关岛和日本等亚太盟国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以中导制衡中国导弹,谋求对华军事优势.中国的应对方略包括:不参加新的《中导条约》谈判;本着"少而精,够威慑"的原则,提升中国核武器的质量,确保核威慑的可靠性;一旦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中国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以导弹反制美国中导,等等.     

近代日本海军的对美战略观——以日本《帝国国防方针》为中心

日本于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经1918年、1923年和1936年3次修订,成为其制定对外侵略政策和扩充军备的重要依据。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海军一直将美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国,强调要保持对美7成比例、“舰队决战”战略。日本制定及第一次修订《帝国国防方针》时,美国虽为日本海军的假想敌国,但只是后者扩充军备的参照国而已,至第二次修订时,美国成为日本海军战略的对象国。1936年日本海军“南进”战略施行时,美国已成为其必战国。可以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制定与修订,清晰地反映出日本海军对美战略观的确立与变动过程。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6008／1号文件的形成

由于5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变化和日本实力的迅速增长,美国被迫重新考虑对日战略问题。在新美日安全条约签订后,美国统治集团的经过充分讨论估价,终于通过于国家安全委员会6008／1号文件,这一文件的基本原则成为此后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     

双边领事条约在领事保护实践中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明确我国采取“适当措施”实施和适用条约和协定。我国驻外外交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对在海外被逮捕拘禁的我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时,要依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其中如遇与我国缔结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国家,还需适用双边领事条约。在领事保护与协助实践中,双边领事条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之间双边领事条约实践为《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素材,同时,领事法的法典化发展又统一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内容,提升了双边领事条约的履约标准,为现代领事保护与协助实践提供了兼具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实践指引。我国和多个国家之间缔结有双边领事条约,这些条约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规定了更具操作性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相关条款的模糊性,为领事保护与协助供给了实践新做法,并推动领事保护的新发展。     

误读、陷阱与中国应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的新能源政策研究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重大影响,也对全球新能源发展产生不可回避的作用。正确理解美国退出《协定》后的新能源政策,需要避免"三个误读",更要避开美国退出《协定》对全球新能源发展潜藏的"陷阱"。一旦落入"美国不发展新能源,我们也不行动"这种向美国看齐的思维偏差,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新能源未来乃至能源独立与安全都将遇到挑战。中国的人口、能源基础与经济转型的重大历史任务,决定了符合国情的新能源发展之路。中国积极稳妥的新能源战略不会因美国退出《协定》而动摇,但中美两国新能源协作的远景依然值得期待。     

技术措施保护的国际条约义务研究--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自1995年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两个因特网条约以及《反假冒贸易协定》均设立专章对技术措施保护进行专门规定。因特网条约首次在国际法层面上要求各成员对于技术措施提供适当的法律保护和有效的法律救济方式,但因特网条约仅提供了一个保护技术措施的基本框架,各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决定如何履行其国际法义务。反假冒贸易协定将原来因特网条约中留给各国国内法自行解决的问题进行明确,例如界定技术措施、明确禁止规避行为和规避工具。反假冒贸易协定在履行因特网条约义务的同时要求各成员对技术措施提供更高的保护标准,提供更为有效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在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对技术措施提供了更为详尽合理的规定,兼具因特网条约和反假冒贸易协定的立法特色。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的酷刑政策及其影响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授权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对在海外抓获并拘留的恐怖活动嫌疑人采用严酷的审讯手段。允许虐待是美国政府实施酷刑政策的主要策略。剥夺那些被拘留者的正当程序保护,既背离了美国的法治传统,也违反了人权条约。禁止酷刑不仅是条约规则,而且已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乃至强行法。美国政府负有域外适用人权条约不可克减条款的义务。美国政府酷刑政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9.11事件"的恐怖效应、美国宪法对总统战争权缺乏明确的限制以及美国国内抵制国际人权的各种思潮。酷刑政策的影响将长期持续。     

巨文岛事件与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之变化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1885年4月英国制造的巨文岛事件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面临的最大外交课题,也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围绕巨文岛事件,中日分别在对英外交、对朝外交和中日两国外交三个层面进行了较量,这实际上是一场中日围绕宗属体制的较量。以巨文岛事件为契机,《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在朝鲜对等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中国掌控东亚外交主动权,日本孤立被动的格局。中国成功地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强化了中朝宗属体制,将《天津条约》签订后,朝鲜为中日两属之国的状态,恢复到之前的中国专属状态,并给日本的"属邦批判"论和朝鲜"独立国"论彻底打上封印。1885年中国在巨文岛事件外交上的胜利,使日本失去了在《天津条约》中取得的外交优势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巨文岛事件发生之后的十年期间,《天津条约》一直呈现出一种空洞化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