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应保尽保"惠及30多万低保户

城市贫困者数量呈上升趋势,贫困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江苏和上海近几年作出了巨大努力,千方百计为城市贫困者提供社会保障,用"民心工程"打造和谐社会,赢得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社会工作者在我国城市反贫困中的使命和角色

社会工作的使命是“扶贫济弱、助人自助”,贫民和劳工是社会工作的两大传统服务对象。由于对致贫原因看法的不同,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中的助人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围绕改变贫困者个人而开展的助人活动,二是围绕改变贫困者周围的社会环境而开展的助人活动。这两类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主要是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的,所以社会工作在城市反贫困中以推动社会政策制度和改变为主,同时也强调贫困者的自立。由此形成了社会工作在政策制定环节中的贫困者利益维护者,政策执行过程中需求的评估者;致力于提升贫困者能力的使能者;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倡导者和为贫困者解决实际困难的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     

城市贫困人口心理分析及对策研究

由于社会转型、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原因，产生了下岗职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贫困大学生等大量的城市贫困人口。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加剧了城市贫困的进一步恶化，危害城市的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本文从城市贫困人口的界定和成因出发，在贫富分化的态度和容忍上分析城市贫困者心理差异，及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影响，提出解决对策。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城市绝对贫困现象研究

随着下岗现象的继续增多,城市贫困问题也越来越普遍。在诸多对贫困现象的研究中,人们的视线似乎主要集中在相对贫困上,忽视了城市中的绝对贫困。我们通过对南京市建邺区的调查认为,在整个社会发展、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有大幅度提高之同时,城市尚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生活几无着落的绝对贫困者。对他们可以从绝对贫困线和现实生活状况两方面来加认定。绝对贫困者已形成了城市中的特殊弱势群体,必须多方面综合加以解决。     

民政部对“低保”制度落实进行“直通”监督

民政部于今年开始建立城市“低保”对象家庭备案制度，这种“直通车”式的监督将进一步保证城市贫困者的正常生活。     

基于增权理论的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创新模式探索 ——以新希望集团为例

由于社会利益分化及制度不均衡等原因,位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的贫困者往往处于“资源与能力双重缺乏”,即“失权”或 “无权”状态,因此,需要通过增权提升其自我获利能力。以新希望集团为例,深入剖析企业如何将增权理论应用于精准扶贫： 在个体增权方面,通过丰富教育培训体系,提升贫困者的人力资本;在联合增权方面,通过建立合作组织,结成利益共同体,从 而赢得更多权益;在社会增权方面,通过创新产业模式,增强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在此种扶贫创新模式下,贫困者达到了全方 位增权,可望实现永久脱贫,同时,企业履行了精准扶贫的社会责任,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社会人口学特征对农村贫困者自我和谐的预测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人”的和谐。本研究以970名农村贫困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我和谐问卷研究贫困者的 自我和谐度及与其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贫困者自身、家庭和社会因素与自我和谐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相 关关系;（2）贫困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代际贫困、贫困程度、家庭规模收入来源等变量以及年龄与文化程度、家庭规 模与贫困程度等变量的交互作用在自我和谐的三个因素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3）贫困者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和家 庭规模变量对自我和谐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亚洲的城市化与青年问题

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变化仅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在发展中国家,新的并且不断发展的城市化现象已经使那些用于应付贫困者、新移居者以及青年的基本需求的政策和规划丧失了作用。 城市化进程是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一场变革,通过这一进程,小城镇发展为城市。城市化也影     

城市贫困问题的诊断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里基本上不存在突出的贫困问题。但是近些年里，伴随着破产失业机制的启动，粮油价格的全面放开，失业者、提前下岗者，亏损企业的职工等等，开始沦为城市中的贫困者。可以预料，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尤其是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国城市中的贫困人口将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加而不断扩大。而现有的社会指标监测体系对于这个问题尚缺乏敏感。因此，细致地研究这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居民生活补助标准，继续抑制通货膨胀，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机制，便显得十分必要。     

民族地区扶贫对象依赖心理的主观成因探析

民族地区的贫困者由于种种原因,很容易对政府和社会的扶贫工作形成某些心理依赖, 其中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成因。主观成因指以下几个方面,经常遭受社会生活的重度挫折, 这是贫困者形成心理依赖的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民族群体自卑心理的影响, 这是贫困者形成心理依赖的心理基础; 某些落后的文化观念的影响,这是他们形成心理依赖的思想基础和观念基础。因此,扶贫必须先扶志, 治穷先治心。     

社会资本与政府反贫困治理策略

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社会资本的分布具有不平衡性特征,一些贫困群体因在社会结构中占有较少的社会资源而陷入关系贫困的境况。关系贫困是在社会资本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贫困分析范式。从关系贫困的视角,政府反贫困治理要由目前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其具体策略应包括提高贫困者的社会地位,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增加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     

福利国家社会救济制度的伦理考量及启示

福利国家(以英国、瑞典为例)通过完善的社会救济制度为其国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可靠的生活保障.其彰显的伦理价值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具有“人本主义”的基础,其本质是形而上的.国家为贫困者提供维持其生存的福利救助的正当性在道德逻辑上是自明的.鉴于此,完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关键在于明确国家的福利救助义务,并将这种接受救助的道德权利转为法律权利,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贫困者能够有尊严地生存.     

村庄视角的扶贫项目目标偏离与“内卷化”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的扶贫工作使得其与乡村治理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村庄视角下微观层次的扶贫工作分析不仅关注扶贫工作的内容与机制,更看重扶贫工作所要对接的乡村社会的变迁。村庄内的社会关系结构、权力结构、社会分化和信息传递、精英俘获、村干部自利性的需求、集体行动的缺乏等都成为扶贫工作目标发生偏离的重要原因。扶贫项目目标偏离带来的结果是扶贫工作的内卷化,扶贫工作的内卷化不仅影响扶贫项目的公益性和合法性,也会导致贫困者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更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变大以及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再产生。而要扭转这种不良的局面,不仅需要我们变革扶贫工作的宏观结构,消除不利于贫困者的门槛和制度,同时也要更多关注扶贫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将乡土社会的特征、农民分化的客观现实、贫困者心理的脆弱和集体行动的培育纳入扶贫研究工作。     

农村贫困者的心理结构特征

以华北地区的山西,中部地区的河南和湖北,西北地区的陕西、新疆和青海,以及西南地区的贵州和云南等共八个省区 800余个自然村的971名农村贫困者为被试,采用心理测量原理与技术探讨了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结构。结果表明,农村贫困 者的特殊心理特质结构主要由退缩性、刚毅性和固执性三个因素构成。经验证因素分析检验,由此构成的农村贫困者心理特质 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效度,问卷项目具有较高的区分度。文章讨论了农村贫困者心理结构特征及其意义。     

试论改革以来的中国城市扶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政府因应这一问题的政策大体上经历了6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扶持企业到直接救助贫困人口,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从救助制度分立到救助制度整合,从基本生活救助到综合救助,从消极救助取向到积极开发取向,从依托单位体制到重视社区作用。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城市贫困问题,注重城市扶贫政策的创新,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促进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注意培育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大力促进贫困者的社会参与,以继续推进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的优化,切实保障贫困弱势群体的利益。     

中世纪晚期英国的乞讨问题及对其限制

中世纪晚期英国一直为乞讨问题所困扰，此时乞讨问题的出现是多种社会因素的结果。虽然中世纪基督教会主张对所有的贫困者予以救济，但中世纪晚期英国仍出现对乞丐限制的普遍呼声和行动。政府、教会和社会精英都提出了一些限制乞讨的措施，主张对乞丐救济区别对待。中世纪晚期英国对乞讨的限制有助于鼓励人们积极的生活，这孕育着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因素。     

对重庆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的反思

社会救济是对贫困人群提供无偿物质帮助的一种制度。重庆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扶贫开发是中央交给重庆直辖市的重要任务之一。能否解决好贫困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从重庆市农村贫困的原因出发，从政府、贫困者自身和社会三个角度提出贫困治理的途径和对策。     

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农村妇女贫困

市场经济转型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因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相对男性而言,农村妇女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农村土地承包制使妇女不得不挑起原本由夫妻两个肩膀分担的责任田和家务劳动,“一孩半”的计划生育政策强化了农村“重男轻女”的传统思维,以政府主导的城市空间高速扩张剥离了农村妇女对土地的维系,把她们推入市场主导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弱化了农村妇女的经济社会利益,使她们成为贫困家庭中的最贫困者。     

滇西边境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及其制约因素——以澜沧县为例

澜沧县是滇西边境的民族聚居区,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在保障贫困者基本生活和缓解支出型贫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减贫成效增强了边境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然而,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方面是制度自身发展不足的制约。包括经办监管能力弱、家计调查实施难、以户施保制约救助精准性、医疗救助待遇"捆绑"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则是特殊县情的制约。包括因灾致贫人数多、地方财政能力弱、艾滋病感染者和跨境婚姻贫困家庭等特殊贫困人员增多。此外,乡村金融服务滞后和对有劳动能力贫困者的就业帮扶不足也制约了农村社会救助的减贫成效。     

欠发达地区的精神贫困探析

精神贫困是欠发达地区物质贫困的对应和人文表现,它既是贫困者的人生追求、人生信念等的价值理性范畴,也是贫困者的基本生存和发展能力等的工具理性范畴,具有社会历史性、相对独立性、复杂性、隐蔽性等特征。欠发达地区的精神贫困,需要通过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知识教育的深入开展,城市化的推进,才能构建主体意识、价值观念体系,重塑人格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