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策问中的科举

试策是宋代科场上的重要文体,宋代试策承以唐制,应用广泛。宋代策问中涉及科举的部分,一般会提问历史上与本朝的科举学制、士风与人才、科场弊端、科目兴废等问题。北宋的科举之问一般篇幅较短,南宋则篇幅加长,内容更为丰富,在传统的发问之余,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命题,如王十朋将前朝取士与政局翻覆结合起来的质疑,陈傅良关于恢复唐制的想法,周必大、朱熹、许应龙等在策问中对于词科的不同态度,以及程珌对书院的提问等新内容。浙东学者对科场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识,而浙东地区在科举中取得的成功,对相关科场文章的撰写指导也形成了正面并且循环的刺激。浙东学者在科举之问上也投以一贯的关注,而在策问的制度沿革方面尤能体现其所擅长。     

论宋代上梁文演进中的"正"、"变"二体

宋代是上梁文文体变革的重要时期,该期的上梁文创作经历了由类型化正体向个性化变体转型的过程,使上梁文的文体功能、文体样式和文体风格都为之一变。宋代上梁文正、变二体的转型,是创作主体情感自由化的结果,其实质是由应用文体向文学文体的破体新变,也由此反映出中国古代实用文体文学化的进程。     

“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论宋代田园诗词的破体现象

宋代田园诗词的创作都存在破体现象。北宋时期主要是词的破体,即把田园这一传统的诗歌题材引入词的创作领域,或化用诗歌的字句,或融其诗意,体式上也接近于齐言。苏轼完成了飞跃性的转变,其田园词在破体的基础上自有新创,语汇、句法和主题都对南宋田园诗产生重大影响。南宋时期,田园诗词的创作进入"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的双向互动阶段,田园词诗化和田园诗词化的现象同时并存。辛弃疾的田园词继承了汉代以来诗歌的优良传统,博采众家之长;诗词兼善者的田园词往往不可避免地接近其诗的面目腔调。而南宋劝农类的田园诗则全盘接受苏轼词的影响,更为普泛的现象是田园诗沾染上了些许词的格调韵味。宋代田园诗词的破体是良性的。经过破体,诗词互相借镜,相资为用,都取得了不俗成就,共同推动了田园题材在宋代的新的繁兴。     

"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 从"以文为诗"到"以文为词"

王国维以稼轩比昌黎,可启发人们对他们两人共同性的认识即分别在诗、词领域以“破体”别造新境。稼轩之“以文为词”如昌黎之“以文为诗”,这既根源于两人政治—文化性格的相近,也体现出“养气”、“积学”等文学观及“破体为诗”和“破体为词”之创作手法的相似。     

略论苏轼对赋体文学的发展

赋是汉代的代表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汉以后仍有发展,不过到了宋代,赋已经丧失了在汉代文坛上有过的显赫地位。苏轼曾经说过:“古为文譬造室,赋之于文,譬丹刻其楹桷也,无之不害于为室。”(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引)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对赋这种文体不加“问津”。     

从《山居赋》看佛教对谢客山水诗的影响

谢灵运的山水诗分为出任永嘉郡守期间和隐居始宁期间两个不同的时期，对这两个时期的山水诗不能笼统看待。出任永嘉郡守期间，由于谢灵运对政治颇感兴趣，以宣泄政治郁闷为创作动机，因此此期的山水诗多表现出与东晋玄言诗相近似的山水加玄言的一般特征。隐居始宁期间则不同，从作于此期的《山居赋》及自注看，佛教信仰已在谢灵运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思想中已形成了颇具佛教特色的观物态度和文体观念。受佛教观物态度的影响，此期的山水诗多注重对景物所蕴含的以佛教为主之灵趣的感悟，很少以至不再出现玄理之句；受佛教经典诗文互通的文体观念的影响，此期的山水诗多以赋体为之，为千变万化的山水景物觅得了新的描写手法，并为元嘉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用“寓目辄书”的赋体手法描写景物，也导致了谢灵运山水诗的“繁芜之累”。     

文赋的形成

文赋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形成的一种赋体.议论化是文赋的重要特征,这与儒学的复兴、科举由重诗赋到重策论的转变、律赋的议论化风气密切相关;情理相得、理趣盎然是文赋的又一特征,于平静中追求深刻哲理的文人情怀,散文抒情化功能的加强是形成这一特征的重要原因.文赋的语言风格与中唐以来辞赋和骈体文的散文化趋向、宋代的破体为文之风有密切的联系.     

赋的诗文两栖特点的成因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它的体制也非常特殊。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它界于情的文与知的文之间，它又界于有韵文与无韵文之间，无论从形式或性质方面视之，它总是文学中的两栖类。文的总集中可有赋，诗的总集中也可有赋。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①关于赋的这种特征学者们已经谈过不少意见。但是，是什么原因，哪一些因素形成了这一特殊的文体，似乎尚缺乏较深入的探讨。本文略述浅见，以就正于大方之家。我以为，赋“受命于诗人”，因而具有诗的特点。但时代审美心理导致的描写功能的兀现，使赋背离了诗的传统。形成了“非诗非文”…     

论清人的宋词史研究

清人的宋词史研究以扎实的史料辑考来支撑宏观上的理论建构.史料辑考以整理宋代词话,考订词人史迹,编选、校勘宋词为主要内容,其深层用意是要以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的形式来反映宋代词史风貌,通过保存、整理作品来达到"以词存史"之目的.清人在建构词史时,或以词人为基点,或以正变为骨力,或以风格为中心,基本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清人的宋词史研究淡化了对宋词原生状态的考察,缺失了宋词中数量庞大的俗词的身影.其根本原因在于词文学在宋、清两代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改变,其直接后果就是使词这一在宋代原本非主流的、雅俗并存的文体被清人人为地抬作了宋代的代表文体与雅文学之典范.所以当下的宋词史研究与书写,不仅要深化、扩展和纠正清人的话语,更要弥补那些为清人所缺失、淡化的部分,最大程度地恢复宋代词史的本来面貌.     

宋代学士院与馆职之选拔

两宋的馆职选拔，学士院试是一主要途径。学士院试馆职在北宋仁宗朝达到极盛，此后便趋于衰落。至南宋高宗朝又得以恢复，直至南宋末期。所试科目，北宋主要考试赋，以仁宗朝最为突出。南宋则仅试策。考试合格者，北宋所授馆职主要是三馆秘阁官，南宋则为秘阁馆职，且主要是秘书省正字、校书郎。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帝王特除是可以免试的。南宋时，状元、词科出身者也可以免试。     

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

本文立足文体“流变”,全程考察中国辞赋文学二千余年历史,以明辨其兴于诗而亡于诗的盛衰嬗递。在演变过程中,“以诗为赋”和“以文为赋”创作现象的交叉出现,构成辞赋艺术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辞赋文学自战国初成,历经两汉、晋唐、两宋、元明迄清的几个阶段,恰恰形成由先秦到晋唐诗的散化到赋的诗化、汉大赋经晋唐以诗为赋到宋代以文为赋、晋唐经宋代以文为赋再到元明赋家仿骚复古的三大演进圈。而辞赋艺术自身的演进发展,又不仅契合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而且与辞赋所表现之文化气象,以及历史上“献赋”“考赋”制度关系甚密,并由此显示出辞赋在各个时代既相承又异趣的艺术风貌。     

论中古文体的扩张、互动及非常态化

文体扩张,有时是越界去做其他文体应该做的事,造成了某些文体的非常态化形式,即文体由此学科向彼学科的移植性扩张;如文学文体进入哲学,形成玄言赋、玄言诗之类;又如文学文体进入史学,构成史述赞之类。文体扩张,或者是文体的某些特质向诸文体的扩张,如"宫体"的题材由诗蔓延到众文体之类;又如"经国文符"、"撰德驳奏"这类文体的用典向诗歌的扩张,而诗歌音律运用向其他文体的扩张。文体扩张,又有文体某部分扩张导致新文体产生,如对问中"臣闻"格式的扩张膨胀构成了"连珠体",又如诗歌本是叙事的某一环节,扩张就使自己独立出来。各文体扩张而互不相让并各有所得,这就成为文体互动,即文体间运用了其他文体的写作方法,如中古时期"以诗为赋"、"以赋为诗"以及骚、赋不分等情况。这些情况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文体扩张的原动力展示了"文"脱离实用性的愿望,展示了"以能文为本"的力量,体现了中古文风对"新变"的追求。但文体的过度扩张,也会有弊病,如诗"缘情"的膨胀而妨害诗歌文体的叙事、说理功能,而泯灭文体界限而产生奇异作品,或"体兼众制,文备多方"又使文体各自的特点更加突出。     

刘敏中词“援稼轩例”与元代前期词坛之稼轩风

刘敏中《中庵词》中有"援稼轩例"作,其对稼轩词的效法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刘敏中之学稼轩反映了元代前期词坛一种有意识的群体性审美追求,而元代前期稼轩风盛之原因是:稼轩词之创作"法度"为文人学词提供了可资模仿的便捷途径;稼轩词中英雄豪杰之气和当时"中州气象"式的审美趣向契合;学术文学风会造就了词的体式特征的某些类文、类曲的变异,而以文为词又雅不避俗的"稼轩体"成为体现这些变异的最好范本。     

评定汉赋之地位注解"一代之文学"--评龚克昌的辞赋研究和《全汉赋评注》

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文体的嬗变是重要的现象之一。一种文体往往于特定的时段,在内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取得辉煌成就,从而成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式。对此,前贤早有论述,如清人焦循在其《易余龠录》卷十五中说:“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余尝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序》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而今日,即便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提到古代文学时亦可脱口说出“楚…     

从破体为文看古人审美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的文体相当繁多。大体而言,有诗、文、骚、赋、乐府、骈文、词、曲、小说等。对于众多的文体,古人并非平等对待,在他们的观念中,文体有正变、雅俗、高下之分。例如关于文体正变,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凡例》中说得很清楚: 四六为古文之变,律赋为古赋之变,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词曲为古乐府之变。《文章辨体》分内集、外集。内集收正体、外集收变体,内外有别。又如吕祖谦《文章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凡变体诗文,皆摈于集外。姚铉的《唐文粹》,“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四库提要·总集》)这反映出选家们颇为普遍的心态。以几种常见的文体而论,诗、文与词、曲相较,诗文品位较高,词曲则被视为旁门变体。胡应麟《诗薮·内篇》云: 四言为得不变而五言,古风不得不变而     

南北宋词异同平议

南北宋词发展演变的轨迹显著.北宋词多风花雪月之吟唱,无寄托可供寻觅,多即席配乐而作,多自然感发、率情之作;南宋词多黍离芰麦之悲苦,多用比兴寄托手法,以费心构思、巧妙安排为主,逐渐演变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清人在朱彝尊之前大都喜爱北宋词,朱彝尊之后南宋词备受推崇.事实上,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北宋词处于词的兴起期,南宋词处于词的高峰期,这是词史发展的必然.     

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宋代文学通论》读后

宋代文学就其总体的成就来说,与唐代文学相比毫不逊色,宋代文学研究近年来虽也取得了不少进展,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著作和大型的文献资料集成,如程千帆领衔编著的《两宋文学史》和其他几种宋代的分体文学史,王水照对苏试和宋代散文的系列研究,莫砺锋、张宏生对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的研究,以及《全宋诗》、《全宋文》等的编纂,但其总体成果和总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不相称的。即使从宋代文学研究的自身格局来说,也存在着一些失衡和空白之处,如时代上的重北宋而轻南宋,文体上的重词而轻诗文,课题上的重大作家而轻中小作家等等。这种情况,促使宋代文学研究者必须调整研究观念,更新视角。开拓思路,以斯有新的突破。新近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正是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一个可喜的成果。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论汉赋的文学成就

刘勰不仅充分肯定了汉赋在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丰富了汉赋作家论、创作论、文体论的内容.刘勰的汉赋观集汉魏六朝汉赋研究之大成,堪称是唐前汉赋研究的高峰.     

论明末清初的“以小说为古文”

以小说为古文是明末清初时期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现象,渊源自明中叶以来王学左派"厌常喜新,慕奇好异"的思想作风;在艺术形态上,它呈现出描叙细腻生动、破体及以怪奇为韵致的美学追求。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带来了明末清初这一时期中国散文表现手法、文体形式、内容风格以及美学形态上的变化,极大地丰富了古文的艺术表现力,是古文在艺术与美学上的一个巨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