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意义——论宋哲宗亲政时期的修史、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

北宋哲宗亲政时期,有三件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重修元祐《神宗实录》、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对元祐看详诉理所之旧案重加审定。这些事件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对之前元祐时代留下的不同类型"文字"的处理。而"文字"的背后,是士大夫的议论、思想、立场。在北宋中后期,士大夫群体的议论和相关的"文字",是其成长、参与政事的体现,也代表了一种北宋立国以来日积月累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因此,哲宗亲政以来针对士大夫"文字"的政治整顿,抓住了士大夫的要害所在,既达成了时人党同伐异的政治目的,更重塑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面貌,深刻改变了北宋的士大夫政治传统。     

苏轼题名、题字及文类石刻作品数量统计与分析

苏轼石刻在北宋时遍及天下,其题名题字类石刻反映了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外任及被贬时为多,这类石刻记录了苏轼的行踪与心迹.苏轼的文类石刻有碑志文、记文、赋、颂、铭、赞、题跋等多种类别,有明确文献资料记录的石刻文有57种,从苏轼石刻文的创作及书刻时间可以看出:苏轼早期石刻重记,后期石刻重碑,一生独铭五人,尤其重视《中山松醪赋》石刻.这些现象有待深入分析,以揭示苏轼独特的创作与传播心理.     

北宋后期的政治变动与陈瓘晚年由儒而佛的思想嬗变

陈瓘是北宋后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前期推崇王安石及其学术,经过从神宗、哲宗至徽宗的政治反复及其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陈瓘对新党打击报复元祐党人及政治衰坏的现实深为不满,由此生发出对新党的严厉批判,并渐次深化为对王安石的政治学术观念的彻底否定,其思想也由儒学转向佛教。陈瓘的转变反映了士大夫对变法失败、党争不断的政治现实的深深失望,代表了北宋士大夫群体由前期的积极进取到后期消极颓废的变化历程。     

讽喻与昭雪:《步辇图》李德裕题跋考论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步辇图》手卷，是记录初唐贞观年间禄东赞入朝为松赞干布请婚事件的一件美术作品。该图卷旧传为阎立本手笔，后流传至晚唐，大和年间李德裕重予裱褙，并题跋于画心左侧。既往的研究，多集中在画作为唐真迹还是宋摹本、作者为谁、所呈现的具体历史场景为何以及递藏等方面，李德裕重装褙并题跋的动机、功能及影响，则鲜有学者论及。文章从跋文的格式、《册府元龟》的录文两个方面，为原跋文出于李德裕之手提供了新的佐证；通过对重装褙背景及跋文的分析，发现此事隐射了晚唐与吐蕃关系的一桩旧事——吐蕃维州城守将悉怛谋受降事。由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的打击报复，李德裕在该事件中经历了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失败，其所遭受的"幽枉"或羞辱，乃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故始终在寻找辩白和昭雪的机会。2年后，他主持中枢，恰逢宫廷书画整理与收藏活动，此时他新伤未平、恨意难抒，遂以宰相之尊亲自主持《步辇图》的重装褙工作，并不厌其烦、喋喋为之题跋。该题跋，与其说是对约200年前太宗接见禄东赞事件的追忆，毋宁是对2年前他本人所受的政治羞辱的咀嚼；同时，该题跋也可索解李德裕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职时的遭遇、他所倡导的边疆政策及二者与题跋内容之间隐喻性的关联。具体地说，其题跋所表现的内容，或不仅引发了李德裕的身世之痛，也可赋予其所主张的边疆政策以历史的正当性。跋文对《步辇图》所表现的事件进行了重构，似是为暗示他对维州受降事件的处理，乃是遵循太宗皇帝的原则和遒谟；而文宗皇帝与牛李出卖向化者致其遭虐杀，则违背了太宗所确立的对帝国藩属的执驭之道。换言之，李德裕对《步辇图》的题跋，当是以对太宗朝贞观旧事以及吐蕃政策的征引为隐喻，暗讽维州城悉怛谋受降事，并为自己辩白。重装褙、题跋及"追论悉怛谋"等一系列事件，不仅解慰了12年来所遭受的良心之痛与道德折磨，反映了当时牛李两党对于吐蕃政策的不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中晚唐朝廷对于回鹘、黠戛斯等边疆民族割据政权的立场及策略。文章可作为探讨古人如何以书画收藏及题跋活动作为政治"动源"，来隐晦地表达其施政策略的美术史个案。     

北宋元祐文学的图景特征——基于《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对元祐文学的定量分析

依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所提供的编年系地作品数据,元祐年间是北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元祐二年是整个北宋文学创作的峰值年,苏轼文人集团是元祐文学创作的主力。在各体文学中,元祐散文成就最为突出,“元祐更化”引发的政治剧变是元祐散文创作的催化剂。元祐诗歌数量优势不如散文,但宋调特征最为明显。元祐词坛表现一般,杭州是其创作中心。就空间而言,京城开封是元祐文学创作的绝对中心。元祐期间,随着苏轼的活动重心由京城转向地方,京城作为创作中心的地位渐次瓦解。通过对元祐文学图景的定量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元祐文学是“高峰文学”“散文文学”及“京城文学”的结论。     

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

北宋时期党争剧烈,所谓"君子"、"小人"互以"朋党"之名攻讦对手,危害日深.对此,宋代士大夫大多有论析.元祐年间,两拜宰相的范纯仁亦有深刻认识.范纯仁在当政期间多次上奏剖析以朋党之名相互攻讦之害,主张"调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对于宋人论"朋党",今日研究者大都关注于欧阳修等论说,而少有述及范纯仁之朋党观及其与元祐政治关系.故本文即对此辨述之,兼及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其影响.     

李清照与开封的历史缘份

开封,同文学的缘份是很深的。有人以写它成名,也有人以在它这里生活、写作而成名。许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同开封有不解之缘。李清照就是一位。 一、李清照在开封生活的时间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曾在开封为官多年。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及第,哲宗时官太学,后曾任校书部、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等。他是北宋著名学者兼散文家,传世作品有《洛阳名园记》等。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李格非官太学,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是年李清照三岁。 元祐四年(1089年),李格非官太学正,赁屋于东京经衢之西。是年李清照六岁。晁无咎《鸡肋集·有竹堂记》:“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片旁)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埽地置笔研,呻吟策牍,为文章数十篇……”。从晁无咎这则文字看,李格非是在开封安了家,妻子儿女到开封居住的时间也许还要早一点。 元祐六年(1091年),李清照八岁,李格非仍在太学官博士。《枫窗小牍》载李格非撰“元祐六年七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录宰执侍臣吕大防等三十六人,中有赵挺之及格非。     

北宋名相韩琦在定州

韩琦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功绩卓著,对北宋政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边陲重镇定州为帅的五年中,整顿军队,增强国防,为政爱民,造福一方,深得百姓的拥戴,显现出他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     

明清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研究

基于相关文集、游记、方志等文献资料,对明清时期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活动的类型和行为特征进行研究。结论显示,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旅游风气逐渐盛行的时代背景。文人士大夫是徽州旅游者群体的重要组成。文人士大夫的出游目的各异,主要有官宦宦游、文人漫游、探亲扫墓、礼圣朝山等类型。交游逸乐、逃离官场、探险涉幽、亲近故园等旅游心理,造就文人士大夫群体较为复杂的旅游心态和行为特征。文人士大夫的旅游活动对当地社会文化也影响广泛,这些旅游行为体现了与徽州社会的互动关系。     

南宋临安都城政权下的僧侣与士人关系探析

关于佛教相关的记文，如僧人的塔铭、著作序言，寺院的记文、碑刻等，其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能够有效地呈现出僧人群体的社会网络和关系。在南宋时期，随着杭州政治地位的转变，对于佛教相关记文的书写，亦呈现出特殊的僧士互动关系。一方面，僧人在请记的对象上，更为依赖士人官僚群体；另一方面，士人在记文书写的过程中，则表现出居于“儒家立场”的态度，有时甚至直接将其作为说教儒学的工具。这主要是受南宋时期的儒佛关系、理学的发展，以及杭州政治地位转变下的阶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

北宋的党争不仅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的冲突和论争。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否定诗赋取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立足点,则不尽相同,一为重实用,一为重道德。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诗赋取士持开明的态度。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北宋后期的辞赋各体均有人尝试创作。绍述以后,新党用事,复罢诗赋取士,北宋末期文人的荒疏学问和辞赋鄙俚与此有很大关系。由于以怨报怨的恶性党争,北宋后期少有大胆论政的辞赋力作。随着元以来党争的加剧,畏祸心理在这时期的辞赋中有显著表现,而且,辞赋中越来越浸入悲凉之气,宁静平和的心境逐渐让位于悲苦不振的心绪。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邢恕与北宋文士

邢恕是北宋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理学人物,二程弟子,元礻右间贬谪永州。《全宋诗》收录其诗作共10首,其中6首作于湖南永州,此外又有散文1篇,题名7通,也作于永州,部分石刻真迹保留至今。文章对邢恕与北宋文士之交往略述始末,冀补史志之阙云。     

潇湘之畔的儒家——邢恕与理学

邢恕是北宋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理学人物,二程弟子,元间贬谪永州。《全宋诗》收录其诗作共10首,其中6首作于永州,此外又有散文1篇,题名7通,也作于永州,部分石刻真迹保留至今。学界有必要理清邢恕与北宋理学师承渊源,以冀补史志之阙云。     

从“乌台诗案”看苏氏兄弟的出版活动

从出版史的角度看 ,“乌台诗案”是以印本书的盛行为文化背景的 ;《钱塘集》的雕印刊行是北宋中期民间出版空前活跃的表现 ,也反映了印刷出版业初步繁荣阶段管理上的失控 ;遭受诗祸的苏轼、苏辙深刻反思了他们的著述与出版活动 ,这是苏辙生前未刊行其集子的重要原因。元年间 ,“痛定思痛”的苏轼、苏辙在外事活动中均遇到了宋朝书籍外流的问题 ,这一现象激发他们对政府的出版管理政策进行认真的思考 ,并提出一些建议     

田锡奏议的治理思想与文学特征

田锡被尊为北宋太宗、真宗朝一代名臣,以谏诤显名,更是北宋前期重要的奏议作家。田锡一生进言勤勉,所作章疏52篇,今存25篇。在国家治理方面,田锡奏议反映了轻徭薄赋、安民以礼,直谏君主、修德弭灾,巩固边防、不事征伐,忧国系民、条划万机的治理思想。就文学特征而言,田锡奏议骈俪藻饰、说理多样、条达简练,体现了北宋前期奏议的典型风格。从政治影响来看,田锡奏议的核心内容是规箴帝王、辅弼时政,提振了北宋一代的忠义士风,为宋时文人树立了一个精神标杆。田锡奏议经纬大道、淳厚典雅的文风,得到了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等北宋名臣的高度评价。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元祐"批评观

无论是评人论学,还是品诗论文,<四库全书总目>素有简明扼要、持论公允之称.但对于宋代诗歌批评,喜用"元祐"做褒义评价.这种积极评价与文学史上的宋诗批评无直接联系,而是四库馆臣从政治偏向上做出的正向判断.这是由于元祐党人在北宋末年遭到残酷打击后,南宋以来"最爱元祐"的政治倾向影响所至.这对晚清同光体诗人标榜"元祐"为诗歌鼎盛的"三元"之一,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其实,"元祐"并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今人沿袭这种说法,是值得重新思索的.     

从二苏题画诗看元祐文人心态

宋代文人题画诗于北宋元时期创作颇盛。以二苏为文学宗主的元文人在对艺术的审美体验中表现出强烈的“自寓”倾向 ,反映出在党争的时代背景下 ,元文人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和党争前途的担忧 ,而这一点正是元文人在进行题画诗创作时的主要心态。     

蜀党的立党及成员

蜀党是北宋中后期出现的政治集团,它以苏轼、苏辙为领袖,以包括黄庭坚、秦观、张耒在内的苏门六君子等人为其成员.蜀党的政治活动,贯穿了从仁宗嘉祐到北宋后期,并亲身经历了期间大大小小的政治纷争.苏氏蜀学是其立党思想,苏门则是日后蜀党的主要组成力量.同时,蜀党代表了中后期文坛的最高成就,使这一群体成为文人参政的典型而受到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