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探析

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基于CGSS(2017)数据测算中国当前的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明晰城乡教育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其特征,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城乡子代与父母受教育年限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教育代际持续性较强,而城市地区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较高;农村子代与其母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而城市子代与其父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农村子代的教育获得水平更容易受到父辈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而城市子代的教育成就更多地只与其父辈的教育水平高度关联。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村子代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绝对弱势是造成农村地区教育代际传递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改善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应当协同发力,共同促进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提升,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

通过收入均值法和百分位转换矩阵法,对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差,存在较明显的收入代际传递现象;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显著高于西部地区;(2)对于各地区内部而言,处于收入分配两端的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都较为封闭;高收入组群子辈收入向下流动的趋势逐渐增强,低收入组群子辈收入向上流动的趋势逐渐减弱.     

市场化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

收入流动反映长期收入差距变迁,代际收入流动更是关乎普通民众阶层跃迁,这是关系经济长期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以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和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为基础,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期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下降幅度约14%~21%;截面数据研究表明,全国层面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6~0.69,流动性较低,子代收入水平与父代收入水平高度相关。（2）市场化程度对代际收入流动有显著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区域差异非常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强,阶层固化现象越弱。（3）机制讨论初步表明,市场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活跃市场主体增加就业流动性等渠道提高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我国跨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社会阶层流动等重要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农户贫困代际传递阻断研究——基于家庭发展能力的视角

目前我国部分贫困人群正从暂时性贫困转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困,这将影响社会公平、稳定和发展。提升贫困家庭的发展能力,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方式。基于CFPS数据库,构建了父代和子代成人数据库,分析了父代家庭发展能力对子代经济收入的影响。文中将家庭发展能力分为家庭策略、家庭功能和家庭禀赋三个维度。发现全国家庭的发展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异,经济收入也仍然是当前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子代的经济收入从依赖父代家庭的强关系网络转向依赖家庭外社会网络,从依赖家庭代际财富转移到依赖社会就业实现发展;父代家庭从业的多元化和公共服务的更易获得也会提高子代的经济收入。应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减少人力资本流动的障碍、指导建立和睦的亲邻关系,从各方面积极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农村代际流动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农村代际流动背景,从理论角度分析农村子代人口流动对父辈土地流转影响的作用机理;借助2015年中国健康养老与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两部分模型（Two Part Model）：Probit模型探究子代人口流动能否推动父辈土地流转行为发生,Tobit模型分析其对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子女受教育水平、非农户口、流入城市等级和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父辈土地流转;并通过分组回归发现,农村代际流动对父辈年龄差异群体、子女数量以及居住养老方式差异群体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为此,应当根据农村地区差异和实际发展水平,加强教育建设,推动社会公平,阻断社会阶层固化与贫穷代际传递,增强代际流动性,进而推动土地流转。     

技术进步偏向性、技术进步速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构建技术进步通过速度和方向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理论模型发现,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增加了高技能岗位,为子代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技术进步的速度通过新知识对旧知识的替代,降低父代人力资本对子代人力资本的影响,提高个人能力在子代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增加代际职业向上和向下流动。采用CGSS2010-2017年的混合截面数据以及各省份宏观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分析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城镇和男性父代职业对子代职业的影响,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度对城镇和男性同时发挥作用,提高了城镇和男性代际职业向上和向下流动的概率,技术进步对女性和农村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影响不显著。     

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伴随普惠金融的发展及金融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广大居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影响日益凸显。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研究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提高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具有积极影响,对高收入家庭向下流动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城乡样本、面板数据等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鉴于提高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于促进微观收入流动性、缓解社会收入阶层固化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应继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加强金融教育,保护弱势金融群体。     

教育代际流动：理论、逻辑及实践转向

教育作为促进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和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功能主义认为教育是提高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实现代际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冲突主义认为教育是优势阶层社会地位再生产的工具。教育代际流动的内在逻辑表明,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不仅为个人代际流动奠定了基础条件,而且为社会的群体流动提供了可能的实现路径。通过发挥教育的育人功能、选拨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向上流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推动形成群体流动的美好社会环境。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动态演化

运用收入转换矩阵和惯性率指标,文章对1989～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的动态演化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转轨时期,我国居民收入的相对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部分居民的经济地位存在改善机会。收入流动整体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位置呈现固化趋势,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地位比较脆弱;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总体状况优于城市,农村的顶层缺乏流动,而城市的顶层和底层都较缺乏流动。改革现有分配制度,打破高收入群体的固化状态、以教育投资促进低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地位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应是我国未来社会政策的主要方向。     

中国高校扩大招生规模对代际社会流动的影响

代际社会流动率是衡量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教育在现代社会的代际流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简称"扩招")通常被认为可增加农村地区或社会下层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强代际社会流动,从而促进社会的机会平等。但是,本文通过对全国综合调查(CGSS)数据的综合分析,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后代际间社会流动尤其是农村以及处于社会下层子弟的向上流动并未发生明显改善。高校扩招后的社会绝对流动率有所上升,但相对流动率仍保持不变。这表明,高校扩招虽然促进了整体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但并未有效提升代际间社会流动。换言之,父代阶层地位对子代阶层地位获得仍然具有强有力的影响。     

农民的出路: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机制与政策

乡村振兴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及其子女借助教育实现内外分流从而提升收入代际流动性是必然趋势.当前我国农村收入代际弹性远小于城镇,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明显低于城镇居民,而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作用十分有限,机制不畅.随着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和国内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各种职业对教育程度与科技能力的要求日益提高,我国亟须健全农民职业系统培训及教育,构建以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内分流机制;举办校企一体化职业教育学院,构建以农民市民化提高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外分流机制;完善高等教育分流与衔接,构建农民子女以教育提升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外分流机制;强化高等教育的三产实践,构建以教育增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融通机制.为保障新机制运行,我国必须赋予高校举办农民教育的相关权力,将农民教育纳入高校统一招生计划,确保国家财政持续地投资农民教育,以法促进高校与企业联办农民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分流与衔接系列弊端,完善教育促进农民收入代际流动性的配套政策.     

南稻北麦与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地区差异

在我国南方多种植水稻（南稻）而北方多种植麦子（北麦）,这种由于农作物种植禀赋不同而导致的社会网络关系的地区差异,成为影响收入代际流动的重要文化因素。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研究发现不同作物种植区域之间的收入代际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水稻种植适宜区域的收入代际弹性更高、代际流动性更低。结论有助于理解我国收入差距及其动态变化的深层次制约因素,并为收入均等化公共政策提供启示。     

社会流动与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

提出理论假设,构建Ordered Logit模型,基于3 109份问卷调查数据,对社会流动与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户籍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籍与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收入向上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绝对收入越高,城镇居民相对收入越高,其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越高。(3)教育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现代内教育流动的城镇居民和低收入居民,其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依次高于农村居民和中等收入的居民。(4)个人的职业与职务等级越高,其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越高;职业与职务向上流动对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研究结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促进社会流动(户籍流动、收入流动、教育流动、职业与职务流动),特别是促进底层群体向上流动,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能够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公平满意度。     

教育代际流动与就业质量:动态效应与作用路径

从代际资源优势/劣势累积的视角出发，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数据，构建了收入、社会保障、工作满意度的三维就业质量测量体系，探讨教育代际流动对受雇者就业质量的动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使用相对教育水平衡量法可以将教育代际流动分为高教育稳定、向上流动、向下流动和低教育稳定四种类型，其中高稳定流动者拥有较高的代际资源优势，就业质量最高，其后依次为向上流动组、向下流动组与低教育稳定组；年轻队列相对年老队列的劳动者，不同教育流动轨迹之间的就业质量差异呈扩大趋势；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组与低稳定组的年龄累积劣势在年轻队列中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的机制分析表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与低稳定者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几率较低是其就业质量劣势的重要来源，而教育向上流动者的劣势则来源于较高的过度教育率。中国切实推进实质性的教育代际向上流动，不仅能助力教育公平发展，更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     

教育代际流动的民族差异

利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卷调查(2011年)"研究教育的代际传递与流动,并比较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异同。研究发现,总体上16—25岁群体教育程度受父母辈的影响相对于26岁及以上群体更小,因而具有更弱的代际传递性和更高的代际流动性。分民族来看,少数民族16—25岁群体的代际流动性要低于同年龄段的汉族群体,而少数民族26岁及以上群体的代际流动性要高于同年龄段的汉族群体。因而,在继续坚持已有教育政策大方向的基础上,应适当调整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增强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的教育代际流动性。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健康”循环效应代际传递的经验验证

健康是增加收入、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3SLS法构建联立方程组估计健康与收入间的相互关系和循环效应，并进一步通过Blanden法对健康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贡献率进行分解和测度。结果表明：健康与收入之间呈现相互作用的双向因果关系，即“收入—健康”具有循环效应。我国存在代际收入固化现象，健康人力资本对子代收入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对健康贡献率进行异质性分析可知，农村、母亲、低收入阶层、子代16～25岁和初中阶段的健康贡献率更大。因此，应构建阻隔代际收入固化的循环传递效应机制，重视健康人力资本在打破收入固化中的积极作用，完善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以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增强代际流动性。     

我国区域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比较研究

改革过程中实施"区域差异改革"策略导致东中西部遵循不同的发展轨迹,因此,分区域考察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格局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区域城镇居民收入流动分析发现:第一,东部和中部的收入流动水平在1993-1997年间达到最高,随后不断下降,西部地区在2000-2004年间达到最高峰后出现下降。第二,从不同收入阶层地位的动态演化来看,各地区中等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具有不稳定性;相比中部和西部,东部的顶层缺乏流动性,同时底层居民表现出较强的向上流动水平。第三,进入2004年之后,中西部地区收入流动的绝对值及其福利的增长速度都高于东部。因此,创造机会平等的公共政策,打破限制劳动力跨区流动的制度障碍,建立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以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实现居民收入总体向上流动比例大于向下流动比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代际支持、制度供给与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代际支持与制度供给角度出发,利用CGSS2015年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代际陪同、对政府生活保障供给满意度高、家庭经济状况良好,以及生活在农村与中部地区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越认为政府应发挥养老保障作用,而子女经济支持、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以及年龄对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不显著。代际陪同与政府在生活上的保障能有效促进家庭养老功能的实现。     

我国独生子女家庭中代际伦理嬗变的背景和特征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迁徙与流动也越来越频繁,我国的家庭结构、功能以及人们的家庭观念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家庭结构从传统的大家庭到现代核心家庭的变动;生育观念从传宗接代到精神慰藉的转向;代际责任关系从传统父慈子孝到单纯抚养子代的转移;代际交往关系从血缘群体到朋辈群体的扩展。由于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变化,从而使得家庭代际伦理的评价标准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家庭代际伦理关系中心的下移;家庭代际伦理关系核心的转移;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平等化;家庭代际伦理关系的惟一性。家庭代际伦理应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充分发挥其职能,维系家庭的和睦,追求家庭的和谐,让家庭真正成为自由、舒适、温情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