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农新政”与农村形势

“三农”问题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诸多矛盾的反映,实质是拥有九亿农民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局限,形成了科学的认识和新的方针政策。十条基本方针、科学发展观、城乡统筹方略、重中之重思想、“两个趋向”论断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构成了“三农新政”,带来了“三农”历史性的转变。“三农新政”引导了我国新一轮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新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为时代的呼唤。它呼唤“三农”理论重建、农民重塑、产业重构。社会呼唤沈阳农业大学培养出更多的“三农”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期待沈阳农业大学的师生成为“三农”发展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坚持产学研结合,为“三农”提供更多的人才和科技服务。     

“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

中国不仅以农业大国著称于世,而且也以农民大国著称于世,农民数量大、素质低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制约因素,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民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在我国现代化中的特殊地位.它们不仅构成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三农"问题,实现三个转变,即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农村社会转变.     

中国“三农”发展系统构建理路

“三农”发展中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制约因素。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在科学发展观的和谐境域中,系统性、统筹性、协调可持续地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建设以农民增收为突破口,以农业发展机制、农村稳定机制和农民增收机制三位一体为核心要素的中国“三农”发展系统,其构建应涵盖以下几个协同机制：农业现代化机制,农村乡企化机制,农民知识化机制。     

邓小平"三农"思想探要

邓小平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倡导者、支持者和领导者。他在总结中国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三农”思想。关于农业的基础地位、关于农业发展的主体、关于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关于农业的现代化是邓小平“三农”思想的基本框架。我们应以邓小平“三农”思想为指导,努力探寻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尤其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新思路,即加强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     

发展变化中的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

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农民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然而,在向工业化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三农”问题在体制上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因此可以说,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还很严重,还远未解决好;农民太多、太穷,农民分化不尽如人意;农村与城市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继续深化改革,切实改变“二元”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解决束缚“三农”发展的体制性问题。     

期货市场促进农民增收的机理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三农”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关键。“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收入问题。加入WTO后,中国农业生产不断融入世界大市场。随着国外农产品的逐步涌入,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的冲击效应正在凸现     

浅谈河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我国是农业大国,有近8亿农民,只有解决了农民的问题,才能有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     

主体重构：“新三农”问题治理的路径分析

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的持续外流导致了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为代表的“新三农”问题的出现。部分对“新三农”问题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未来农村将消逝、农业将衰落和农民将消失,对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城镇化为“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未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将提速,农业将转型升级,新型职业农民也将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城镇化给我国“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重构农村居民主体、农业生产主体和农民养老主体是事关当前“新三农”问题治理成败的关键性政策举措。     

邓小平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及启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从我国国情出发,对“三农”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科技兴农、农村改革方向、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等重大问题上都有着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学习研究邓小平“三农”理论,对搞好当前“三农”工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

我国是个发展中农业大国,有9亿农民,"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和难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新时期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要有新思路,单靠调整种植结构只能局部性改善农业问题,靠农业本身挖掘潜力不再是最有效的办法,最有效的途径是加速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扩大农民的非农就业。全面奔小康,重点在农村,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农民持续稳定增加收入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迫切要求,是党和政府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农”研究 上下求索——葛志华新著《转型中的农村社会》的社会学意义

在21世纪，对于现代化征途中奋力赶超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一次伟大的机遇，因为中国社会对处在转型期的“三农”的关注正逐渐升温，使得农村问题成为全社会的第一话题。“三农”的关键是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生存状况决定着农村的兴衰，也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成败。而“三农”问题正是青年学者葛志华多少年来苦苦探索、为之付出心血的研究课题，     

增加农民收入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70%的人口在农村,"三农"问题不仅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决"三农"问题,突破口在哪里?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出台,在我国尚属首次.它不仅抓住了"三农"问题的关键,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意义重大而深远.     

论我国“三农”问题的成因与解决策略

我国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多居住在农村.制约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研究和思考中国现实一切重大社会问题,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形成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建国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层面,只有从制度伦理的高度给予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国民待遇,从政治和经济意义上使农民成为真正的"自由人",才能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三农"问题.     

邓小平"三农"思想对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农业的启迪

邓小平“三农”思想的主要内容有：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农村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中国农业的改革与发展要有两个飞跃,要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邓小平“三农”思想对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农业具有重要的启迪：要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动农业生产的不断创新,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闽台农业合作。     

韶山农民运动与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形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据了全国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势必成为中国共产党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毛泽东是较早一个致力于研究农民问题的中共领导人,也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了解最为深刻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至今仍是我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而毛泽东对中国"三农"问题如此清晰的认识,首先是来源于他领导的韶山农民运动,韶山农民运动对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形成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兴特色产业 促农民增收——牛田镇傍安村发展蘑菇产业的调查

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则是当前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对牛田镇傍安村发展蘑菇种植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落后地区农业艰难发展,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农业结构问题、农村市场问题和农业科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在解决“三农”问题中,应当走发展特色产业的道路来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论"三农"问题的长期性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考虑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许多人认为,“三农”问题是制度和结构引致的问题,只要大力进行制度创新或者结构调整,“三农” 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是对我国“三农” 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其实,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经济结构和制度结构大转换时期的综合性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根治,任何措施都只能暂时缓解“三农” 问题。“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决不是决策者的遁词,也不是学术界玩的文字游戏,它是由我国“三农” 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特殊性决定的。     

论毛泽东关于“三农”现代化的思想

毛泽东从我国国情出发 ,勾画了“三农”现代化的蓝图 :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 ;并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三农”现代化的实现途径。这对当前我们认识“三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的中国农民形象研究——以《人民日报》“三农”报道为例

采用语料库方法，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从高频词、关键词和“农民”的搭配词等角度，分析了《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话语所塑造的中国农民形象。研究表明，《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话语塑造的中国农民既有依靠土地、种植农产品的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形象，又有规模化、专业化、企业化和规范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象，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象更为凸显。它既构建了中国农民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三农”经营主体形象和国民经济经营主体形象，又塑造了他们弱势群体经济形象和获益后的受益者形象以及以“培训”为途经的新型职业农民形象。文章认为这些特征及其形象的形成是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也与中国政府正视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政策举措有关。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推进三大改革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党中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却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三农”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许多问题很难突破。当前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的产业结构改革、机构设置改革。既要在“三农”之内取得突破,又要在“三农”之外寻求出路,内力外力相结合,形成新的合力和拉动点,这样解决“三农”问题才有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