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模式

"村转居"社区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空间。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这类社区在居民特征、治理需求、治理资源、治理传统等方面,与原来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其治理模式的选择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自治为主"、"管治为主"和"共治为主"都是可能的选项,其中治理传统的继承水平和社区重建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转居"社区的具体治理模式。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村居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的内在需求，如何实现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当前的农村社区治理大多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改造由传统村居转变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发现，将治理机制理论引入农村社区建设，强调居民的主体参与作用及农村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经验对于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和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验证了现代治理机制理论对于指导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农村社区文化:变迁与重构

"皇权不下县"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我国以皇权为中心,绅权、族权、宗权共同参与治理的农村社区治理文化。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促进了我国农村社区文化的转变,农民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均开始了现代性变迁。然而,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农村发展滞后,发展动力的缺乏和外部支持的不足等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的发展,为此,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格局、构建新的社区认同等成为重建农村社区文化的现实选择。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村民参与问题研究——以河池市安宁社区为例

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程度和水平会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的成效。本文以河池市首批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安宁社区为例,通过查阅文献、问卷调查、访谈的方式调查研究安宁社区村民参与治理情况,总结安宁社区"党支部+理事会"模式的成功经验,并从完善外出务工经商者参与、提高村民参与意愿和能力、培养新的接人、拓宽村民参与渠道等提出建议。     

动员式治理:当代农村社区建设逻辑及后果分析

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农村社区建设被赋予了多重功能与价值,它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动员式治理"运动。国家通过动员治理,释放社会能量,形成全社会的参与意识与集体行动意识,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实现党和国家对政府内部系统的调控与社会的高度整合。然而,农村社区建设过度动员治理极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影响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此,必须处理好社会动员与政府引导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应形成"上下联动"的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机制,将民众满意度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考核指标,注重农村社区的"内涵与质量"建设,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坚持系统治理与整体推进的战略思维。     

农村社区化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以农村新社区为载体的社区化治理方式逐渐兴起,它对推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农村社区化治理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治理的技术手段亟须创新,服务对象和内容不够全面等;其推进面临诸多困境,如缺乏权威的法律规范指引,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治理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完善农村社区化治理,需要国家出台城乡社区组织法,推动农村社区化治理走向法治化,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形成多层次、协同性、包容性农村社区化治理体制机制。地方实践探索中要进一步创新农村社区化治理手段,推动农村社区化治理走向信息化;适应社会开放、流动的特征,拓展农村社区服务的对象和内容;通过多元路径培育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化治理。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绩效.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村改居"社区的大量出现,处在城市的新社会空间之下的"村改居"社区.由于进行"居站分设"治理模式的变革,出现了治理困境,给和谐社区的构建带来了难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利用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必要性.     

联村社区治理的若干问题论析

联村社区是因应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益、加快城镇化集聚效应、优化农村基层综合管理的产物,具有正当性。农村"联村社区"与"行政村"关系的背后是微妙的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的张力,牵涉着"乡—村关系"的构建。联村社区治理的关键是既不能赋予"社区"凌驾村级组织的权能,也不能使"社区"缺乏基本的整合能力。乡镇派出机构的"行政路线图"有失偏颇,"党委路线图"是一种选择;联村社区治理的困境是域内各村缺乏对社区的认同,如何破除其自私积弊导致的社区合作困境是一个大问题;社区服务中心由政府招聘的专职社工运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拨乱反正意义。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析——以绍兴农村“两种”模式为例

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处在探索和发展之中.在多元复合、利益碰撞的社会特型中,"人治"模式逐渐向"法治"模式过渡.借鉴传统中国民间社会治理的思想资源、制度资源并赋予当代农村发展的最新经验和理论成果,是建设既符合民主政治发展,又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可行之路.     

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乡村权力结构的一系列演变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可能实践空间.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统治"行动向"治理"实践的转型,其实质就是要打破"国家强制权"作为唯一管理力量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安排与合作机制建构.新型治理机制的建构不仅能保证乡村权力结构多元化后新组织架构的高效运行,而且还能进一步夯实农村社区治理必需的社会根基,进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契约性整合".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基于湖南23个实验区的调查

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改革的重中之重。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包括价值认同、主体建构、运行机制、建设基础等核心内涵。当前,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存在价值认同缺失、治理主体虚化弱化、权利机制脱节失衡、社会建设基础脆弱等突出问题。加强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应当从治理理念、目标、体制、机制等方面着力,落实责任,突破重点,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发挥乡贤文化和宗族宗教的有益作用,正确引导工商资本参与治理,加快形成多元共治新局面。     

后乡村时代特殊类型社区治理:条件、困境与创新路径

治理方式与治理条件密切关联。在城镇化过程中,一批村庄逐渐从农村社会脱离出来但尚未完成城镇化,形成了一系列介于城乡之间又超越城乡社会体系的后乡村时代特殊类型社区,主要有超级村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拆迁农民集聚社区、进城农民聚居社区、田园综合体以及特色小镇内的社区等。这些社区经济社会的城乡叠合结构建构了新的社区治理条件,决定着社区治理方式的转换和创新。后乡村时代特殊类型社区治理需要直面当前社区治理中治理体制与治理条件之间的张力、治理能力与治理任务之间的矛盾,积极探索社区治理创新路径。其中,关键的是确立社区治理新理念,探索包容型社区治理制度,建构后乡村时代特殊类型社区治理的有效机制。     

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态势与阶段特征

农村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构成单元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在农村社会日益开放、流动,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新形势下,农村社区正逐步打破传统封闭的发展模式,其人员构成、职业分布、家庭结构等方方面面都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在当前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建设呈现组织发展与治理结构多样与"异化"共存、基层社会管理村民自治与民生服务共赢、服务体系及其方式便捷性与信息化兼具、农村社区文化多元化与现代性伴生的阶段特征。     

互联网视域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发展路径研究

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社区建设正在由城市推向农村,农村社区已经成为农村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协商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形式,是创新农村社区治理的主要内容.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开展有利于构建农村社区居民生活与发展的新型共同体.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其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成为促进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发展的重要条件.因而,研究互联网视域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路径,对于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序发展,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索——以沂蒙老区为例

农村社区现代化建设事关农村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的现代化治理存在着管理机构形式化,服务工作不到位;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较低,社区自治组织职能没能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社区意识淡薄等一系列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社区的发展。突破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从社会工作视角,采取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法,能够为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研究述评

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是近来一个多学科的热点议题,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实践课题,有必要对其研究进行梳理评估.本文梳理了近十几年来农村社区及其建设和治理概念的界定、基于不同理论的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的主要议题,进而对其进行了简评.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由政府主导到政府引导: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为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和农村治理方式的转变找到了切入点,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着历史的发展机遇.同时,由政府主导的农村社区建设,在农村现有的治理体制所形成的基本社会秩序下面发晨面临着困境.为此,必须变政府主导为引导,在这一发展模式下重新定位农村社区的功能,确定社区建设的内容,把握社区建设的内涵,走出农村社区发展的困境.     

文化转型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

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议题,建立健全社区文化涵养体制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基于文化转型理论视角,以N市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为例,考察文化强国战略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送文化"与"种文化"导致的基层社区文化供需结构失衡是文化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因,L社区通过积极开展文化阵地建设营造新型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大力培育文化志愿服务创新文化营造的社会协同机制,通过有序引导多维主体共治实现社区文化营造的共建共享机制.因此,从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的主体、规则、效能三重逻辑,以及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实践经验来看,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送种并举",又必须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强化政府统筹和行政规划.另外,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亟待整合多元化社会资源,强化基层社区文化治理合力效应,提升文化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