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进士杂考

<辽史>无<选举志>,仅存的文献或石刻资料,所载又常常互柑抵牾,故大量进士在史籍中没有留下姓名,对辽朝科举与进士的仕宦情况没有明确的记录.今人虽曾不断试图弥补<辽史>的不足,对辽朝科举与进士作了不懈的研究和探讨,但至今仍无深入全面阐述辽朝科举与进士的著作问世.网罗梳理辽朝之史料,则终辽之世,有记录可查的辽朝科举考试至少进行了60次,如果将北辽计入,则为62次;所取进士至少是2 321人,另加北辽127人.在辽朝所取进士中,目前掌握的史籍留有姓名者至少195人,其中名见<辽史>者94人,<辽史>立有专传者22人.     

明代庶吉士制度探析

明代庶吉士制度探析董倩庶吉士制度是明代首创的，以科举制为基础，新科进士须继续求学三年，尔后再授官任职的一种培养高级官吏的制度，对明代的政治史、行政制度影响很大。《明史·选举志》载：“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     

从《北梦琐言》看晚唐重进士科之风气

科举题材是五代笔记小说《北梦琐言》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孙光宪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晚唐社会各界对进士科的重视,对应试举子的出身阶层、区域分布等均有所描述,为后人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古代艺术书分类源流

艺术书是我国古代典籍中很特殊的一类,尤其表现在其类目变化、内容分合上,相当复杂。它的涉及面很广,琴棋书画,金石篆刻,弓经射法,香谱茶录,百戏算术,进士采选,历史上都曾归入其中。其类名各代也不同,或曰杂艺,或曰杂技,或曰术艺,以“艺术”名始于《崇文总目》。本文试对其源流作粗线探索。一、立目艺术这一类名,追溯起来,可推至南朝宋王俭的《七志》。《七志》在《七略》六略之外又撰《图谱志》和道、佛两个附志,共为九志,除“诸     

唐代进士科的发展对进士文化的影响

唐代科举选拔人才尤重进士科,随着进士科的确立和发展,其对唐代文人的心态、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随之促进了进士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并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唐代进士科的发展对进士文化的影响

唐代科举选拔人才尤重进士科,随着进士科的确立和发展,其对唐代文人的思想心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进士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明代甘肃进士研究综述

关于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其内容大到通论性的研究,小到关于科举考试规模与录取率,甚至是对科举文献的研究,种类繁多,研究方式也多种多样。进士是科举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不同地域的进士作为一个群体,进行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体性研究。针对明代甘肃进士群体的研究成果主要从人数考证、时空分布及地方文教状况等方面入手,在群体的研究中又包含了个体的分析。还有一些关于清代的甘肃进士研究成果,其中或多或少提到了明朝的进士状况。在这种将两个朝代相对比的研究角度下,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唐宋变革视域下科举制演进的制度基础与现实动力

科举制由唐及宋的时代跨越有多重历史动因。唐宋科举制变革受益于这一时期诸如官制因革、社会对工商阶层规制变化等相关制度改革成果的促动,它为宋代科举制根本性嬗变铺平了外在场阈。与此同时,唐代科举制弊端积重难返的路径依赖在五代时期被打破。随着唐代旧有士族权要和新科举官僚等集团式微,五代新政权尝试冲破唐代科举制旧有制度路径,在各个方面开始新科举制路径实践。这不仅为宋代科举探索了方向,更为宋代科举制嬗变奠定了内在制度土壤。唐宋科举制变革虽发轫于五代,但关键性转折在宋初,这不仅有其加强中央集权的迫切性,亦与宋初通过科举考试满足国家抑藩和统治新占领区的特殊人才取向相关。尽管宋初科举制改革有特殊时代需求,但从唐宋变革视域观之,它是唐宋科举变革各种因素层累而成,这对理解唐宋其他制度变革亦不乏启发意义。     

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与骆兆平、李大东先生商榷

本文对明代科举题名文献的流传形式、现存文献和利用情况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认为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是独尊海内的，天一阁研究学者在现存明代登科录的考核方面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为学界提供了很多的方便。但骆兆平先生和李大东先生的“天一阁现存明代科举文献百分之八十”之说不确；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评价亦失公允；部分细节也欠斟酌。本文于献疑的同时，就登科录的概念、内容和实质以及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     

The Decline of Imperial China''''s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Institutionalized Confucianism

制度化儒家是传统儒家的基本存在方式。本文从讨论科举制与制度化儒家的关联入手,分析了科举制度在儒家制度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近代以来科举制的衰落对制度化儒家的影响。指出人口的压力、国内的社会动乱、科举体制的恶质化,导致了儒家与权力和“真理”的联系逐渐松散,而新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与儒家教育观和人才观之间的根本矛盾,使得科举制被最终废除,制度化懦家也就此逐步走向解体。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家礼与家族整合:明代东山葛氏的个案分析

明代山东德平葛氏家族因为"三朝尚书"葛守礼的崛起而成为当地的望族,葛氏家族典型地体现了科举时代新仕宦阶层家族成长和发展的一般特征.为了承家久远,葛氏家族缘俗制礼,制订了<家礼摘要>,并利用家礼来敬宗收族、凝聚人心.通过解析葛氏家礼的撰述与实践,探讨家礼如何在不同时间营造出有利于家族联谊的"关系性空间",如何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血缘网络,并达至家族整合的目标.由家达乡,家礼最终是实现中国传统社会家邦和谐的"治世工具".     

明清顺天贡院的修建及经费探究

贡院是科举考试的专用考场。明清顺天贡院既是乡试之地,又是会试之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历经近五百年的沧桑,其维护与修建不仅牵动着皇帝与天下士子的每一根神经,而且也是科举制度正常运转的有效标志。     

科举制度与十国士阶层

科举竞争的激烈造成十国士风的普遍颓坏和十国士人的急剧分化。虽然 ,科举制度下 ,十国士人重建主体人格的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 ,但这种努力又有其难以克服的时代局限性。     

《高力士外传》史料价值述评

《高力士外传》乃作者得高力士口述亲历旧事而撰成,其中载述玄宗朝史事,始自开元后期,迄于高力士贬死黔中,内容多有关涉朝政大事者,且详述细节言辞。经过与现存的唐代史籍逐一比对印证,完全证明了其中记载的真实与可信,它是研治唐史(玄宗朝)的第一手资料。     

明代洪武永乐时期殿试制策之背景因素初探

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层次。明代的殿试始于洪武四年,初期多是由皇帝亲制策问,后来多由翰林院的翰林们拟题,然后送交皇帝裁定。明代洪武永乐两朝总共进行了16次科考,相应的就有16道殿试制策题目。这些制策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如何治理天下国家而问,历史学在这些制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每一篇制策都要从时政的角度提出问题,鲜明地反映出时务策的特征。在殿试考试中能够脱颖而出,说明应试者确实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选制度的近代化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选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准现代化的人事考试制度,考选人才方面既吸收了古代考试的公平精神又采纳了西方文官考试的先进理念,具备了近代化的特征。从人才的选拔看具备了公平性,但体制的缺陷使其任用的成效不尽人意,阻碍了它近代化的进程。     

多元评价是高考改革的必然趋势

多元评价是指在高考中运用多种方式和形式测试、评价学生的素质,并在招生时采用多种指标录取学生的一种评价制度。变一元评价为多元评价是高考制度改革的现实需求和必然趋势。我国对高考多元评价制度已有一定的探索,但对比现实需求和国外多元评价的先进做法,还存在许多突出问题。逐步建立和完善以统一文化考试为主,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选拔录取相结合的高校自我约束、政府宏观调控、社会有效监督的评价制度是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     

清代石仓阙氏的科举参与和文武之道

学轨制是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清代科举考生们同样面临学轨的选择：除了正途考试和异途捐纳外,还有文科举和武科举之分。前人研究多关注文科举中的乡试和会试,鲜有人研究学轨选择的起点--童生试者。本文利用浙南石仓的科举账簿,考察清代中后期阙氏的科举参与。通过炼铁积累财富后,阙氏先是捐纳监生,后逐步参与科举。太平天国战争后,人口减少、武科举中式率提高,阙氏实现了“文武并举”。通过进一步比较“保身家”与“向上流动”这两类科举动机的表现及其结果,本文发现,向上流动的期望可能是个陷阱。因此,基层民众参与科举最终给人以“保身家”为主的印象,是民众自我调适的结果。     

唐代人事制度考论

以科举制为基础的唐代人事制度，不仅迥异于魏晋人事制度，开古代中国中古时代之后用人选官及世界文官制度之先河，而且其在选拔、录用、考绩官吏等方面体系化的、较为科学完备的制度措施，既是构成贞观、永徽、开元年间吏治清明乃至治世出现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行政机构和人事制度深刻改革的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