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仁”的早期文学书写——以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为视角

关于“仁”的早期文学书写,生命内涵是其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从珍爱生命到仁生万物、从仁者寿到道德养生、早期孝道书写三个方面.具体到每个方面,其书写的推进和成熟都有赖于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天人统筹是推进书写的基本路径,而“天”所具有的“生育”“生命力”“好生”(爱生)三大属性,保证了早期“仁”书写的深层贯通,同时也标榜着早期儒家内涵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生态观.     

论儒家养“生”工夫论的内涵与特色——从“身心一如”的观点看

儒家养“生”工夫论，实质是儒家“生”之伦理的实践论。这种工夫论的基本特色，是从“身心一如”的角度来理解养生问题。其实质是以德养生。这种观点对于当代养生实践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论“孝”道的宗教意义

“孝”道是儒家的道德之本 ,然而其存在的合理性却在于其内在的宗教意义。它不仅解释了生、死及生命永存的宗教世俗问题 ,而且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构筑了儒家的道德图景。“孝”道的宗教力量是儒家道德能与中国民众生命融为一体的主要原因     

先秦“文”“质”之争与礼学的演进

“文”“质”之争是先秦以至两汉时期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提出文质彬彬的价值原则,主张外在的仪节与仁义的品质协调相配、先天的生理素质与后天的礼乐教化和谐相济,但其无法割舍对“礼文”的价值追求,这使儒家的文质论在现实中表现出文在质先、文繁难究的弊病,也招致了儒家以外诸子的攻讦.他们或批评儒家质论的偏颇,指出其以道德本性代替自然本性,或批评儒家“礼文”的价值立场所带来的奢靡之弊.作为回应,汉代儒者将“文”“质”发展成为两套礼乐制度,并与“三统说”相关联,形成一套“文质再而复”的社会历史观,以“文质相救”的动态平衡取代“文质彬彬”的静态平衡.     

“中庸”新探

儒家的“中庸”曾被批判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或者仅仅被理解为在矛盾对立面之间寻求平衡的思想方法。这都不符合先秦儒家所谓“中庸”的本来含义。“中庸”是以儒家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合于“礼”的道德准则为其具体内容的一种伦理政治观,抽去其特定的具体内容,就不是儒家所说的“中庸”了。“中庸”说由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实发挥而完成。但关于用“中”的思想则在孔子之前就已产生了,而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     

孟子之“仁”本体论及其修养工夫论

文章提出,孟子是儒学“仁”本体论之完成者;“仁”本体论的理论实质即是先验道德主义,从而规定了孟子(儒家)之人格修养的先验主义工夫论;由此确立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内圣”路径,即所谓的儒学“道统”。     

儒家建构新“仁”的理论依据

儒家“仁爱”思想在现代社会必须突破“爱有差等”的局限性，发扬博大的人道精神。在这一转换的实现过程中，儒家经世致用的权变思想、“自省”的道德修养论以及注重实效的道德实践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持。     

孟子的“义利”观

“义”与“利”是孟子思想体系中一对重要的命题,它不但包含着传统儒家对“理”与“欲”关系的认识,即对道德的追求及对名、物态度的基本观点;同时,亦是传统儒家探求人的本质属性必然要回答的问题。     

主体在“忧患意识”中觉悟

牟宗三建构的道德形上学是以儒家传统的主体性为理论支点，而这种道德主主体性真正奠基于主体在“忧患意识”中的觉悟，忧患意识是在对人的忧患负责中形成的，主体的觉悟意味着责任意识的产生。从原始的本能到主体的觉悟，以“心性”范畴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成了中学文化的主流，这也是现代新儒家以“道统”自居的理论依据。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衍变与晚清“义理经济”思想的产生

义利之辩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探讨价值观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义”与“利”的博弈中产生了各家互不相同的义利观.汉武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义利观独具一尊,“重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已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不再囿于传统义利观中“义大于利”或“利重于义”的空疏论辩,主张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主张.     

儒家的“内圣外王”论评析

<正> 近一个时期以来,对于文化重建呼声最响的新儒家学说,坚持认为由于近代西方价值观念的不断侵蚀和磨合,传统文化早已不能维持它的原来面目,主张儒家文化变迁应朝着最合理的方向发展,即实现儒家传统观念与价值的转化,并a自以为找到了能够实现这种转化的依据,即把儒家文化的传统主题“内圣外王”论,给予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内圣外王涵蕴着儒家精神的真谛,试图通过对儒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重新取向,把“仁”和“道”的思想精粹从儒家文化中剥离出来,赋予个人价值选择和道德自主的新含义,以期待“老内圣”开出“新外王”。     

“中国梦”视域下加强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教育的时代价值

自习近平总书记阐述新时期“中国梦”以来，弘扬“中国精神”和凝聚“中国力量”至关重要，值得庆幸的是儒家人文精神正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加强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教育也成为凝聚“中国力量”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首先阐述儒家人本精神的主要内容，分别从道德、行为和文化等角度论述了加强大学生儒家人文精神教育的时代价值。     

先秦儒家“智”德思想述略

“智”是先秦时期歧义最多的道德范畴之一。本文拟从内涵、来源、“智”与“知”、“知”与“仁”等几个方面,对先秦儒家的“智”德思想作简要勾勒,以期对深入理解“智”道德范畴有所裨益。     

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

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命”是儒家自然目的论与自由意志观的核心范畴，是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架构基石。儒家哲学所讲的“命”、“天命”，有命定论意义上的含义，更有自然目的论上的含义，两种含义很长时期里被并用，到朱熹时，才明确区分了二者的差别。儒家学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理解，基本上就是他们对于“命”的看法     

儒家“公私”思想的人伦关系维度——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含义

本文以儒家思想传统下的公私概念为中心,着重讨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维度上的含义。研究比较了儒家与法家思想脉络下公私概念的不同语义,进而区分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层次上的双重内涵：第一,公私概念经历了从经验的“君-臣”关系到抽象的“尊-卑”秩序的演变,后者成为建构儒家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第二,人伦性的“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也构成了儒家相当重要的“公”的内容。传统儒家所强调的“公”的价值,在人伦层次的理解维度上,恰恰体现为对孝悌忠信等所谓“私人的道德”的践行。由此,本文也对社会学经典概念“差序格局”背后的社会伦理含义进行了思想史溯源式理解。     

先秦儒学“欲情知”关系及定位

先秦儒家关于关于“情”“欲”问题的看法，近来颇受学术界关注。考诸先秦儒家原典，“欲”“情”“知”三者常交织在一起，成为人性的内容。本文辨析了其间的关系：三者之中，“欲”是最基本的，相当于一种原初意志和生理本能，又可分为道德之欲与生理之欲。由“欲”而“情”，欲望的实现，引起情感的满足，两种欲望对应两种感情。“知”则对“情欲”进行调节。一些学者（以苟子为代表）不承认有道德情欲，故特别强调“知”的作用，以理性调节情欲；而另一些哲人（如孔孟）则重视道德情感也兼及“知”（智）。     

中国古代的“真”学说

中国在先秦时代便有了关于“真”的学说。中国传统哲学里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实”、“是”、“信”、“德”、“性”、“中庸”等都与“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强调人在真之判断中的主导作用,立足于言语行为来认识真,是古代真之学说的基本特色。“德”是“真”在道德领域里的衍生物,“性”是“真”之道德形上本体,“中庸”则是被儒家精致化的“真”之道德模型。     

“一体两现”：熊十力思想核心之分疏

“一体两现”是熊十力的思想核心。“一体”即道德本体,“两现”即“道德存有之呈现”和“道德践行之呈现”。在“一体”方面,熊十力凸显了本体的重要,坚守了心学的立场,但未能处理好“变”与“常”以及“本心本体”与“乾元本体”的关系。在“两现”方面,熊十力强调,本体发用创生道德存有,完成道德践行,其思维方式都是呈现。熊十力这一思想在儒家原有的道德践行主线的基础上,辟出了一条道德存有的辅线,撑开了一主一辅两条线索的总体格局,极大地丰富了儒家思想的内涵。     

关于宋代新儒家伦理论中“诚”的概念

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 ,其思想继承的核心内容基本是围绕伦理理论中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展开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及作为其逻辑根据而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论 ,成为宋代性理学成立的决定性基础。宋代新儒家在自己的伦理理论体系中努力探求规范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相关关系。为此 ,他们关注先秦儒家的“诚”概念 ,并把它作为天人相关的媒介进行深入阐述。宋代新儒家们以“诚”为媒介将“性”与“命”相统一 ,从存在论上保证了他们的伦理理论根据。朱熹认为 ,“诚”并不是道德的抽象性 ,而是实在的“理” ,用“诚”来概括天理的必然性。这表示宋代新儒家的伦理理论彻底上升至存在论层次 ,意味着基于不变权威的中世纪道德至上主义的萌芽     

论王冕“梅花诗”与儒家人格理想

“梅花诗”是元末诗人王冕作品中的奇葩,凝聚了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格理想.“梅花诗”对儒家人格理想进行了诗意化的艺术塑造,以“梅花人格”为独特意象,既彰显出兼济天下的政治内蕴,又凸显出独善其身的人格诉求.作为儒家“君子”人格的时代折射,“梅花诗”既对儒家传统人格理想有所丰富和发展,又对后世儒家士人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