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求同到证异:翁方纲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翁方纲倡导"肌理"说,以"理"来标举宋诗区别于唐诗的特质,首次从理论上将宋诗作为一个与唐诗相异的传统来肯定;以此为基准,他推尊黄庭坚为宋诗的宗祖,并提出黄诗的"逆笔节制"之论,开创了黄庭坚诗歌接受的新视野,为宗宋宗黄诗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翁方纲奉黄庭坚"以优厚为本"之语为他一生"学问职志"的标准,校勘、合刻了《黄诗全集》,将对黄庭坚诗歌的传播与接受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翁方纲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为宗宋派诗学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在清初宗宋派与晚清宋诗派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清代四大诗说看清代诗歌特色

本文论述清代四大诗说即：王士祯之“神韵”、沈德潜之“格调”、袁牧之“性灵”、翁方纲之“肌理”各论之源出、主张及在清代文坛上的影响     

乾嘉诗坛人事交错与诗学互动：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考论

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八卷,是黄景仁诗的第一种专集。从删定到刊行的过程,反映出乾嘉之际诗坛的人事交错和诗学互动。翁方纲的删诗宗旨是通过严格的去取,表现黄景仁的“本怀”;删诗标准是不取放浪枯槁、酒圣诗狂之类的绮语和苦语。由此可剖析若干具体篇目的删削原因。黄诗遗集编刊作为备受关注的文学事件,体现乾嘉之际的诗坛纷争,反映翁方纲、毕沅、王昶等人在学问与性情上的不同诗学取向与观念。     

说"伧气"——从一个角度谈翁方纲的诗论与创作

清代学者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以编排严谨、评点精当著称。除人们所熟知的“肌理”说外,《诗话》更提倡雅正的诗风,批评了孟郊、陈与义、杨万里等人诗作中暴露的粗鄙、狂悖之气,表达出当时正统诗人的审美观。而对照翁方纲本人的《复初斋诗集》,读者不难发现其中也收入多篇带有“伧气”的作品。这种批评与创作的自相矛盾,说明理论方面的指导难以根除诗歌写作中的败笔,诗的品格更多地与诗人本身的气质有关。     

翁方纲《金石录》本读后——兼评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中“改嫁新考”

<正> 顷读翁方纲《金石录》本,其跋语有三,兹录后:“辛卯春,就刻本影抄此本,癸已夏借汪氏裘杼楼所藏旧抄本,是朱竹垞先生手校者,悉用墨笔过录于此本。庚申是先生入翰林之明年,中有一处疑非先生手笔:辄记其旁云:此条疑是另一人之笔。然通前后观之,始知是先生数次所校,则亦先生手笔矣。盖彼时犹未有刻本,故其珍重如此。”“七月一日又以     

足迹的印记 心灵的绽露——评清代壮族诗人冯敏昌的诗

冯敏昌(1747—1806年)字伯求,号鱼山,生于广东钦州长墩司南雅乡(今广西钦州市大寺镇)马岗村一个壮族农民家庭。乾隆三十年(1765年),北平翁方纲来廉州考核生员,冯敏昌应考,翁“得冯君文奇之,遂以选拔贡入国学”,并赞誉道:“予历掌文衡,所得英匪一,而以天才独擅,屈指君为最先”,君“天下异才也。”(翁方纲《清诰授奉政大夫刑部主事鱼山冯君墓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赴会试,成进士,殿试及第,成翰林,改庶吉士,授编修,充任乾隆四十九年     

翁方纲的“仕”与“学”

翁方纲是清代著名学者。他20岁中举,仕途平坦,然并非一无波折;先辈及同时学者,尤其是挚友尹嘉铨的文字之狱,难免会或隐或显地影响其处世哲学。"时刻兢兢畏惧"的審慎贯穿了翁方纲作为学者型官宦的一生。而作为学者的翁方纲,其兢兢业业的治学精神与"高广渊博"的学识更被同事、友朋乃至当朝帝王普遍认同。在"仕"与"学"之间,翁方纲不仅对后者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更把它当做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毕生追求。     

“以学入诗”与“切实而化”——翁方纲对清诗出路的忧虑和探寻

翁方纲作为清代乾嘉诗坛领袖之一,很注重示人以作诗途径.他在细致梳理文学史之时,对清诗的出路表示忧虑,并以修正王渔洋诗学理念和接力其诗坛地位的气魄,为清诗找到了一条出路：内容上“以学入诗”,切合清人学问背景和生活实际;方法上主张“切实而作”,以结束“神韵”末流空虚之弊.     

“崇尚眉山之体”——苏轼对元代文学的影响

翁方纲“苏学盛于北”之语，主要指金代，但元代也适用。元代的文学创作颇受苏轼影响，其“影响”表现为互为联系的两个侧面一是苏轼的为人，为学，理论，创作，对元代文学的影响；二是元人对苏轼的推崇。     

以理为宗 以实为式──论翁方纲的理性美学观

翁方纲（1733－1818）是清代理性美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理性美学观主要体现于“肌理”说，高扬了理观意识和求实精神，对艺术理性的内涵和表现方式作了富于个性的理论阐解。他既是清代考据派诗论代表人物，也是清季来诗运动的理论先声。本文专题阐析其理性美学观。一、“形上形下”和征实致密：肌理说的基质和取向翁方纲生当乾嘉朴学鼎盛时期，作为考据学家他将朴学的精神和方法引入诗论和创作实践中。他为了辟易神韵论和格调说的虚灵空寂和浮响联廓之弊，试图从艺术机制方面确立一种理性主义的创作范式而提出“肌理’说，“诗必研…     

论辛弃疾词的曲折含蕴美

辛弃疾是宋代成就最高的词人,其词作不仅抒写了雄浑壮阔的内容,而且具有词这一文体幽深精微的美质。文人和英雄的双重身份,使辛弃疾的情感格外深沉复杂,发而为词,就使其词作盘郁顿挫,具有特别动人的力量;与此相应,在意象上"摧刚为柔"和大小意象的对比,在结构上"以文为词"、"引气入词",在用典上丰赡贴切等艺术特点,也使其词作具有一种独特的曲折含蕴美。     

孔融作品用典的文学史意义

孔融作为建安文学前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明显地体现出从汉代文学向魏晋文学转变的特征。这些特征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孔融诗文中的用典彰显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一是在用典的数量与范围上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二是在用典的方式上更加灵活多变,用典的方法有了进一步拓展;三是把文人的用典从传统的引用向真正的用典在实质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唐代省试诗题及其思想文化背景

唐代省试诗题可分为咏物、咏事、典故等三大类型，其或以长安春景为描写对象，或以时事节令为表现中心，或以儒道名言为主要内容，它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唐朝之思想倾向及文化风尚。研究省试诗题有助于理解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二者的关系，对正确评价省试诗作也不无积极意义。     

谁知圣人意,不尽书籍中——苏轼诗歌用典研究

苏轼用典比前人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为灵活多态,能够从典故来源处汲取创作灵感,转换体物视角,借鉴创作经验,进而推陈出新.尤其是在语典使用中,转益多师,取长补短,形成多样化的创作风格.同时,还不断改进和拓展用典方法,既影响到诗歌的修辞,又影响到命意谋篇,为诗歌带来多义性、情节化等特点,体现出“有为而作”、“辞达而已”、“无中生有以追求神似”的诗学主张.     

钟云舫散文的用典方式研究

清末作家钟云舫散文中的用典以量大且密、姿态横生的特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胜枚举的用典方式是钟云舫散文的一大亮点。然而目前关于钟云舫的研究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体系,对其散文的用典研究至今仍无人尝试。本文试图对其散文中的用典方式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从典故的引用标志是否明显和典故原义与新文本的意义的关系两个角度,归纳出九种用典方式,然后运用实例加以分析,并总结钟云舫运用典故的特点和创新处。     

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

方塔出土汉文诗集是一部少有的西夏诗集。这部诗集出土于西夏佛塔中 ,从其出土地点和诗文内容可以看出 ,在西夏王朝儒释二教也业已合流 ;诗集中有不少反映节日习俗的诗文 ,由此也可看出西夏的节日习俗与中原并无二致 ;诗集的装订方法比较独特 ,它可能是早期的线装本。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探讨

本文主要针对网络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就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所涉及的模式、方法和手段、内容、环境、教育对象和教师队伍等要素的变革和发展进行分析探讨。     

朱湘与屈原

在诗的品格、音节格律和具体写法上,朱湘部分诗歌和屈原存在的诸多相似,是朱湘对作为传统文化的屈赋的一种借鉴和吸收;作为诗人,朱湘的投水自杀受到了屈原的精神品格和悲剧文化意识的影响;整体上,朱湘和屈原的诗歌文化品格又存在相异点:前者是出世的文化品格,后者是入世的文化品格。     

论陈寅恪的学术个性

陈寅恪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文化巨人和学术大师。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是其毕生所坚持的奋斗目标;历史文化的辨析与阐发为其终生的努力方向;以语言为工具、以材料为基础是其一贯的治学态度;种族差异和中国文化本位是其基本的文化观念;打通意识和史诗互证是其常用的研究方法;“了解之同情”和“古典”、“今典”的疏解是其主要的阐释原则和方法。     

从苏轼诗词里的菜园描写看其躬耕思想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天空里一颗耀眼的明星,作为一个著名的美食家,其作品中有许多关于菜园与蔬菜的诗词,这些诗词是苏轼不同时期日常生活的艺术纪录,这些诗词描写细腻、内容多样,有的表现思念家乡之情感,有的是借蔬菜之名,言在此而意在彼,表达别样的感慨与寄托。学术界较为关注苏轼农村词,其实这些农村词涉及不少蔬菜元素。到现在为止,很少有人关注苏轼的蔬菜诗词,渗透在蔬菜诗词里要自力更生不要白吃饭等一系列躬耕思想,亦是苏轼诗歌研究中少有人关注的话题,如果能够有更多人关注美食家笔下的蔬菜与菜园,苏轼研究领域一定会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