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贫性支出与公众主观幸福感——基于2013年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幸福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通过运用"2013年吉林大学公众主观幸福感调研"数据,探究了亲贫性支出中的各项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财政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通过有序概率模型回归分析发现:在全国截面数据上,出现了国民经济增长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相背离的现象,"幸福悖论"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作用;而教育、医疗的财政支出对公众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东省的抽样调查

建设法治政府要求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益,追求人民幸福。显然,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与公众幸福感存在内在联系,探究两者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基于独立第三方立场,构建法治政府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10项公众满意度指标在广东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2014年度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均值为54.45,公众幸福感均值为71.52,两者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提高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可有效提高公众幸福感。Order Logit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政府服务态度、市场监管、社会治安、依法行政和政务公开等5项满意度指标对幸福感起明显的正向作用,为此,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应简政放权,改进政府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维护社会治安,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府治理:以幸福为名——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中国问卷调查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政府治理与公众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检验政府治理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治理与公众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政府绩效和监管质量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而法治水平则降低了公众幸福感;幸福层级和分群样本下政府治理及其子项对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各异;传导途径出现多元化,且各传导变量效果不一,间接传导效果明显优于直接作用效果。这意味着,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有利于改善政府行政办事效率,积极推进法治建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监管质量,以期满足不同层级居民的差异化需求,提升公众幸福感。     

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

本文试图将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放在同一框架下,对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以及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关系加以梳理和概括。在对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2010～2012年政府财务信息透明度、绩效考评结果和地方政府投资结构的考察基础之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以及政府绩效水平对地方政府投资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政府财务信息的披露是改善政府绩效、优化地方政府投资的关键因素,且政府财务信息越不透明,政府绩效水平越低;（2）给定财政分权条件,政府绩效水平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显著相关,且政府绩效评价结果越好,地方政府投资结构越合理。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民生财政支出的幸福评价——基于CGSS(2012)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构建民生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考察政府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增加民生财政支出是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居民的收入越高,民生财政支出对提高其幸福感的作用越强;民生财政支出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较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稍强;民生财政支出对于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教育支出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能够显著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医疗卫生支出对提高城乡居民幸福感的作用不显著。     

购房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吗?

文章基于CGSS2008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中低收入居民不管购房还是不购房,其主观幸福感都会显著下降;而对于高收入居民来说,购房其主观幸福感会显著提高,不购房则其主观幸福感会显著下降。因此,政府不仅应引领住房保障向保障居民"有房住"、通过共有产权住房等方式帮助居民"有房产"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应健全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机制,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提高服务水平,让人们体会到租房的幸福感。这有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也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经济增长、国民幸福与中国公共支出政策改革

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功不可没,然而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幸福感不升反降.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国民幸福最大化应成为政府关注的根本目标.由于收入的幸福效用边际递减,政府要在深入了解民众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有助于国民幸福水平提升的公共物品.具体来说,要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环保等支出力度,改变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对有利于居民幸福的产业、行业和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强基于幸福视角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     

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路径研究

社区能力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新兴领域,社区能力所蕴含的社区主体能动性及其政策导向为研究居民幸福感提供了分析工具。已有研究探讨了社区能力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而忽略了社区效能感及社区社会工作在提高幸福感方面可能具有的影响。利用厦门市和深圳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稳健聚类回归方法,对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能力与社区外在效能感对居民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结论对于引入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提高社区效能感和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幸福感、幸福取向: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以南京为例

本文基于居民幸福感、幸福取向是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的判断,运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及方法,建构了城市居民幸福感测评指标模型,在大样本的"南京居民幸福状况调查问卷"调查分析基础上,对当代城市居民幸福感水平、特征及其多元影响因子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提出了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的主导型战略与可行性路径.     

领导干部的幸福感与工作绩效

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水平较高,对工作绩效的自我评价较高;领导干部的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领导干部的工作幸福感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工作中的自我接受和福利待遇幸福感影响其生活的满意度,自我接受和人际关系幸福感影响其情绪体验;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对工作绩效的预测效应不显著,工作幸福感的不同方面对不同的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研究建议:重视领导干部幸福感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有针对性地提升不同的幸福感;重视领导干部不同的工作幸福感对工作绩效不同方面的影响。     

大学生综合幸福感结构验证与影响因素分析

以《综合幸福感问卷》为工具研究大学生综合幸福感。发现大学生幸福感在性别、文理科方面无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生干部的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城市学生幸福感高于农村学生；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因素主要影响主观幸福感；运动能提高幸福感，但过量运动反而会导致幸福水平下降。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运动时间、是否贫困生、年级、生活支出、性别、是否学生干部．对心理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是否学生干部、年级、运动时间和城乡来源。研究发现SWB与PWB都是幸福感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澳门居民的主观幸福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收入是影响幸福的主要因素。但大量的研究发现,收入仅仅是影响人们幸福水平的因素之一。影响人们幸福的主要因素,不同的经济体和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通过随机抽样和电话问卷的方式,调查了1506名澳门居民,应用方差分析和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澳门居民的主观幸福水平平均为6.83分;影响澳门居民主观幸福水平的因素有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教育水平等;收入仅对低收入者的主观幸福水平有较大的影响,对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本研究支持了Easterlin的结论:收入对达到一定经济水平群体的主观幸福水平的影响是有限的。     

智能化城市治理中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更新带动城市治理革新,城市治理的变化是否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主观幸福感理论和满意度理论的整合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智能化城市治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居民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正向影响最大;居民对智能化城市治理的积极情绪显著正向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消极情绪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抑制作用;居民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质量和感知智能化城市治理价值通过提高居民满意度间接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此,建议提升智能技术水平,优化体验,增强幸福感,完善引导机制,提升居民技术满意度。     

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机理如何？基于天津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模型分析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其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区（县）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村委会信任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力随着层级的升高而依次提高。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对农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村委会信任的影响力最大；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在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不断优化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与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民众诉求回应机制，提升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提升村庄治理水平。     

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与国民幸福感关系研究——基于G20国际比较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G20国家幸福指数、公共财政支出等数据,首先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各国公共财政支出效率进行国际比较,然后运用回归模型研究了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结论表明:人均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与幸福指数显著正相关,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第三产业贡献率显著的正向影响幸福指数,失业率、税收负担、基尼系数和总悬浮颗粒物与幸福指数显著负相关。     

城市建设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城市建设满意度引入到居民幸福感的研究范畴,探讨居民对城市建设各方面的主观评价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别运用多维测量法和单维测量法对天津市459名居民的城市建设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调研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城市建设满意度三个构成维度中住房条件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社区设施满意度和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第三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评价:一项比较案例研究

作为以目标责任考核为主的政府内部绩效考评体系的重要补充,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自2000年以来发展迅速,但学术界对其研究却相对缺乏,对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演进以及方法论和质量评估问题关注不够.本文对两项在中国影响较大、研究对象和内容近似的第三方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项目进行比较研究,并重点通过统计分析考察两项研究的信度,发现尽管两个项目的评价结果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仍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别.通过对这些差别的比较和分析,对完善和提升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质量并促进其健康发展提出了研究和政策建议.     

多元政府绩效评价主体的构建

政府绩效评价主体是政府绩效评价的核心要素,是影响政府绩效评价顺利实施的关键.政府绩效评价主体选择的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绩效评价的结果和效果.由于政府组织的绩效具有复杂性和宽泛性的特点,任何一个单独的评价主体都无法对政府绩效进行全面准确的判断,政府绩效评价主体多元化成为保证政府绩效评价的准确性、客观性和公平性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