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分析—基于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

本文基于2006-2007年江苏省“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调查”调查数据,对江苏省独生子女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理想子女性别蛄构和生育第一孩的理想年龄进行了定量描述扣二分类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组的减小,独生子女理想生育子女数逐渐减少,其中理想子女数为一孩的比例逐渐增加而理想子女数为二弦的比例逐渐减少,理想子女数为三孩及以上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对理想子女性别无所谓的比例逐渐增加。理想子女性别为一男一女的比例逐渐减少,理想子女性别为一个女孩的比例高于理想性别为一个男孩的比例;生育第一弦的理想年龄在逐渐增加。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经历等因素对独生子女理想子女数为二胎以及对生育的子女有明确性别期待具有显著影响。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没有因为她们是独生子女而具有单一的模式。而是多样化的、因人而异。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当考虑她们的意愿和行为时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应当把她们作为一个简单的整体来对待。     

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CFPS数据的检验

我国已步入超低生育率水平行列,未来将面临严峻的低生育风险所带来的诸多挑战。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HLM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30市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城市经济福利对个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一定的社会福利水平基础上提高生活福利水平,不会带来个体更多生育意愿的提升,改善城市的各项环境福利水平会提升居民生育意愿,但结果不显著。第二,从个体层面来看,年龄与生育意愿呈倒“U”型关系;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居民、中共党员、幸福感最高的个体更愿意生育“两孩及以上”而并非独生子女;仍在职工作、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个体更倾向生育独生子女;认为“男性较女性受社会压力更大”的个体,更不愿意生育两个孩子或更多孩次。第三,根据跨层交互项系数,随着城市经济福利的增长,年龄、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在职工作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有所增强;随着社会福利的提升,在职工作、拥有城镇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呈弱化趋势;随着城市环境福利的提升可以增强城镇户口的居民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即环境福利产生的边际效应为正。文章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这一我国典...     

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与当代青年的生育安排北大核心CSSCI

近30年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更替水平以下,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生育问题研究再次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青年阶段是生命历程中生育行为发生的关键时期,如何鼓励青年生育对于提高生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基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提出生育安排的概念并根据定义测算生育安排指数,借助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对青年生育安排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和婚姻满意度会显著正向影响青年的生育安排,对未来的信心程度和男性做家务频率的增加具有明显促进青年生育安排的作用。将数据根据性别、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和年龄组进行分组回归,发现主观幸福感会显著提高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低年龄组青年的生育安排指数,婚姻满意度对促进男性、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低年龄组青年的生育安排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会显著增加青年二孩生育安排的可能性,婚姻满意度能够显著增加三孩生育安排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提高生育水平,国家应当制定鼓励青年生育的相关福利政策,提升青年的主观幸福感;在家庭生活中,丈夫应积极分担家务劳动,减轻妻子在生育和养育子女过程中的压力,增强婚姻满意度。     

农民家庭禀赋、社会保障与三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CSSCI

生育政策调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如何有效激发农村育龄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本文认为农民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具有较大的政策激励潜力,故而借鉴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农民家庭禀赋与社会保障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相关数据,构建Bi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家庭经济资本与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医疗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入”效应,养老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主要建议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升生育福利,提高家庭经济能力以降低生育成本,制定政策优化代际合作育儿人力资本,引导树立科学的人口资源生育观等。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基于文化和社会经济视角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基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理论,从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分析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量维度的偏离以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理想子女数比实际子女数平均高0.4～0.5个,性别维度的偏离主要表现为近六成的青年女性现有子女性别结构未满足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2）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有显著影响,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数量与性别偏离的可能性相对更高;（3）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存在差异。文章认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应综合考虑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力求实现“经济—文化”同向驱动和不同类型地区协同联动,推进人口的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使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Logit系列和Probit等离散选择模型,对中国52岁以下在婚、离婚和丧偶女性分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的兄弟、姐妹数量对其生育意愿有正向的影响,其中异性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尤为显著。个体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负的。个体工作的政府背景越强,生育意愿越低。拥有农村户口的个体比拥有城市户口的个体倾向于更多的子女选择。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现象广泛存在。在发达国家,普遍的情况是实际生育率大大低于意愿生育率。发展中国家同样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现象,但更多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反的规律。中国也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且实际高于意愿的情况。根据中国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基本完成生育的40~49岁妇女,其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而平均实际生育子女数为2.2。利用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妇女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并考察个体背景(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背景)、生育政策和生育孩子情况(包括孩子的性别结构和存活状况)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都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但性别偏好是造成生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三孩政策下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研究——基于数量和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在当前低生育率背景下,精确评估生育意愿尤为重要。文章在明确区分“生育意愿”与“生育愿望”的基础上,从数量和确定性两个维度综合评估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强度。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倾向于拥有两个孩子（理想子女数）,但实际的再生育意愿较低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只有一个孩子且未实现生育愿望,有意再生育一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也很低,近半数人确定不再生育,其余人则处于“可能不生”或“尚未决定”的犹豫状态。这揭示了人们在现实因素的制约性下陷入既想生又不敢生的矛盾状态,凸显不确定性在生育意愿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生育愿望、现有子女数与再生育意愿之间存在互动关联。未满足的子女数量愿望增加不确定的意愿,且能激发积极的再生育意愿。未满足的男孩偏好也能够推动二孩家庭更高孩次的生育意愿。文章为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与方法提供了新的框架,也为理解生育意愿的形成和实现机制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就业性质和养老观念的视角

在人口政策改革背景下,育龄女性的二胎生育意愿是决定政策目标能否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新制度理论框架,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就业性质和养老观念对育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就业性质对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对于较年轻的“无子女”女性或“90”后女性,体制内就业对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表现为抑制作用,而对于年龄相对较大的“有孩”女性或“80”后女性,体制内就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呈现出体制庇护作用;持有“子女养老”观念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持有其他养老观念的女性,但是养老观念的影响会随着代际交替而逐渐减弱.     

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意愿——对哈尔滨市已婚在业人口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了,生育模式发生了变化。生育观念转变可以说是中国人口生育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关于城市人口的生育意愿,80年代对北京等城市的调查发现,平均理想子女数超过2人,如北京市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10人,希望有2个孩子者占77.0％,天津市1985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10,理想2个孩子者占80.0％;上海市1984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49,理想2个孩子者占50.0％,3个孩子者占36.0％(辜胜阻,1989)。进入90年代,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模式已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程度,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生育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自身生育观念的转变。关于城市生育意愿的     

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根据中国最近的生育意愿调查,分析了不同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各种调查比较一致地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大多是两个孩子。在经济发展较快、社会保障体制相对完善、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城市居民接近;即使在生育意愿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也仅有少数妇女有多子女偏好。生育意愿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仅仅是一孩和二孩的差别。强烈的性别偏好已成为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     

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研究综述:2000-2008

通过对2000~2008年国内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现状、差异及变化特征进行概括。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差异逐渐缩小,但意愿生育性别的差异仍然显著;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渐趋一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差异不显著;外出流动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生育行为,外出流动人口都更接近于目的地城市人口;生育年龄呈继续后移趋势;生育成本增高已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     

生育的幸福效应——兼论其对低生育率的支撑

生育的幸福效应是理解低生育率社会中个体生育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考察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幸福感轨迹。研究发现,个人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对生育事件有积极的预期收益,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的当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生育事件前后的主观幸福感轨迹表明,生育事件对个人的心理和生活感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适应效应的存在。就业性质对生育的幸福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明当父亲和母亲的工作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时,他们都会增加亲子互动和沟通并从中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生育的这种幸福效应具有超经济性,并借助个人的生育决策筑成低生育率的底部。     

深圳流动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深圳市龙岗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状况”调查数据,设计了4个模型,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生育子女数、初婚初育、初婚二孩生育和初婚三孩生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早婚和多育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它和生育意愿有一定的关联。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它对三孩生育的影响最强。经济收入水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很复杂,收入水平提高产生的短期效果可能是促进生育率增长。     

生育与主观幸福感——基于生命周期和生命历程的视角

文章利用CGSS 2003 ～ 2013年数据通过APC模型来探讨以孩子数量和性别为特征的生育行为与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更多的孩子会对处于中青年时期的父母产生负面影响,却会显著提升父母在老年时期的幸福感,并且这种效应在母亲中表现更为明显.出生在1940年代的父母享受了孩子数量对其幸福感的最高正向回报,而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人口转变的深入,孩子数量对父母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迅速消失.此外,对农村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略微正向但不显著的幸福效应;但是对城市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显著降低其在中老年后的幸福感.养育女孩并没有明显的年龄和队列趋势,但都会为其个人的幸福感带来边际显著的正向作用.     

基于符号互动论视角下的个体生育态度探究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以及不同地区、城市出现的生育率持续走低等情况,中国未来人口数量的变化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近年来,国家先后制定了“双独生二胎”、“单独生二胎”以及全面放开二胎等鼓励民众生育的相关政策;相关学者也从人口学和经济学等视角对生育问题展开了诸多研究。本研究则是从符号互动论这一微观社会学视角出发,试图了解民众（主要集中在1970年至1995年出生的群体）生育态度是否会受到社会心理因素,尤其是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中,兄弟姊妹等手足人数、手足关系、父母对待子女公平与否和出生排行的影响;以及当前生活环境,如社会治安状况、经济发展前景和政治稳定性等方面的主观判断对生育态度的影响;最后研究还将结婚意愿、性别等因素纳入到影响个体生育态度的分析模型之中。研究结果发现,兄弟姊妹等手足越多者,未来越倾向要生孩子;手足间关系越好者,未来也越倾向于要生孩子;排行中间的比排行老大的生孩子意愿高;无论父母对自己和手足公平情况怎样,都不会影响其生育态度。此外在所有外在环境中,经济状况是影响人们生育态度的主要因素,有结婚意愿者更倾向于生育孩子,男性也显著比女性更倾向于生育孩子。     

香港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香港与中国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袭和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香港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状况如何呢?这是一个饶有趣味而又未有人问津的问题。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主要反映在她们心目中的理想子女数和孩子的性别喜     

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重庆市居民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定量分析,对不同特征人群的生育意愿,包括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偏好、理想最佳生育年龄和生育目的四个维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在分析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倡导正确生育观及促进人口发展的政策建议。     

家庭结构对老年人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项目2008年的数据,分析了家庭结构的变迁（表现为居住安排与子女数量两方面）对老年人所获得的来自子女的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是否与子女同住会影响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与照料支持,而子女数量对代际支持的获得有正向作用。     

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逐年下降，“全面两孩”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我国女性生育率下降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有密切关系。考虑我国就业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体制内外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并研究具体影响机制。首先，使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在体制内工作会显著提高黄金育龄女性期望生育数及二孩生育意愿。其次，通过PSM-DID、工具变量模型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主要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体制内工作的女性在每周工作时间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拥有更多时间养育孩子有利于提高其生育意愿。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生育惩罚更大，生育的机会成本也更高，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生育意愿。此外，社会保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本文为理解工作单位性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中国市场化推进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在当前严峻的人口形势下，应特别注意提高体制外工作女性的福利水平，完善福利保障，减少生育惩罚，在最大程度上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问题，从而为女性营造一个友好的工作和生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