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学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造成了佛教在传播中的有意＂误读＂现象,同时对儒学的传播构成竞争挑战,并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     

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学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造成了佛教在传播中的有意"误读"现象,同时对儒学的传播构成竞争挑战,并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     

论中国佛教宗派对朝鲜半岛、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隋唐时期逐渐形成和产生了八大宗派,其发展达到巅峰时期.中国佛教宗派在朝鲜半岛和日本迅速地传播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佛教宗派的传播和影响不仅仅限于宗教领域,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社会中的其他社会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梁武帝及其儒佛政策

梁武帝的思想十分复杂。他处于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早期,提出了“真神佛性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注意佛教戒律理论,扶植佛教经济,对佛教在中国的开展做作了巨大贡献。同时,他又是宗教调合论者,对儒道思想都有所重视,尤其是对儒家思想及由此派生的社会政治伦理等颇加关注。他的思想融合了多种因素,是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佛教中国化等问题不能遗漏的重要一环。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正> 佛教于两汉之际从印度逐渐传入中国内地,经过五个多世纪的传播与发展,于6世纪初经朝鲜传入日本。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法相唯识、华严、律、天台、密、禅、净土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经过六、七个世纪的传播与发展,大约在13世纪以后,佛教与日本的民族信仰和习惯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民族化的日本佛教宗派——净土真宗、日莲宗。历史上,日本曾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学问僧”,也有不少中国名僧去日本。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曾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对于研究日本思想史与中日文化交流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佛教忏文的产生及其演变

佛教忏文是佛教忏法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佛教文化传播发展的产物,其实质是宗教礼仪文体.佛教忏文的产生有其异域宗教文化的渊源,原始佛教时期的忏悔文最初是作为维护僧伽清净、约束佛教徒修行持戒而产生的.佛教东渐以后,佛教忏文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三条基本路径:一是源自佛教律仪制度的作为悔罪仪则的忏悔文;二是伴随中国佛教忏法成熟而兴起的礼忏文;三是受世俗祈禳文化影响的斋忏文.佛教忏文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晶,其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清晰而真实地反映了佛教传播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轨迹.佛教忏文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文体与文化之间天然而紧密的内在联系,为厘清多元文化价值下的文体形态的演变与发展脉络,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     

丝路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跨文化道德准则的建构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佛教文化的传播之路,印度和西域各国的传法僧经丝绸之路入华译经传教,中国本土的求法者通过丝绸之路西行求法。佛教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之所以取得成功源于佛教的中国化选择,佛教戒律是佛教道德准则的集中体现,其主动融合儒家传统道德准则中的忠君、爱国、孝亲等内容,形成中国化的戒律,同时对儒家传统道德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五戒中的杀戒不仅使中国佛教形成食素的传统,并对儒家祭祀制度影响深远。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道德准则之间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跨文化道德准则。     

构建与交往:佛典汉译的话语意义——以释道安汉译佛典为例

话语只有在实际的社会交往过程中才有意义。释道安的佛典汉译,在构建与交往的话语意义中,从译经理念到文本实践,从发明教理到创宗立派,从疏释辑录到信仰传播,促使佛教文化传播走向规范和系统,深远地影响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不仅为解决佛教中国化问题指明了方向,对中国文明的进一步成长推波助澜,也为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确立了典范。     

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与儒道的相互借鉴与影响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具有长时段历史意义并改变中国固有文化结构的文化传播活动。从重复性博弈来看,佛教以合作盈余、优势互补、最小最大相对让步等策略与儒道等文化形态进行长期博弈,逐步实现了中国化;从演化博弈来看,外来佛教与本土儒道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模仿,并不断淘汰其不适应中国化的传播策略;从脱嵌论来看,外来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和社会现实相结合是以文化脱嵌—文化再嵌—切入文化弹性嵌体的方式实现的;从增长本质来看,佛教中国化是一个能够持续为中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和精神生活提供有效信息的漫长进程。     

江西佛教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

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被逐渐吸收、改造、与中华文明相融合，完成中国化的历史。江西在佛教文化中国化的漫长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并由此赋予我们今天底蕴深厚的佛教旅游资源。正确评价、认识江西佛教旅游资源，科学开发、利用江西佛教旅游资...     

隋、初唐时期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状况之分析

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同处于亚洲东部,中国隋、初唐和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后期以及日本的推古天皇、天智天皇朝代①大致处于人类历史的同一时期,当时三个国家都有佛教。佛教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以及相同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密切的联系和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佛教的传播和相互间的影响,截然不同的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佛教在各自国家不同的影响和地位。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虽然刚刚传入,却形成了政治佛教、国家宗教。     

从考古遗存引发关于南北两路佛教初传问题的思考

佛教初传时期,南方和西域通过不同的途径,依靠各自的传播方式,形成最初的佛传根据地,并继而将佛的信息传递到中原,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多元的,陆路和海路在早期佛教传人中国的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是同等的,似不必分出孰先孰后。     

佛教与岭南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它起源于印度,大约在汉代开始传入中国。过去人们通常认为,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多由陆路,是通过西域间接传入中国的。其实,这样论述佛教的传入过于简单,我们认为岭南在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过程中也曾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佛教传入中国的史迹,除去种种的传说,较可靠的史实主要有:东汉明帝时(公元一世纪)分封在彭城的楚王英奉佛;东汉后期(二世纪中叶)桓帝词浮屠、老子;同时襄楷在给桓帝的奏     

关于《物不迁论》——篇形而上学的佛学论文

僧肇(384—414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的理论家。他的哲学思想体系集中地反映了南北朝中国佛教思想的历史特点。他在南北朝佛教史上的地位,正象王弼在魏晋玄学史上的地位一样的重要。僧肇的思想体系标志着佛教传入中国后理论发展的新阶段。他又是中国杰出的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四大弟子之一,鸠摩罗什译经的重要助手。印度大乘空宗是印度后期佛教客观唯心主义一派,大乘空宗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有它的社会根源,而僧肇对佛教的滋蔓确曾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佛都金陵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南京的地位举足轻重。东汉末年佛教初传,金陵建初寺成为江南首寺。南朝时,佛教成为国教,建康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包括三论、天台、华严等,无不和南京有关。明朝建造的金陵大报恩寺塔,被西方人称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先后十次供奉佛舍利的悠久历史,使得南京成为中国瘗藏圣物最早、最多的城市。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南京总是以复苏与振兴佛教文化的形象出现,更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研究、传播中心。可以说,南京是中国当之无愧的佛教之都。     

辽朝佛教中独特的文化现象初探

佛教于辽朝的传播极盛,契丹人的佛教信仰普遍而且强烈,佛教文化浸润到辽朝社会的各阶层,成为契丹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鹘人的佛教、中原地区的佛教以及佛教中的末法思想对辽朝佛教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辽朝佛教的来源和辽朝文化具有多元性,所以契丹人信奉的佛教与中原佛教存在着很大差异,并且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吸收其他文化成果,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面貌。     

从太虚佛教改革看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之制度建构

从历史的角度言之,中国佛教是在印度佛教发展到大乘阶段方才较大规模地传入的。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面对中土以儒家为本位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只能采取渐近的逐步渗透的方式传播。这就导致在事实层面,首先引起中土士人兴趣的并非佛教的制度,而是其思想,而且由于中印文化的固有差别,印度佛教的制度并非完全适合中土。由于前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滞后性与非系统性;由于后者,中国佛教的制度建设往往具有中国特色,而并不完全与印度相同。然而,佛教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在义理层面进行的,制度层面的中国化实际上更为重要。因为制度建设本身是思想义理的“凝固化”与“物质化”,而思想义理只有达至制度化的层面其影响才有可能持久。当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转型,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佛教的改革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事情。然而由于近代中国之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由太虚等人发起的救亡图存之佛教复兴运动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其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牟子

从牟子之前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来看,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实际上是域外思想首次成功进入以儒道学说为根本的华夏。而牟子之前的佛经翻译尽管也称得上佛教传播的一个里程碑,但其深度和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中国化的高度。牟子的《理惑论》主要围绕儒佛、佛道关系及佛教自身的特性三个方面进行中国化的阐释,初步实现了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牟子作为古代中国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的重要地位。     

泉州景教石刻与佛教关系发微

景教在传播中国过程中往往依附佛教或借用佛教元素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泉州景教也遵循了这一规律,这可从景教石刻上得到印证。泉州景教石刻所反映的浓厚的佛教元素,不仅暗示了泉州景教徒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景教徒保持着某种联系,而且许多图像组合的创新,反映了泉州景教石刻受不同文化环境而形成的地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