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美国国家主权理念的嬗变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肯定了自博丹、格劳秀斯以来的国家主权理念 ,确立了现代国际关系的框架。冷战结束后 ,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国际问题 ,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基础的国家主权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幌子 ,制定了“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新战略并通过伊拉克战争将该战略付诸实施 ,颠覆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国家主权准则 ,践踏了国际法 ,其实质就是向他国进行价值观的渗透。     

冲破威斯特伐利亚围墙?——从欧洲联盟看现代国际关系的变化

欧洲一体化创造了新的国际行为体,国际体系中的单位既可以是个体性的国家,也可以是若干个国家合营主权的国家集.欧洲联盟使得传统国家间关系发生了变化,动摇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石,主权原则的逻辑演绎不只是相互敌对和相互竞争的国家间关系.还可以是相互为友的国家间关系.     

“后威斯特伐利亚”公共卫生体系——难以实现的设想

SARS留给国际社会的思考是如何改进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以应对下一场疫情。其中,“后威斯特法利亚”公共卫生体系的提出颇引人关注。但是这种体系的设想并没有否定国家的存在,存在无法自恰的矛盾：假定主权的存在,又要建立一个无需主权原则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因此,这种体系的概念具有逻辑上的错误,它高估了非政府组织的默契和能力,也低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支柱的坚固程度。目前各国的主权观均发生了改变,国际流行性疾病的管理仍然要以在威斯特伐利亚规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并只能在这一基础上进行改善。     

略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欧洲中世纪与近代史之交的第一个多边条约，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及其现实意义，可以看出，和约是国际法产生的重要标志，它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开创了欧洲的均势格局，深化了宗教改革，但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     

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国际法的影响

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代国际关系和欧洲的经典外交特别是国际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三个半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法律秩序作用的增强，和约对国际法的影响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本文通过分析和约条款及其与国家主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及国际组织法、国际人权法、外交关系法等的发展，论证和约不仅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而且是现代国际法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     

南希·弗雷泽关于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想

南希·弗雷泽在批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想.她认为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在全球化时代已捉襟见肘,批判理论应予以揭露.此外,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模型是威斯特伐利亚的民族国家,然而公共领域理论应该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超越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框架,保持其批判性.弗雷泽从规范合法性和政治有效性两方面探讨跨国公共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意图重建公共领域批判理论.     

国际体制的成败——Susan Strange的最后论文、欧洲协奏和21世纪的全球协奏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在欧洲建立以来,370多年过去了。在这一超长历史时期,国际体制经历了太多的成功和失败。19世纪的欧洲协奏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国际体制。许多研究证明大国协奏是如何维持世界和平和缔造世界繁荣的。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在过去76年中成败并存。国际政治经济学之母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其"最后的论文"中认为,20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制是失败的,因为该体制在应对金融危机、生态环境问题和经济社会不平等等全球挑战上是失败的。在21世纪的今天,为了全球和平和全球繁荣,全球人民已经到了构建全球协奏、确保国际体制成功的迫切时刻。     

世界历史的视野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建——来自巴里·布赞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西方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多数反思和批判只是在新形势下对过去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修补和发展,而不是全新意义上的重建。巴里·布赞教授通过对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成功超越,重新诠释了国际体系在一个宏观和久远的世界历史背景中的演变,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研究框架。巴里·布赞的世界历史视野和多元论的方法论体系向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同时也给中国学者带来了诸多启迪。     

古代中国国际体系——国际体系本土化研究

本文拟对国际体系作一本土化研究,旨在分析说明两个问题: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是存在一个类似欧洲的国际体系,可以称其为华夏体系;欧洲国际体系得以延续下来并且最终导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是因为民族国家的产生、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自决的需求,而先秦国际体系之所以随着秦的大一统而永远的消亡是因为华夏体系的国家是非民族性的,即不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因而无法延续存在。     

国际体系视角下的近代中国变迁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王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同时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最终走向世界。如果将近代中国的这一变化放到国际体系的层面来审视,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同的画面,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解读也会有所不同。实际上,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也体现出了国际体系的转换过程：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在西方维也纳体系的冲击下开始瓦解,中国逐渐接受了西方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原则,并逐渐进入到正在形成的新的国际体系之中。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中国不仅对国际格局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还能与之进行互动,积极开展外交。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政府都只是仰赖于西方国家的同情心,不敢、不能、也无法突破本身存在严重问题的国际体系,因此也不可能真正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     

建构和谐世界:关于世界秩序范式的理论探讨

持续不断的战争与动荡促使人们探索建立一种永久和平与稳定的世界秩序。西方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从人性、国家属性、国际体系、文化观念入手,试图揭示国际关系的本质及其规律,理论家们从理性主义、权力政治、相互依赖、共有观念等多种视角,提出了各种世界秩序理论范式。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超越传统的权力政治,确立合作共赢的全新理念,在多极均势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平、和睦、和谐的世界新秩序将是最佳的理性选择。     

遗产税：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国先后于1950年和1994年两次提出建立遗产税,但直到现在,遗产税制并未真正建立,更没有真正征收.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征收了遗产税,入世后,如果我们还不征收遗产税,将损害我国征税主权.实际上,尽快在我国建立遗产税,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要性.     

试析日本对国际体系的反体系思想

着重考察日本对所处国际体系的反体系①思想。通过分析日本在朝贡体制时期、日本开国至二战结束时期对所处国际体系的因应,发现日本从来就没有表现过对既有秩序的安分,在所处的国际体系中总是表现出对既有秩序的反叛,充当既有秩序的破坏者,甚至进行反体系。     

政府权力主导下的一场复杂制度变迁——基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一个认识角度

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市场化方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由于中国的特殊现实国情,政府总体上成为一个主导力量,政府权力因素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变迁推进的次序与时机的权衡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扮演着“制度决定者”和制度供给者的角色。     

让民主从误解中摆脱出来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是与西方争夺民主话语权的过程,也是构建中国自己的民主话语体系的过程。在目前的中国语境中,西方民主话语形成了强势,实际上已构成了对我们民主政治实践的干扰。因此,必须让民主从误解中摆脱出来,从错误的思维方法中摆脱出来。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其绩效

财产申报制度作为防治腐败的科学机制之一,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借鉴。跟进性制度创新其实就是一种制度移植,基于此,以政策移植理论为研究工具,结合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化面临的一些困境与难题,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构建进行前瞻性审视与思考,并提出相关对策以期带来制度绩效的最大化。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我国当代公共管理的启示

公共管理指国家、政府及社会组织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古代也存在公共管理。我国璀璨的古代文化酝酿出诸如谏议制、基层自治、宰相制和科举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在对我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对我国当代公共管理也有一定的启示。     

四川高等教育与实施“三大发展战略”的契合度研究

通过分析四川五大经济区高校的区域、层次、科类等分布现状,研究四川高等教育分布现状与实施四川＂三大发展战略＂的契合度。文章提出,利用多点多极发展契机和部属高校优质资源做强省属本科高校;优化成都经济区高校科类结构与布局,加速创新驱动发展;大力提升次级经济区高校层次和水平,推进多点多极发展;创新体制提高高职人才培养质量,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等,以此提高四川高等教育与实施＂三大发展战略＂契合度的四条对策。     

联合国的行政体制初探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和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的行政机构设置和行政体制运作最为健全，也最具代表性。它既不同于一个主权国家，也有别于其它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为联合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联合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     

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死刑制度改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当代,死刑制度全球发展呈现出废止死刑成为主要潮流、深受国际人权观念和人权运动影响、受到国际组织力量的有力推动以及国际法制化特点明显等趋势,并在适用的罪种、对象、溯及力、救济措施、执行方式和数字公开等方面严格限制死刑。我国当今的死刑制度在死刑的价值和适用的罪种、对象、救济制度及数字公开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改革完善。当代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应以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作为近期目标,以全面彻底废止死刑为远期目标;选择司法改革与立法改革并进的路径,并在司法和立法两个方面积极采取多种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