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农地制度改革中的“国家行为”研究

国家近年来深化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的政策中,改革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存在可作不同理解的问题。这种状况会导致当前地方基层政府正在主导推进的农地制度"先行先试"改革创新在不恰当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引导下展开,引发农村新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当前国家行为转向了"规则的"意向类型;国家的统治也从"管理"转向"治理";国家行为的新转变,体现在当前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中就是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特别是农地利用中的"规则"建设。但研究发现,国家当前出台的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中仍存在突出的问题。这与国家行为转变之后国家促进农村社会"公正平等"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和国家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增长"、"农村政权稳定"的动机和价值取向之间"缺乏整合性"有关。国家"公正平等"的动机和价值取向尚没有较好地贯穿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各方面政策中。其深层原因,是国家对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的科学认知尚需进一步提高。国家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和认知把握农村改革的"内容体系、展开路径和协同机制",国家"公正平等"的动机和价值取向才会真正贯穿到全面深化农村和农地制度改革的各方面内容中去。     

农地新政与国民经济运行格局的重构

农地流失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但失去土地的农民却未能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关键在于,模糊的农地制度安排提供了农地流失的制度供给,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则提供了农地流失的制度需求。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在相当程度上是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增长及其"土地财政"而以农地资源的广泛流失与浪费为代价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精神实质与政策指向,旨在通过以土地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及其政策硬约束,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运行格局的重构。     

城市化过程中农地产权缺陷与地方政府行为

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地制度缺陷为地方政府经营土地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和利益刺激,二是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机制使官员的目标函数发生扭曲,进一步加剧了土地问题。因此,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要改革土地产权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单单用行政方法来规范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问题与政府行为模式分析

我国城市化正在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化水平与我国城市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由于我国城市化道路与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很大差别,具有自身的特点,在城市化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土地与土地收益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都与地方政府的行为有着密切关系。文章以公共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和假设为前提,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目标函数、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以及地方政府所处的制度环境等进行分析,试图得出一些结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我国农地非农化中政府行为的博弈论解释

在我国,政府直接掌控农地非农化过程,因此要研究我国农地非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就必须将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本文通过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地非农化中的博弈模型,对农地非农化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中央政府的制度变革行为进行了分析,解释了当前地方政府成为主要的土地违法者、中央政府农地非农化制度变革艰难的原因.     

试析我国土地征收行政补偿制度

土地征收行政补偿很有必要.当前,我国土地征收行政补偿中存在诸如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过低、补偿项目构成不规范、利益分配不合理、农民自主权受到限制以及土地征收行政补偿程序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明确界定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范围,完善土地征收行政补偿程序,明确补偿标准、范围和方式以及引入司法救济,从而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行政补偿制度.     

分税制、财政压力与政府"土地财政"偏好

分税制导致了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间的巨大缺口;而地方财政压力所引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动,形成了普遍的"占地竞赛".获取"土地财政"成为政府的普遍"偏好".分税制进而地方财政压力导致了对土地的掠夺;有必要对政府的"土地财政"进行测算;以阐明农地为什么会成为掠夺的对象.改善分税制的制度设计,强化地方政府预算外和预算资金收入的约束和规制,特别是变革农地产权制度,推进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障以及对农民行使产权行为能力的保护,是改变"分税制"-财政缺口-土地财政-农地流失运行逻辑的关键.     

元代州县财政困局与基层社会治理

元代国家行政建制止于州县,然州县政府却时常面临着无法取得与其事权及支出责任相匹配之财权的财政困局。元代州县政府在这一财政困境之下,为节约行政运行成本不得不下放部分事权,社会力量则顺势协理地方事务,成为州县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合作者与依托群体。元代州县财政困境造成基层治理中政府的介入能力降低,乃至引发国家基层行政缺失问题。而元代社会力量则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建设、积极上陈弊政以及主持仲裁民间纠纷等途径,协助州县政府维持基层社会正常运转,并借机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此局面的形成既反映了州县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的内在要求,亦体现了元代行政体制对财政需求的一种妥协。     

中国城镇化中政府行为之法律分析

中国的城镇化离不开政府的有效介入和适度干预,但政府的介入与干预是一把"双刃剑",因此需将其置于法治框架内,而对政府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的前提则是要对城镇化中的政府行为予以分析,以厘清法律规制的应有对象。在城镇化中,政府的介入与干预主要体现为政治决策、行政规划以及土地征收等,由于政治决策的特殊性,对其进行规制应主要依赖于民主政治的完善而非法律制度的创新,因而,对政府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行政规划和土地征收。     

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生成逻辑与矫正维度探析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部分。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基层治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现实中，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和人民利益脱节等现象仍不时出现，这些治理偏差影响了基层效能、政府信誉、人民福祉，因此需要对其生成逻辑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矫正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方法，即党建引领、德法共治、数字赋能、多元协同等。     

农地过度非农化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动因分析

农地非农化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其实质是土地资源在农业利用和建设利用两种用途间的再分配。农地非农化在满足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非农建设用地资源的同时,也会造成大面积的农地资源流失,因此农地非农化进程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合理、适度地进行。由于我国法定的农地非农化渠道单一,农地非农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土地级差收益往往由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收或土地征用方式获取。在地方社会利益、地方政府利益和地方官员利益的综合作用下,地方政府具有明显的农地非农化偏好,从而导致部分地区农地过度非农化。     

论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制度的完善

公共利益的含义不明、补偿标准不科学是现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两大不足。鉴于开放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市场弊大于利,只能通过国家征收满足经营性建设使用农地的需要,建议对公共利益的严格界定问题暂予回避,主要通过建立“公平市场价格”补偿标准来达到控制国家征收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目的。     

公共品供给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探析

公共品的供给与政府行为,尤其是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对增长的片面追求可能会忽视其公共品主要提供者的角色.政府在地方公共品供给中的"越位"和"缺位"行为、融资的变通行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推诿行为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激烈等导致公共支出结构的扭曲.地方政府行为出现偏差的制度根源是由于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干部考核制度以及地方公共品供给机制不完善所导致.因此,完善相关的制度是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关键.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与机制——基于"发展方式—政绩考核—政府行为—经济效应"范式的分析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中国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会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主要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增长率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核心指标,并形成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在此情形下,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与实现目标的硬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可能过多干预地区经济以确保目标实现,而这种干预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以2007—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越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越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过高,会促使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化和技术市场发展相对迟缓,并驱使企业加大实物资本投资力度、提升杠杆率和降低财务稳定性,这些都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会引发"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加码"行为(超越国家目标和区域目标)和"五年规划"考核临近带来的考核压力加大,都会强化"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关系;在地方政府竞争体系中,"为增长而竞争"的相对弱化和"为创新而竞争"的相对强化可以有效改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错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结构性调减,并有效弱化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企业研发创新"的负向关系.因此,要深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竞争体系结构;各级政府用重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审慎制定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适配度,疏通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堵点.     

土地征用的过度激励

政府征地制度是土地改革的关键环节,城市的无界扩张和土地的粗放利用,农地非农化的加速以及由此引起的农民的"三无"问题都与此相关.本文认为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具有目标的多重性,如政绩需要、财政收入、城市地位等级等,在政府拥有土地垄断购买权和土地发展权缺失的制度下,土地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工具,并导致土地征用的过度激励.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开发有效限制的政策性工具.设置土地发展权,不仅能够增加土地征用的成本约束,而且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对失地农民给予公平补偿.     

浅论我国的征地行为

征地是政府代表国家从事的具体行政征收土地和征用土地的行为。征地具有公利性、合法性、强制性、补偿性、特权性和主体国家性的特征。征地应当遵循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依照法定程序行政、民主协商、公开听证和公告以及强化监督五项原则。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方式、流转成本与治理绩效分析

基于农地流转各利益相关者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的差异,我国的农地流转方式可分为政府主导型、集体主导型和农户主导型,但不同的流转方式会引致不同的流转路径、经济绩效,最终诱发不同的社会治理成本.中央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及时淡出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农地流转方式,通过培育农户主导型流转方式进一步壮大集体主导型流转方式,从而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捍卫农民利益,构建农地流转长效机制.     

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状况研究——以福建省A县为调查案例

农地征收与农地使用权流转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土地资源配置调整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我国城乡差别的土地制度安排与土地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化,农地征收与农地使用权非自愿、低价格、长时期转让,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两种主要方式与过程.本文首先应用生产者剩余理论,对中国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原因与程度作理论层面的分析;其次,应用我们对福建省A县的实地调查资料,描述农民在农地征收与农地使用权流转中土地权益流失的方式与过程,分析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程度,揭示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根源;最后,提出我们的思考与结论.     

我国现行中央-地方关系下的社会公正问题与治理

我国是在维护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经济改革的,从而形成了政治单一制和经济联邦主义的二元化中央-地方关系.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行为模式可能具有依附性甚至侵害性,结果就是社会不公正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必须首先更新关于政府的观念,倡导"善治型政府",并以一系列的政治建设和行政改革矫正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建立一个实现社会公正的政治基础.     

中国地方政府结构的探讨

地方政府结构研究，目前已逐渐成为行政学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因为它既直接关联着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密切关联着地方政府精简机构、理顺关系、提高效率等一系列行政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仅就地方政府结构的涵义、组合方式、主要特征作些初步探讨。一、基本涵义地方政府的结构，是国家为实施政治统治和行政治理而对其领土进行划分形成的，属于国家管理系统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在不同国家中，地方政府结构的组成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均是由高层地方政府到基层地方政府多个结构层次组成的。从理论与实践上对地方政府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