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时代政府数据治理赋能制度执行力的效度与限度

在智能化时代,数据被看作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资源,政府数据治理意味着政府从信息管理到政府数据治理的转型.政府数据治理以获取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共享和分析数据为基础,在制度设计功能上,赋能制度设计的技术基础;在制度运行机制上,赋能制度运行的增能价值;在激发制度创新动力上,赋能制度创新内生增长动能.但也要看到政府数据治理赋能过程中,有可能产生"数据迷思""数据霸权"等问题,因此必须把握政府数据治理赋能制度执行力的效度与限度.     

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现代社会中政府机关掌握的海量信息作为大数据,是宝贵的财富资源,对公众、企业和政府都有巨大的价值.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运行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并不能适应大数据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应将修改完善其法律制度提上议事日程,树立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法律宗旨,并贯穿法律制度规范始终.还应通过理顺体制,完善主动公开机制,促进政府数据开放,进而打造开放政府,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最大化.     

政府数据开放许可使用进路

政府数据开放许可是规范政府数据开放后数据利用行为的制度设计,一般表现为政府数据提供者与使用者签订许可使用协议.协议内容明确用户使用权限与开放主体职责,为用户开放数据使用权及数据主体所有权提供法律保障.协议既规范数据再利用行为,也为数据资源广泛互用奠定基础,有效保障并促进政府数据的开放性.我国应立足于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与政府数据开放实践,制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且统一、多元、兼容的政府数据开放许可协议体系.在形式上,我国应选择专门制定许可协议的规范路径,根据政府数据资源的分类分级设置多元许可使用类型.在内容上,开放许可应遵循平等原则和免费原则;以政府数据资源使用权为适用对象;授予用户符合开放性要求的完整使用权限;尽量减少对用户的使用限制.     

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路径

在数字时代,通过政府数据开放释放"数据红利",有利于加速形成高效流通利用的数据要素市场.在国家层面进行统一的政府数据开放立法,是加快政府数据开放进程、保障数据开放规范性、减少数据开放地方分散立法弊端的客观需要.中国政府数据开放中央立法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对于立法模式,短期内可以由国务院先行制定《政府数据开放条例》,时机成熟时制定《政府数据开放法》.在立法理念上,应注重数据开放效率与安全的平衡.在立法结构上,应以开放全过程为主线,以开放核心环节为重心.对于立法核心制度,需要明确政府数据开放范围与标准,建立数据开放保密审查和安全管理法律制度,规范数据开放平台建设与管理,明晰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责任,以不断优化数字经济营商法治环境,实现数据强国.     

探析政府数据治理的未来

在大数据时代,伴随着政府数据开放的进程,政府数据已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公共基础设施,政府数据治理也逐渐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成为政府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拼图。政府数据治理涉及政府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统筹政府数据作为新的公共基础设施被全社会获取、利用并创造价值的全过程,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探索政府数据治理于大数据时代的未来。     

"民工荒"问题及其法律应对

由于农民工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重视,工资待遇水平较低、同工不同酬,且未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同工不同利,加之劳动权利易受侵犯,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保障,我国不少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对此,应重视和加强农民工权利的保护,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消除身份歧视;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加大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和覆盖力度,实现同工同利;并加强农民工权利的司法保护力度.     

对我国公共健康实践的伦理思考

我国的公共健康实践可以从法律、制度与文化三个层面进行伦理反思.在法律层面,需要平衡个人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力,使法律尽量避免对公民权利造成压制或侵犯;在制度层面,需要公正地分配公共健康资源,因为公正的公共健康分配制度往往可以避免或有效控制公共健康危机;而在文化层面则需要着力培育社群观念,因为最佳的公共健康状态往往是在良善的社群组织中实现的.     

数据财产权的理论分析和法律框架

大数据及数据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数据资源已成为新型财产权利的客体。数据资源的确权、采集、开放、流通和交易已让数据资源的民事法律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尽管《民法总则》对数据财产权有着原则性规定，但数据财产权的技术手段和法律属性尚未得到国家专项立法的认可和确定。数据财产权的综合应用需要在保护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中进行，特别是需要构建有关数据财产权的公开使用与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保护之间的法律规则。因此，数据财产权的顶层设计和法律规制应对所有权主体、使用原则、权利规则、法律监管等做出明确而系统的规定。     

政府数据开放的理论内涵、开放进程及治理框架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建成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并相继制定了法律法规保障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和共享。对政府数据开放进行治理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也是政府部门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新挑战。虽然大量实证研究提供了政府数据开放各种技术创新的治理经验,但是相关治理理论发展却没有能够提供统一的治理框架,也未能挖掘出对政府数据开放治理法律规制方面的理论自足与逻辑自洽。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数据开放的作用,应创制统一的公共数据保护和数据开放基本法律,制定切实可行的政府数据开放策略,完善公共数据管理措施,加强政府数据开放行政执法。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数据生成者权之构建

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数据资源成为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互联网平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生成的不具个人信息识别性且具有经济价值的数据集合属于数据财产。当前,数据财产保护面临着立法空白、学理质疑、司法适用窘迫、行业自治不足等重重困境。数据财产权利化在各种质疑中,仍然存在不可否认或替代的正当性,比如,能够激励产业创新、符合公平价值、促进数据资源高效流转等。因此,在评析数据财产法律保护现有路径优劣的基础之上,以互联网平台企业为例,尝试构建一种新型财产权——数据生成者权,并对其权利的内涵性质、权能内容、权利限制、权利保护路径等作出探索,可为数据的法律保护提供一种学术参考。     

劳动权保障与制度重构——基于我国劳工权益保护的现状分析

劳动权是劳动者享有的一系列与其社会劳动有密切联系的具有人权属性的权利.在人权体系中,劳动权就其性质来说是典型的社会权.社会权的义务主体主要是国家,当劳动者的权利遭受侵犯或实现受阻时,公共权力必须提供及时、有力、低成本的救济.劳动权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权力的保障,保障私权安全是公共权力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根据.如果现有的制度不能为已被立法确认的劳动权的实现提供救济,就必须予以制度重构,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重构劳动权保障法律制度,以确保公民各项劳动权利法律保护的制度保障.     

公共安全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失范及其治理策略——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安全治理过程中存在地方政府行为失范,行为与责任不匹配的问题.本文以此次疫情为例,构建公共安全治理中政府使命、责任与行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比较不同地方政府应对此次疫情所采取的不同行为措施,发现部分地方政府履行前瞻性责任不到位,统筹协调责任仍有待加强,在运用规律和新技术降低损失方面履责不够,在公开和传递信息方面失责,在公共安全的源头治理方面履责不到位.究其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风险防控动力不足;行为治理机制不完善,难以约束主观自利动机;在公共安全治理方面思维僵化;信息交流及沟通存在梗阻;危机治理受到技术、利益等方面的阻碍.地方政府在公共安全治理中承担着重要责任,针对地方政府行为失范的问题,应建立第一吹哨人制度,促使地方政府履行风险治理责任,矫正地方政府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失范行为,树立公共安全治理底线思维、兜底思维和全过程管理思维,借新技术之力打通地方政府在数据信息传递中的梗阻,从制度、技术、法律保障等方面促使地方政府加强公共安全源头治理.     

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在数据反垄断领域的意义及其实现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5条引入了个人信息可携带权,这一权利不仅具有私法上强化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保护的意义,更具有在公法层面促进数据资源流动、在竞争法层面打破平台数据垄断的多重法律定位。目前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平台数据垄断形成的用户锁定效应与独宿现象难以突破,其根源在于双边商业模式对立足于传统一对一交易模式的反垄断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个人信息可携带权具有突破双边商业模式带来的信息传递阻碍,直接打破平台数据界限的积极作用,还可以成为平台垄断监管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在反垄断法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论证

法律的真谛在于保障权利,沉默权作为保障基本人权、防止权力滥用的诉讼权利,在当代民主政治国家已经较为广泛的得到确认.在推进中国司法公正的民主化进程中,沉默权引起了法学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关注.本文从多个层面论证了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立法模式进行了探索.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大数据"连续三年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焦点,作为一种新兴资源,大数据对政府治理创新有着深刻影响。大数据是实现政府治理创新的助推器,是政府治理的重要资源,有利于公共决策的制定以及协同治理的实现;大数据推动政府变革,挑战传统治理方式,加快透明政府的建立。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在收集数据、使用数据方面面临着困境,因此,政府应在弘扬数据文化、开放政务数据、培养数据人才、加强数据安全立法上做出路径优化。     

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逻辑与挑战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健康码"治理为分析样本,从结构、功能、价值三个层面揭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挑战。结构层面,应急管理体系为技术赋能嵌入重大风险治理破除了制度性障碍,但同时也加深了权责失衡的风险。功能层面,技术赋能在资源整合、模式维持、目标实现、系统适应等方面迎合了重大风险治理的客观需要,但技术工具适用范围有限且不能解决技术相关问题。价值层面,技术赋能的理性追求与风险治理的善治导向具有一致性,然而效益至上的工具理性难以突破理性吊诡的困境。为此,应建立健全技术赋能制度体系,在制度理性规范下更好地发挥技术赋能的功效。     

政府大数据应急管理的法律规制研究

我国当下正实施大数据战略,大数据的应用价值将逐渐得以显现,而在今后全媒体时代,大数据挖掘将在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时的科学认知和正确决策上具有重大意义,但由此也衍生出收集和使用数据合法性、公民隐私权保护、网络安全及犯罪等前沿法律规制问题,为此亟需透过央地立法续造、依法行政保障和科技法律人才培养等着力于政府大数据应急管理的法治化构建。     

大数据战略视野下我国信息网络安全立法分析

大数据战略视野下,很多国家纷纷制定、完善和执行着自己的信息网络安全法律,并已形成世界潮流.从国内外的大数据战略与信息网络安全立法分析来看,我国既有成绩,也有不足.对于我国信息网络安全的法律保障,目前需要完善的主要内容有:进一步明确国家信息网络安全立法的目的与宗旨;基本法层面,尽快构建完备的信息网络安全法律保障有机体系,重点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实施层面,加强与完善具体领域的单行法与配套法建设,增强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完善法律框架之外的协作保障体系.     

防范校园儿童性侵害的法律对策

校园内儿童性侵害问题因加害主体的身份性、校园环境的封闭性、救济途径的单一性等特殊性,难以防范,有必要从法律上深究其因,并借鉴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校园儿童性侵害问题上法律规制的成熟做法。其防范途径需以法律预防、救济和再预防为梯度,在预防层面更新立法理念,提升立法层次,弥补监护义务,培育权利意识;在救济层面设立儿童权利保障委员会,畅通儿童被性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加强法律制裁力度;在再预防层面,加强事后监督不可或缺。     

社会保险权的法律属性与社会保险立法

社会保障权利谱系由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和社会福利权构成,社会保险权在这个权利谱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社会保险法应以保障社会保险权为立法理念和逻辑起点,细化有关社会保险权的法律规定,合理确定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积极作为义务,完善社会保险权的法律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