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笔录类证据的法定化与言词化

笔录类证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是侦查机关在侦查行为过程中制作的、旨在获取证据物或认定案件事实的笔录类材料。作为特定侦查行为的固定方式,笔录类证据有着规范侦查行为的价值;作为证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录类证据有着证明案件事实的价值。其既可以充当实质证据,也可以充当实物证据的补助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笔录类证据的适用存在类型泛化和质证虚化两大问题。在类型上,笔录类证据应当走向法定化,即明确笔录类证据包括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搜查笔录、扣押笔录和证据提取笔录,不包括讯问、询问笔录和情况说明。在质证程序上,笔录类证据应当走向言词化,即构建必要笔录制作人、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相应配套措施,以还原案件事实真相。     

从防止警察违法角度反思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核心,直接关系着案件的程序和实体处理结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阻却警察违法的说法出自于美国的学说和判例,也就是通过排除非法证据的方式来确保警察在收集证据过程中能够遵纪守法,进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实践中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防止警察违法的作用,需要在立法上和司法上同时满足必定性、及时性与严厉性.我国从侦查到审判的诉讼过程虽然也注意发挥该规则防止警察违法的作用,但是该规则本身具有内在局限性和外在因素导致的缺陷,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仍需要采取措施来完善.     

公诉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公诉人既要面向法庭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又要逆向审查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这一双重性的法律监督职责决定了公诉人在审查案件时,应当以超然中立者的地位洞察案件的事实和证据,缜密厘清侦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查明侦查证据的取得方式、取得程序是否合乎法律规定,以及现有证据是否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然而,透过“景案”可以发现,这一职能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异化,这种异化使得公诉人的支持公诉行为与法律规定之间发生了直接冲突.透过“景案”亦可以探知,审查起诉程序要发挥其预期作用,需要公诉人回归依法、审慎、认真审查案件的角色,同时以中立者的超然心态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根据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考虑不同时期的侦查水平和社会的实际需要,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期,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主要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特别是刑讯逼供所取得的口供.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一步发展排除的范围还应当把非法的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纳入排除的范围之内.法院审判部门和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都应是非法证据排除的执行主体,有权决定非法证据的排除.非法证据的排除可以分为审查起诉阶段的排除和审判阶段的排除.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设立诉前听证制度来解决排除问题;在审判阶段通过设立庭前听证制度来解决排除问题.     

电话信息在案件侦查中的运用

在刑事案件侦查中,利用电话信息入手开展侦查,常常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查明案件中死者个人情况,判断发案时间、地点,确定侦查方向、缩小侦查范围,发现、确定犯罪嫌疑分子并对其行踪定位,拘捕在逃犯罪嫌疑分子,查控并缉捕犯罪团伙成员等等。办案人员要善于发现并充分利用与案件有关的电话信息,以实现迅速、及时破案、深挖犯罪、扩大战果的目的。     

证据依据与毒品犯罪认定的法理学思考--从个案分析公安机关毒品案件证据提取缺陷

文章就毒品犯罪认定的证据收集、侦察手段进行论述 ,并针对个案分析分安机关侦察过程中工作粗糙造成犯罪分子有罪不能认定 ,法院审判与检察机关公诉之间的工作被动 ,进而提出要制裁犯罪必须依法办案 ,只有将公安侦察活动置于法制轨道 ,才能取得确凿的证据 ,使犯罪行为得到有效判决 ,起到法律的威慑作用。     

讯(询)问笔录制作规范性的法律内涵探析

讯(询)问笔录是司法机关办案中使用最普遍、最直观的证据材料,它既能直接反映案件侦查、审理的全过程,又是法定的定罪量刑重要依据,在证据体系处于重要地位.但目前司法机关办案质量差强人意,办案中存在的不足均可从笔录制作中找到原因.本文从我国法律的相关内涵出发,就讯(询)问笔录制作的程序、内容和语言规范等方面探讨了笔录制作的规范问题.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与对策

非法证据没有被及时排除,法院对被告人定罪时将其作为依据是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可以规范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在一定程度还可以减少法院的误判。近年来中国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从目前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出发,寻找解决对策。     

中国延边地区涉韩毒品犯罪对策研究——以中韩警务合作为视角

中国延边地区首府延吉市的吸食毒品人员近几年来不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近3-5年间吸食的毒品中很大一部分来自邻国朝鲜.朝鲜公民携带毒品跨境走私犯罪呈快速上升态势.朝鲜毒品进境后又从延边地区转销至韩国,这是中韩双方共同关注的问题.针对中韩毒情愈加严峻的局势,要多破获跨境毒品案件就要广泛收集可靠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毒情信息.应采取的打击对策为:在延边地区建立专门的涉及中韩毒品犯罪的监测信息网络来处理禁毒工作事务,迅速厦时地为两国缉毒部门提供准确的咨询参考.同时,应建立两国警务联络官制度,设专人负责打击涉及毒品犯罪双方联络协同工作.     

新律师法实施给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

2008年6月1日，新的律师法开始实施了，修改后的律师法的最大亮点之一，是对执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权、取证权和阅卷权进行了完善和强化，这无疑增加了侦查工作的难度。侦查机关要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履行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责，一是应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二是应从传统侦查模式走向现代侦查模式，三是应进一步加强与检察机关的合作。四是应更加注重全面收集证据，更加注重听取律师意见。     

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功能定位与前瞻反思

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包括组织、规则、价值三个基本要素,当前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常常将自身价值定位混淆,同时还存在着内部证据难以收集的弊端、外部权力范围的制约等问题。职务犯罪侦查机制完善的出发点应当是人权保障,在此基础上施以严格执法。追究职务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不能将社会存在的问题转嫁于行为人,这有违人权保障与法律规定。让检察机关独立行使侦查权,同时还民以监督是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有效途径。     

英国刑事预审程序及其借鉴意义

现代刑事预审程序根源于英国.英国预审程序的产生和发展与大陪审团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大陪审团被废除后,治安法官成为唯一负责预审的主体.预审程序在英国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英国预审程序包括以下基本内容:权力主体主要是非专业法官;适用范围主要是可诉罪;控辩双方中请或法官依职权均可以启动预审程序;有书面预审和言词预审两种方式;审查内容主要是控方证据;预审可以开庭或不开庭的程序进行;预审终结应当作出是否交付审判的裁定;控方对裁定不服可申请救济而辩方无权申请救济.英国由治安法官负责预审充分体现了司法民主,尽管我国不宜引进,但其预审程序改革对提高诉讼效率的追求以及通过预审提高重罪案件的起诉质量则值得借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在充分考察借鉴有关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建构科学合理的预审程序.     

牵连犯原理司法适用困境研究——以一类特殊的毒品犯罪为研究起点

牵连犯理论作为众多的判断行为人所实施的数个行为是一罪还是数罪的原理之一,对案件的最终处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由于立法对牵连犯的规定并不清晰,导致司法过程中运用牵连原理审判案件时误判频出,尤其是在毒品犯罪过程中更是为严重,这损害了刑法功能及其价值的实现。本文以一类特殊的毒品犯罪案件为研究对象,从立法规定、牵连关系判断以及从一重处罚中"重罪"的选定三个角度对牵连犯在司法审判过程中适用困境展开研究。     

浅析利用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侦查破案

犯罪过程中所蕴涵的各种信息必须依托于犯罪现场,侦查破案的过程就是对这些信息寻找、发现并加以利用的思维历程.本文剖析了犯罪过程中信息转移的必然性、构成及规律,着重刚述了其在侦查破案中的现实作用,分析了犯罪过程中的信息转移在现实侦查工作利用中存在的问题,以期能对各类案件的侦破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起诉裁量权的概念、范围与程序空间

起诉裁量权专指检察机关对于那些已经达到法定起诉条件的案件,从一定的政策、利益等出发进行合目的性的考量之后,作出不起诉处分的权力,检察机关对于证据的判断以及对法律的解释均不属于裁量的范畴。在我国制度背景下,检察机关无权以某一刑法规则不具合理性为由作出裁量不起诉的决定,其裁量权原则上只能在轻微犯罪这一有限范围内行使。因此,扩大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并不在于扩大该权力可以行使的案件范围,而是应一方面丰富起诉裁量权的行使方法,另一方面,通过改造现有的撤回起诉制度以及推进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为起诉裁量权的运行提供更为充分的程序空间。     

浅论反贪审讯专家应具备的专业能力

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即《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新刑诉法关于反贪办案两个12小时讯问、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相等相关规定的陆续出台,使以粗放式的初查、疲劳审讯、审讯尺度较大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侦查模式难以为继,而以初查精细化、办案规范化、审讯人性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的侦查模式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应该说,在更加有限的审讯时间内和更加严格规范的刑事诉讼程序约束下,对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局的侦查人员的审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审讯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决定反贪案件侦办的成败。因此,对当前检察机关反贪审讯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深刻认识到审讯专家在反贪办案中的极端重要性,并就反贪审讯专家应当具备的专业能力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前瞻思考就具有现实的重大意义。     

中国内地涉港澳民商事诉讼证据公证证明制度之初探——以广东省法院的实践创新为基础

随着我国内地人民法院审理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量日趋增加,我国区际司法冲突日益明显,其中域外证据公证证明制度在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本文旨在通过讨论民商事诉讼域外证据公证证明制度的合理性因素,对人民法院适用域外证据公证证明制度的实践创新作出学理探讨。     

李波阳教授与侦察学教学研究

李波阳，男，汉族，甘肃省静宁县人，1968年2月14日生，甘肃政法学院分安分院副院长、教授，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1990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系，获法学学士学位，现在职攻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专业硕士学位。系统讲授过《刑事案件侦查》、《侦查学》、《侦查学原理》、《国内安全保卫学》等课程，教授效果良好。在《兰州大学学报》、《重庆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中国刑警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秘密监听证据适用规则研究》、《论秘密监听证据能力》、《我国毒品违法犯罪“H”型态势研究》、《显…     

SPECIAL ISSUE： EXAMINING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On the ＂criterion＂ of proof in capital cases and the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解决死刑案件质量问题，首先应保障死刑案件的实体公正，即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不至于存在问题。而在保障死刑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无质量问题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不会发生不可挽回的错误，同时，还需要防止发生不可饶恕的错误。为此，我们必须达到可以判处死刑的“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由于证明要求的实现应当以完善的程序作为保障，因此，中国的刑事诉讼法需要对死刑案件的相关程序予以进一步完善。     

美军越战往事:发毒品就像发糖果

正到1972年,毒品案件几乎使美军在越军事司法系统瘫痪,正如一位被告士兵的律师所说,军事法庭上的毒品犯罪就如同美国本土民事法庭上的交通事故。"总统先生,在越南,我们没有毒品问题,是已形成毒品形势——问题是我们可以纠正和解决的,而形势是我们竭尽所能只可缓解和改善的。"越南战争期间,时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