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历史审美论研究的意义和任务

开展历史审美论研究，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当代建构和完善提供丰富的内容，可以为国民的审美教育提供学理支撑。历史审美是在人类漫长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历史审美的本质就是在人们创造的历史（客体）中审视人类的本质力量。历史审美可以分成感性形象审美和理性反思审美两个层次。历史审美论研究的主要方法有：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实践一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法、主体分析方法等。     

论实践理性的历史形态及现代趋向

实践理性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必然蕴含的理论内容 ,更是当代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当代人类实践活动导致的一系列反主体性效应暴露了以往实践理性的缺陷 ,引发人们对以往实践理性进行反观与反思。本文着重考察实践理性的历史形态 ,认为实践理性的历史形态有三种基本类型 :诸神神谱型、经验技能型和科学技术型 ,并分析了实践理性在现当代的形式和特点 ,以及它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对实践理性历史形态进行反思 ,于找准当代实践理性存在的缺陷 ,建构新形态的实践理性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历史之谜"的三重追问

马克思解析"历史之谜"的逻辑路径,可梳理为对资本主义的三重"追问"一问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源是什么?二问异化劳动的根源是什么?三问分工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是什么?正是通过逐层递进的考问,马克思确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并孕育出了新社会的雏形.因此,在马克思破解历史之谜的研究中,我们不难找到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进行终极反思的根据.     

论西方近代历史叙述与理性意义体系

近代以来 ,西方历史学借助人文主义走出信仰世界 ,神在意义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被理性取代了。历史学背负着理性 ,从文学中分化出来 ,逐步职业化 ,以叙述人类社会理性发展的历程为己任。然而 ,历史学在职业化过程中 ,由于对理性的多元解释而拓展出两个方向 :一是以科学理性为核心追求历史叙述的客观性 ,二是以历史理性为核心强调被叙述对象作为一种历史个体的独特性。这两种职业化倾向最终形成了实证主义史学与历史主义史学的对峙 ,左右着近现代西方史学的进程     

历史的叙事、评判与信念——兼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何以可能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它的确切含义应是:大凡人类以往的行为与活动,只有经过思想的理性反省以后,才进入历史的视野。也正是在这种意思上说,历史其实与哲学具有同样的性质与意义。而历史反思不同于哲学反思的地方在于:它表现这种反思不是采取概念思辨以及逻辑推理的形式,而是运用具象的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在形式上总是采取"讲故事"的形式,而非抽象的议论与逻辑推证的方式。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历史其实是认知的科学,具有认知的性质。     

论历史在现实中的意义

历史与现实密切联系,这是人们所熟知的。那么,历史在现实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呢?答曰:人们必须敬畏历史,因为历史对于人们的"思齐""自省"有深刻的启示;人们必须尊重历史,才能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作为取得成功的借鉴;人们必须正视历史,才能审时度势,进而作出正确的抉择,踏上历史的光明之途。人们在历史中的命运,取决于人们对历史的态度与抉择。历史是公平的,也是无情的,人们对待历史的言行,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康德历史哲学中的“自然”概念及其意义

对于以考察人类理性为主旨的康德来说，为何在其后期的历史哲学中，却将“大自然”视为人类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条件?通过对“大自然”概念在康德历史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的总结与分析，人们将会注意到康德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另外一面，即在推崇理性、弘扬人的主体性的背后，还有着对于高于人这种“此在”、主体的更伟大力量、更深源流的追问与肯定。     

历史意义的焦虑:“普遍历史”的回应及其病理

历史过程的时间性指向一种历史沧桑感,其核心是历史的无常性,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偶然、变易与无序,由此而有在历史中生存的意义焦虑。西方思想将历史无常体验为历史意义的虚无,并通过“普遍历史”构筑的“普遍性”,来抗拒历史的无常。最能体现西方文明性格的普遍性（universality）由两种传统构成：一是古希腊哲学提供的概念化思想工具,它使得普遍性在语言及其逻辑机制中以概念化运动方式加以建立,这种普遍性意味着脱离质料的形式;二由基督教尤其是其中的保罗传统提供,它意味着隔断一切自然与文明论脉络的超越的普遍性,同时它将历史的意义系之于末世论的未来,这一未来意味着一种在时间之中消解时间—历史而抵达永恒的“特殊时刻”。以上两者结合,形成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中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回应的是“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同时又内在包含着对“历史中的意义”的贬抑,因而它意味着对历史的非历史处理,由此而难以避免历史终结的病理,这一病理最终导致的是历史意识的丧失。     

重新审视历史进步观念

西方知识传统中的基本哲学假定,即宇宙伦理意义的确定性,在19世纪崩溃了.作为历史运动的科学解释,作为一个普遍观念,进步观念遭到质疑.然而在特定范围内,人的行动能够创造更为合理的条件,进步观念仍然存在理性的基础.撇开其充当的关于历史本性的认知理论的角色,进步观念也必须被看作是一种伦理假定,它理性地或信仰地认可正面价值的真实性与理性行动的意义.     

西方历史观念的变迁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

人和历史构成了哲学史的重要视域。人的实践活动不仅构成历史,而且也在不断生成和延展历史。通过对西方历史观念四个阶段,即历史的意识的萌芽时期、理性的发展时期、非理性崛起时期和语言、符号转向时期历史观念的考察,揭示出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和意义,从而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凸显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     

马克思“世界历史目的”的双重结构

按照康德和黑格尔的说法,认识分为“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与此相对应,人类对世界历史目的的认识就有两种,即世界历史的“知性目的”和“反思目的”。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上述双重目的。基于“历史科学”所发现的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知性目的”;而基于“历史哲学”所发现的人类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则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一方面,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通过“知性目的”为“反思目的”确立了经验基础,即为世界历史进程找到了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探究“类本质”和“社会关系总和”的思辨关系、“三形态”的辩证逻辑以及知性时间序列的颠倒等,使“反思目的”为“知性目的”提供了价值归宿,并且为世界历史提供了终极意义。     

历史责任、历史理性与史学职业化

历史研究成为一门职业的学科研究之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价值无涉"在其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作为职业的史家,我们对自己的研究不苛求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而只求"如实直书"。如果我们承认"人在历史之中",历史学家并非上帝一般的历史看客,同时,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一旦追问自己的研究在当前的意义和价值时,都会涉及历史学家本身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伦理问题。以纳粹大屠杀为例,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人类理性的诉求导向和限度,在此历史正义在历史研究中依然是一个潜在性要素。在当前,对历史学家研究合法性逻辑的考量和对历史伦理的考察成为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历史伦理和史家个体伦理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相互关联的双向性思想过程。     

试论历史意义

之所以关注"历史意义"这一主题,是因为人们对此颇有争议。自上世纪以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相应的,传统的历史意义也遭致批判。一方面,历史意义的原有内容被消解,但另一方面,它所蕴含的新意渐现出来。当然,相信有一个黑格尔式的理念来统摄整个历史进程的时代已经过去,相反,人们开始谋求在历史境域中的意义生成。     

文化的超越性与历史的意义

作者认为,文化是人的超越性的存在方式,在终极的意义上体现了人们对真善美圣的理想人格的追求。文化的超越性使得人类的历史不再是纯粹物理时间的流逝,而是意义世界的展开。在一定意义上讲,文化的超越性催生了历史,而历史意义的解读也体现了文化的超越性。     

论历史的意义

思考历史的意义并将之与理智相联系似乎已不合时宜了。这是伴随着历史哲学的退位而发生的。马克斯·韦伯即认为历史的客观性是绝对的无意义。而我们应该看到 ,历史哲学的新形式及其诠释努力之所以能够继续进行 ,乃是因为受到一种经验压力和导向需求的推动 ,这种需求专横地要求获得与历史的传统意义规定等值的东西。而阐释学的理智可以将过去的文化产物中的客观意义与历史思考的主体和历史编纂的读者的诠释功效和能力调和在一起。总的说来 ,历史的意义具有三个外延或者维度 :内容的、形式的和功能的维度 ,这三者必须协调地相互联系起来 ,对于历史叙述采取一种采取消极意义的做法也才是唯一理智的做法。     

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

历史本体论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注的是"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史实与史料的关系,即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历史记忆分为自然事件历史记忆和社会事件历史记忆两类.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是有局限性的、不完整的.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和谐性的历史记忆,另一种是冲突性的历史记忆.在冲突性的历史记忆中,应该存在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仅仅存在一种历史记忆,意味着它可能是强权的结果,或非历史真相.     

历史的面具

李剑鸣先生在本期《论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立场》一文中提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要有深切的人文关怀,要保持中立的立场和独立的判断,要以最大的智慧和心智来突破时空和文化的双重阻隔。所论极是。然而,历史的吊诡却难以让人看清其中的真伪。有时真怀疑历史的意义和作用。历史学的功能和意义是让人们知道真实,给后人以借鉴,从而变得聪明,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然而,人类从历史中学到多少呢?历史是给谁看的?谁真正需要历史呢?是黎民百姓吗?有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翻遍古今中外浩若烟海的史籍,又有几个老百姓列位其中?他们在历史中没有“惊天地、泣…     

狄尔泰的“历史理性”及其当代启示

19世纪下半叶,通过对"历史理性"的康德式的批判,狄尔泰试图为精神科学提供认识论基础,以解决历史学派和抽象理论之间的冲突。他的工作对于我们当前反思和超越后现代史学理论,塑造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论历史理性与历史叙事

18世纪末以来,康德为历史理性的发展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人们关注到对于历史的认识乃是基于各种前提假设,历史理性作为一种对于历史的反思性力量,首先表现为对前提假设的自觉意识。历史学作为一门使用日常语言的学科,日常生活中的理性思维已经成为历史理性的合法性来源之一。自觉、常识和效率分别对应于认识中的主体、经验和表现,它们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基本要素。具有历史理性的史学家,在其历史叙事中,对于各类前提假设有着充分的自觉,并且擅长于运用现实经验中获得的常识和历史经验形成类比,也藉此将自我对于人事的普遍性认知有效地传递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