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制夷"与太平天国革命

在外敌入侵、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魏源所倡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为近代中国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不同的历史时期,"师夷"与"制夷"的内涵与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本文试图分析、探求太平天国时期"师夷"与"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1920年代“打倒军阀”口号的历史遭际

1920年代之初,国共两党提出"打倒军阀"口号之后,契合了当时以"文治主义"取代"黩武主义"的时代潮流,国民党人通过建立"党军"体制等方式以区别"军阀"的努力在北伐初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在社会舆论以及时人观感中确立了自身优于"军阀"的正面形象。然而,北伐进程的迅速深入导致时局急遽分化,敌我之间的区分愈发模糊,国民党自身的工作不能及时跟进,"党军"迅速"军阀"化。"旧军阀"被打倒之后,在国共之争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蒋介石被不同的政治对手共同指认为"新军阀","打倒军阀"口号的有效性开始消解。     

中国国民党早期发展线索初探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政党,国民党在早期发展中要解决党的指导思想、领导体制和活动方式三大核心问题。从指导思想看,孙中山强调革命主义立党,把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合法性来源,依靠三民主义推进党的建立和发展,并把三民主义作为党员政治信仰的基础,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从领导体制看,国民党先是建立民主体制,而后又选择集权体制,经过长期的冲突、比较、博弈,最终建立起了民主集权的领导体制;从活动方式看,国民党以武装斗争为最高活动方式:武装斗争既是国民党的中心任务,又是国民党的最高纲领,并且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建立起党指挥军队的党军体制。这三条主要线索对中国后来的政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实际上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政党发展之路。     

论孙中山师法苏俄模式建军的理论与实践

孙中山晚年师法苏俄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师法苏俄模式建军。孙中山建军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主义建军 ,建立政治工作制度 ;以党治军 ,建立党代表制度 ;强调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三个方面。在实践上主要表现在创办黄埔军校培养骨干 ,成立党军 ;按照黄埔党军的模式改造旧军队 ,使之成为革命军的组成部分两个方面。孙中山师法苏俄模式建军的理论与实践 ,在国民党建军史上乃至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体西用：功利主义与中国近代道器观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影响并支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不仅找到了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相互融汇的突破口.而且在这交流融汇的过程中,既冲破了传统夷夏现的围栏,也突破了传统道义论的束缚,使中国近代道器观具有了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仅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振衰起敝,反而加速异化。思想建设上,党与政治工作分离,官兵有意疏离主义与信仰。宣传工作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声音快速沉寂下去。军政领袖在党军关系、土地问题等方面言行背离,使得军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组织工作上,轻视党的建设,迷恋武力,既是党权虚弱的根由,又刺激着军权的进一步独大。在军事领袖的联手打击下,政治工作反而成为国民党中央的眼中钉和弃子。在武力万能的喧嚣声中,“清党”后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成为国民党政权覆灭的深层“病灶”。     

超越与局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再考察

鸦片战争后,思想文化界的风气转向"经世致用"之学,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它是强国御侮的呼声,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先声。突破了"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较早地认清了世界发展的新格局与趋势,并把学习西方技术与御敌图强结合起来,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水平,对后期的洋务运动及近代文化的转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一时代命题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所揭示的基本内涵尚不全面、深刻,只停留在表面器物层次,未能真正认识到学习西方的深层内核。     

法学的品格与法学中国化

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国人大国之梦破灭后,忧国忧民之志士开始思索中国失败之源,初归为中国技术之落伍,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随着甲午海战之惨痛失败,使仁人志士开始重新思考落后之因,观近邻日本之昌盛,方悟出中国落伍之根在于政治、法律等制度性文明缺失。为挽救当时风雨飘摇的     

国民党"党治"体制下的驻外使领馆建设

本文是从驻外使领馆建设角度,对国民政府训政实施时期,国民党推行"党化"外交的一个考察。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保障"党"的政策和意旨在外交部门的顺利贯彻和推进,如何从外交人员选拔、任用和使领馆工作制度建设入手,强化政治考核、培训和工作监管,实现外交队伍更新的过程。国民党为加快外交"党化"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适应了国民党统治的内在需求,就加强国民党执政党的地位和政策的影响力是必要的,但国民党一党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并不完全相符。因此,在国民党"党治"体制下,外交部门的逐步"党化",给国家的对外事务,乃至海外使领馆建设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     

晚清社会的清流派简

晚清时期，列强一再侵华，迫使清廷签订屈辱的条约，引起朝野公愤。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流派认为向西方学习是离经叛道，必亡国灭种，主张以恶教仇洋之民众消灭洋人，洋人寡不敌众，我国以逸待劳，必可战而胜之，报仇雪恨。     

训政时期国民党“党化教育”之论争——以教育领域为核心的考察

国民党进入训政时期后,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着力于掌控教育的主导权,在各级学校努力推行＂党化教育＂,从而引发了来自党内理论家以及党外知识分子的纷争与批判。这些不同的声音囿于国民党所建立的＂党国体制＂之内,但是无形中却侵蚀着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     

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由清廷举办,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长期担任总教习的中国第一所官办洋学堂,它是中国民族危机加深,晚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潮的产物,也是国门洞开后,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创办,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肇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京政府时期的专家政治论:思潮与实践

专家政治论 ,亦称“专家治国论”或“技术统治论” ,是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一时的政治思潮。以《新月》、《独立评论》为背景的人权派、独立评论派 ,从事组党活动的国家社会党 ,以及与国民党关系比较密切的《大公报》等 ,都曾是专家政治论的提倡者。一、专家政治论的阐发南京政权建立后 ,国民党人推行一党专政 ,不学无术之徒充斥政权机构。党军矛盾、派系矛盾 ,甚至蒋、汪、胡的矛盾 ,都一度不可调和 ,重建政治权威困难重重。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 ,呼吁人权与约法 ,批评国民党的“武人政治”与“分赃政治”。“专家政治论”即是在这…     

论魏源经世致用及师夷制夷思想

魏源是启蒙思想家,倡兴"经世致用",主张"师夷制夷",对中国近代化大业的启动、推进,做出了不朽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前近代中国疆域构造中的东亚宗属体制演变研究

前近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宗属体制是基于宗法制伦理、分封制原则而生成的。该体制与儒家思想中的"夷夏之防"、"王者无外"与"大一统"理论密切相连。"夷夏之防"主张将中华帝国周边的夷狄势力——属国排除在帝国疆域之外;"王者无外"与"大一统"思想力求将属国纳入帝国治下,加之共主制与皇帝观的作用,帝国疆域形态逐渐呈现出放射性的同心圆形状:内圈郡县、中间土司(或藩部)、外圈属国。近代以降,东亚宗属体制既维持着一些固有属性,也有向欧美式宗(主国)附(庸国)关系转变的态势。     

早期国民党乡村渗透的制度逻辑:从权力结构均衡分析

早期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且通过保甲制来控制乡村,但并不意味着其获得了对乡村的支配优势,基于此,国民党组织力图向乡村渗透.为避免"党政合一"造成乡村治理的官僚化,国民党在基层推行"党政分开"并倡导"党义治国",但在当时中央权威不足的背景下,"党国体制"的调整导致了国民党基层治理权力的空洞化和劣化,这意味着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中断,分散的社会权力更无力制约政治权力载体的资源汲取,也就不能阻止破产的、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权力载体被反体制精英重新组织化为反体制力量.     

青年党与国民党的明合暗斗(1946-1949)

国共内战爆发后,青年党预估国民党将取得胜利,故积极在各级政府中争权夺利,以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却因此与国民党形成明合暗斗的局面。青年党以不惜退出政府相威胁,国民党虽不得不表示谦让,但所让也有限,最终,青年党主席曾琦被迫个人退出政府,两党冲突加剧。在国民党的颓势越来越明显时,青年党的“左派”领袖李璜一度有意与中共合作,参加新政协,但被中共拒绝。随后,青年党坚决和国民党进行合作,要求建立一支军队,对抗共产党。蒋介石却担心青年党一旦拥有党军后,会变成“共产党第二”,对国民党形成新的威胁,所以迟迟不予同意。最终,穷途末路的蒋介石被迫允许青年党建立一支军队,但这支军队很快就被中共击溃了。随后,青年党逐渐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     

近代中国西学输入特点初探

鸦片战争的炮声敲响了神州陆沉的警钟，有识之上一反传统虚骄心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只是为了“制夷”，为了“制夷”又不得不“师夷”，这就是本文所谓“对抗意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正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驱使下产生，同时也是在这种对抗意识的支配下付诸实施的。另外，由于师法西方是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落伍。恰恰相反，古代中国辉煌的科技成就，令“四夷”臣服的帝国威望以及屡遭外族入侵却未被吞并的优越感，一时还难以使中国人从尊己卑人…     

“师夷长技”与魏源的民族意识

魏源“师夷长技”论开启了近代思想界学习西方的历程 ,“师夷”主要集中于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军事科技 ,但并不限于“战船”、“火器”、“养兵练兵之法” ,还包括先进工业科技的引入、近代工业的建设、经济政策的调整等。“师夷”要求对传统教育内容、科举词章取士制度加以变通 ,并进而延伸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师夷长技”论广泛涉及到军事、经济、科技的现代化 ,并影响到此后早期现代化意识向教育、政治领域渗透。魏源的民族意识虽然还带有华夏中心观、文化主义的情节 ,但已显露出冲破“夷夏大防”、摒弃华夷之辨的理性化发展方向     

论晚清传统士大夫对西方的认识及其外交主张——以刘锡鸿为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治国思潮发生剧烈碰撞。在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除少数先进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外,包括清朝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内的大多数晚清士大夫仍未能对西方有正确的认识。本文从对西方人性的认识、对西方侵略性质的认识和对西方国家政体的认识三个方面对刘锡鸿出使欧洲前的西方理念进行考察,并进一步分析其外交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