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天人话语中太尉的灾异责任之考论

太尉为秦汉时期的高级官员,属于三公之一。其职权范围虽然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掌兵统武、参与军国大事决策的权力却始终为律令所保障。在两汉的天人话语体系中,司马主天的共识使太尉与天道发生了联系而获得天公之名,三公分责又进一步成为太尉面对灾异承担责任乃至被策免的依据。在复杂的灾异政治中,司马主天、三公分责又成为皇帝转嫁道德责任、巩固自身统治以及外戚和宦官打击政敌、排斥异己的理论武器。因而,以太尉为代表的三公不得不成为两汉灾异政治的牺牲品。     

灾异与汉代社会

灾异与汉代社会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灾异说来体现。政治上，灾异往往成为制定或改变政策的重要依据，又常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制衡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上，灾异对经济造成巨大破坏，成为两汉许多经济政策施行和废止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思想文化上，一些重要的礼仪活动与灾异密切相关，灾异说继承了“百家争鸣”的思想传统，又是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肇始。灾异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历史渊源之一。     

京房易学灾异论哲学解蕴

在汉代儒生"推阴阳言灾异"的学术风气下,京房把灾异论引入《周易》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承、发展孟喜、焦赣以《周易》象数占验灾异的思路,建构了复杂精致的八宫象数体系作为灾异占验的工具;二是不再局限于汉初以训诂《周易》经文为中心的学风,而是借助经文诠释将《周易》与灾异紧密联系在一起。京房建构的易学灾异论在理论路径上不同于董仲舒的《春秋》灾异论,前者遵循的是本天立人模式,后者遵循的是以古准今模式。京房的易学灾异论特别发展了救灾的理论,着眼于以儒家仁义礼乐等价值规范衡定君主行为的正当性,极大地发扬了《易传》的人文忧患精神。     

东汉时期的灾异与朝政

东汉是个灾异多发时期，处理、议论灾异便成为东汉朝政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处理灾异方面，东汉朝廷采取两种类型的措施，即赈灾、减免赋税等务实性措施和举贤良、理冤减刑等务虚性措施。在议论灾异方面，人们多依据天人感应说和阴阳五行说议论灾异成因及其与朝政得失的关系。到了东汉后期，议论灾异变成了朝臣与外戚、宦官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     

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灾异事务的管理

祥瑞灾异是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其发生和出现代表着上天对君主的赞美或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意涵。我国历史上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祥瑞灾异学说特别发达的时代,也是祥瑞灾异被频繁应用于政治生活的时代。这一时期祥瑞灾异事务的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现象的解释和事务的处理三个层次,为隋唐时期祥瑞灾异管理的制度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论刘向、刘歆父子的易学观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晚期重要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刘氏父子所集录的《别录》和《七略》论述古今学术的演变过程和变迁趋势,并且通过编辑目录的方式确立了《易》为六经之首,以《易》为其它五经之原。刘氏论《易》,以阴阳五行灾异为依托,以补察时政、经世致用为旨归,其《易》学观念的形成是受汉代重儒尊孔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也反映了汉代易学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和发达程度。     

论西汉的灾异奏疏

西汉灾异奏疏是以当时天人合一的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它的兴盛同西汉中晚期的国事日非、社会混乱有密切关系。西汉灾异奏疏既具有温柔敦厚的经学文风,又有激切疏直的言事态度,同时由于文中怪异现象的充斥,又显得荒诞瑰奇。这些奏疏体现了鲜明的民本思想和知识分子对强权政治所作出的独立批判。     

西汉灾异奏疏刍论

西汉灾异奏疏是以当时天人合一的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它的兴盛同西汉中晚期的国事日非,社会混乱有密切关系。西汉灾异奏疏既具有温柔敦厚的经学文风,又有激切疏直的言事态度,同时由于文中怪异现象的充斥,又显得荒诞瑰奇。这些奏疏体现了鲜明的民本思想和知识分子对强权政治所作出的独立批判。     

宋代蝗灾应对和灾异观之变化

“灾异说”认为，灾异乃是社会政治问题所致，当局应以改革社会政治应对。主流社会长期以此应对灾异，故对蝗灾也不采取捕杀措施。在唐代姚崇以下以捕杀应对蝗灾的基础上，宋人以全面捕杀为主要手段应对蝗灾，在实践上突破了“灾异说”。与此相应，对“灾异说”，宋代的思想精英们从前人的笃信发展为质疑，乃至彻底抛弃，客观、理性地应对蝗灾等灾异。     

董仲舒“灾异”说之确立

灾异说往往以某种自然灾害或者不寻常的自然现象的出现来作为推断国家施政正确与否的标准，并用来预测和指导未来的施政方向。汉代的灾异说其兴盛一方面受“革命”理念遭抑制的外缘背景所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灾异思想发展的自身脉络有关。灾异与道德政治相关联在先秦由来已久，由早期朴素的天命观，到战国时代阴阳学说的渗入，使得天象与人之关联的内在理据逐渐显豁，至董仲舒始将灾异说与感应说相结合，以五行对应五事，并将灾与异以小大、前后相贯通，使得灾异理论从此得以规范化、体系化，奠定了公羊灾异说的理论基础，也直接影响了纬书和何休的灾异说。     

焦仲卿误读现象应该纠正

学术界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焦仲卿形象存在误读现象,论者认为他性格软弱,缺少刚气,思想存在矛盾。其实,焦仲卿从一开始就以当时礼制所许可的方式与专制的母亲进行了抗争,向焦母发出＂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的誓言;他采取先让妻子回家,再去迎取的曲线留妻的策略,与决心驱媳的焦母展开柔性对抗;在听到刘兰芝被刘家逼婚的消息之后,他先提出以死殉情的决策。焦、刘二人的感情互动,是以焦仲卿为主导,刘兰芝则随着焦仲卿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焦仲卿、刘兰芝二人珠联璧合、相映生辉,扬刘贬焦是不适合的。     

论刘向《新序》的社会政治思想

《新序》是西汉著名学者刘向编撰的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是现存刘向所编撰的最早的一部作品。尽管《新序》中的许多故事采自诸子史传,但就其材料取舍、思想内容来看,无疑体现了刘向本人的社会政治思想。这主要可以归纳为德治仁政思想、贤人治国思想、民本思想、从善纳谏思想诸方面。     

刘向《列女传》中的女性角色规范

据刘向《列女传》可知汉代婚姻女性在夫家扮演了三种不同角色:为人妻的贞顺、为人母的才德和对公婆的孝敬。刘向明确了女性在婚姻中的使命与责任,提出了贞、才、德、孝的角色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家庭和谐、子女成长和社会稳定。但他男尊女卑的主导思想,过分强调了女性单方面的责任和规范,给后世婚姻中的女性套上了一道残酷的思想枷锁。     

论"三君"

东汉桓灵之际 ,窦武、刘淑和陈蕃被天下士人尊称为“三君”。在三君中 ,“不畏强御”的陈蕃是清流派士大夫官僚的代表 ,是党人集团的政治领袖 ;窦武则以外戚的身份成为政治权力的靠山 ;宗室刘淑则为党人集团精神信仰的依托。以“三君”为领袖的党人集团的形成 ,是延熹二年以后政治格局的基本特点。在皇权已经异化 ,不能代表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的情况下 ,以“三君”为代表的党人集团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建构自己的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 ,以维护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如果说党人集团的政治权威在皇权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话 ,那么他们所建构的道德权威却远远地超过了皇权 ,并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     

刘向《诗》学家法研究

刘向之《诗经》学家法,前人每有论及。然其论据及研究方法,均仍有可改善之处。本文从家学、异文比较、《诗》说比较三方面,考论刘向之《诗》学家法,以图全面分析刘向《诗》学家法的问题,并希望由此而于两汉《诗》学研究有所裨益。     

刘歆的《周礼》学及其在两汉之际的传承谱系

两汉之际是《周礼》学的奠基和发轫时期。刘歆是《周礼》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约略说来刘歆对《周礼》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主要有如下三端：首先,刘歆在与其父刘向受诏校理秘府图书时,不仅将《周官》（《周礼》）这部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典籍著录于《七略》之中,而且还“独识”《周礼》的价值,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不遗余力地向学术界推介这部在秘府之中新发现的典籍。其次,《周礼》一书于王莽当政时被立于学官、设博士主要应归功于刘歆的推动。复次,刘歆不仅研治《周礼》,撰著《周官传》四篇,而且还广收门徒,传授《周礼》之学。两汉之际著名经学家杜子春、郑兴、贾徽、郑众、贾逵及卫宏等人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师从刘歆学习过《周礼》。他们或是刘歆的弟子,或是刘歆的再传弟子,都出于刘歆的《周礼》学传承谱系。他们在《周礼》研究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使《周礼》学逐步发扬光大。     

刘向历史哲学分析

西汉著名学者刘向认为 :历史总处在变化之中 ,王朝更迭 ,政权变迁、道德行废是其表现形式 ,周秦之间的历史是一段退化的历史 ;历史的变化是天、道、君、臣、妇女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 ,起主导作用的是道和君。刘向历史哲学的形成 ,受西汉末年社会现实的激发为儒家价值观念所支配 ,而丰富的历史知识更是其建构历史哲学的坚实基础     

刘勰与西方古典作家群体编纂理念之比较

刘勰在定林寺编定经藏的经历,使其产生了深刻的编辑思想,这些思想全面反映在《文心雕龙》这部国学经典中。刘勰的编辑思想与西方古典作家群体编纂理念相较,明显克服了西方古典作家群体编纂理念零散、随意的不足,已经形成较为详备的编辑理论体系。同时,刘勰的编辑思想不仅蕴含着西方古典编纂理念中的合理因素,而且更具进步性和科学性。刘勰的编辑理论对编辑学学科建设及高校学报编辑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刘歆计量理论管窥

刘歆在协助王莽改革度量衡的过程中,提出了系统的计量理论。其理论涉及到数在计量中的作用、音律本性及其与计量的关系、度量衡基准的选择依据以及度量衡标准器的设计等内客。其理论的核心部分被后人广泛接受,成为传统计量发展的圭臬,而该理论本身也成了中国古代传统计量理论形成的标志。     

元代文人刘诜的文论思想

元代庐陵文人刘诜的文学成就突出,其文论思想很具个性特色。刘诜提倡学古,又讲求新变,其个性追求中有文学求真的精神。他讲求“心”性与“道”“理”结合,这又要求文人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追求“清”“和”的美学理想,他所说的“清气”“和气”具有特殊内涵,是内奇杰而外清和。刘诜的个性求真和对文学精品的追求,最后还是回归和落实到在素朴幽奇之境中所进行的个体心灵体悟和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