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异化与重构

我国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的目的在于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土地出让环境,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然而,制度变迁的累积效应却导致地方政府成本和收益预期发生变化,在既得获利机会面前,土地招拍挂逐步偏离了其制度初衷,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工具。要改变这种状态,可以考虑采取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丰富和完善土地拍卖机制等措施,从而削弱和消除制度变迁累积效应对地方政府产生的边际影响。     

城市化进程加速背景下的政府预征土地行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政府预征土地行为在不少地方广为流行。这种行为可能导致政府征地更加随意、土地资源浪费、城市化绩效低下 ;政府寻租与腐败机会增多、政府与农民利益关系激化 ;部分农民生活水平下降 ,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改变这一现状的可行措施包括 :明确土地产权 ,加强农民利益保护 ;加强对政府征地行为的监督、约束 ,提高其合法合理性 ;健全土地征用法规 ,规范土地征用行为 ;加强城市规划的统一性和有序性 ,等等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的腐败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而地方政府官员是其中的腐败主体。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尤其突出呢？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偏好的异化、信息的不对称和考核的困难、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控制权、反腐支出的巨大性和反腐预算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最终走向了腐败。因此，要根治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要从委托代理链条入手，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机制: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具体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在微观层面上,政府官员职位晋升标准的政绩化、晋升路径的淘汰制以及政绩晋升合同的不完备性,为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提供了激励;在宏观层面上,地方政府辖区内利益的共容性和上下级地方政府目标任务的同构性,使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得到了强化。     

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与条件

地方政府创新对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民众认同的需要、地方政府间竞争的需要以及官员政绩的需要等多个方面.推动地方政府创新必须提供制度的激励与保障、适当的宽容与参与等条件.     

我国耕地流失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我国政府在耕地向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限制耕地向建设用地盲目流转,但政策执行的效果相当有限。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根本原因则是政府机构的"内在性"。因此,防止耕地盲目流转不仅需要改变当前激励地方政府将耕地向建设用地流转的诱因,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完善征地制度,而且需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考评制度。     

土地行政诉讼中现实难题与司法应对

土地行政诉讼中存在大量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现行土地法律规范的缺位和滞后不无关系.如何在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合法合理地解决好土地法律争议,关键在于发挥司法能动精神,依托学理解释合理创制规则,弥补法律条文本身的不足,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本文从土地使用权制度、土地出让制度和安置补助制度三个方面入手,就土地实际使用人原告资格、土地使用权人的债权人原告主体资格、"闲置土地满两年"起算点、开发区管委会土地出让主体资格、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程序和征用土地安置补助费享有主体六个问题展开分析,提出合理的司法应对之策.     

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制度的困境和路径选择

作为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晋升锦标赛制度”激发了地方政府官员的积极性,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由于其本身原理上的局限性和实践中制度设计、操作环节上的不完善,在我国传统的“官文化”和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双重影响下,往往陷入激励不足、激励偏离、激励过度、激励不公平等困境中。     

我国土地财政规模估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压力增大,土地财政问题日益凸显.基于我国土地财政的构成,按窄、中、宽三种口径估算土地财政规模,结果表明不同统计口径的土地财政收入都呈现出上升趋势,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土地租金和贷款收入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财力来源;总体上看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逐渐趋同;人口城市化水平和中央级税收比重与土地财政规模正相关,而外商直接投资与土地财政规模负相关;人口总抚养比与土地出让收入比重正相关,而人均GDP与土地直接税收入比重正相关.不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土地引资效应和土地收入效应是不同的,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宏观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土地出让资金监管,以有效控制土地财政规模,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土地财政”下的土地和住宅市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

在我国当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和政绩的双重压力。我国目前实行地方政府垄断的土地出让制度,许多受"土地财政"理念主导的地方政府通过一些方式抬高土地出让价格(例如实施"饿地政策"),以弥补预算内收入的不足,缓解财政压力,但是却可能会推动居住用地价格和住宅价格的上涨。更进一步,为了在招商引资中占据优势,许多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抬高居住用地价格以弥补机会成本。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越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以及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进行招商引资力度越强的城市,居住用地供给的受限程度越高,居住用地价格上涨的压力也越大。但上述地方政府行为通过土地市场传导至住宅市场的效果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土地财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转型

既要客观认识“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应该回避其负面影响。经济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土地出让收入每增加1%,对地方经济增长就有0173%的推动作用,且还在扩大,但土地出让收入对各地经济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同。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过程中,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更多依赖土地出让收入,中部地区更多依赖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西部地区则更多依赖国家对西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土地财政”仍不可或缺,且主要还应该用于地方经济增长和城市建设,不能因为土地财政本身存在弊端就采取完全否定和彻底取消的态度,但必须推进其转型。短期应侧重于采取相关治标措施;长期而言,必须立足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进行制度创新,深化改革,完善土地财政。     

试析企业家腐败现象

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腐败更多地来自于权钱交易 ,靠权力来索取收益 ,那么企业家腐败则更多地来自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契约不完全性与信息不对称。企业家腐败收益是对企业利润的转移。相比较而言 ,企业家腐败比官员腐败更具有隐蔽性 ,有时会披上合法的外衣。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 ,企业家的腐败收益是难以界定的。当前企业家腐败与政府官员腐败还存在“交叉感染”现象。从制度根源上剖析 ,企业家腐败源于企业家主导的社会博弈与产权制度的缺陷 ,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导致企业家经济人行为的扭曲。同时 ,企业家腐败与其自身的道德素质、收入水平有关。对企业家腐败的治理 ,要把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结合起来 ,加大惩罚力度 ,使腐败分子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     

土地财政与国家理财——从土地行政的肇始与弊端说起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之弊端,客观上已给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阻碍。其形成与中国的城市土地有偿制度设置有密切关联,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客观上导致地方政府实行"土地财政",出让金收入机制又促使地方政府偏爱"土地财政"。要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不仅须从制度上解决现行土地出让制度存在的问题,而且更应关注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再生能力,提升地方政府的理财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破解"土地财政"的困境。     

“营改增”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影响

“营改增”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了冲击，刺激地方政府举债。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2016年“营改增”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不仅会直接促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扩张，还会通过税收竞争、土地出让和支出竞争间接影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且这种间接影响在不同的地区表现不同。另外，“营改增”对高水平转移支付地区的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深化我国财税制度改革、优化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以及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是严控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有效途径。     

从垂直激励到平行激励:地方政府合作的利益激励机制创新

合理的利益激励机制是实现地方政府长效合作的制度基础.我国在发展型地方主义下形成的地方竞合机制,是以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博弈为三大杠杆的一种垂直激励机制,由于其存在内部激励与外部激励不兼容、政治动员而非平等博弈式激励的制度缺失等因素,因而利于政府间竞争但不利于政府间合作.在地方包容性发展的政策视阈下,高层政府应该通过指导和协调,构建涵盖地方政府间利益分配、利益协调、利益补偿、利益让渡的平行激励机制,从而使地方政府实现一种地位平等、意思自治、利益兼容的制度化合作.     

土地财政、晋升激励与房价棘轮效应的实证分析

土地财政和晋升激励是激发地方政府推动房价上涨的两大动力.文章通过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就土地财政和晋升激励对房价的影响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1)土地财政没有推高房价,反而对房价上涨产生抑制作用;(2)地方政府官员基于晋升需要,产生对GDP的追求,对房价的影响相时更加显著;(3)总的看,地方政府对房价的影响作用有限,我国房价走势主要由居民收入、货币供应和房价自身等经济因数所决定.     

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及矫正

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经济行为,另一类是非理性经济行为。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主要表现为违法违规越权审批项目、违法征用和占用土地、设立贸易壁垒、热衷于投资等等。非理性经济行为增加了交易成本,引致了市场发育缓慢,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破坏了宏观经济发展。所以,必须矫正地方政府的非理性经济行为。     

论地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权与责

既要保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以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又不能允许其"脱法",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权责匹配并予落实。应当探索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的制度架构以确保地方拥有发展的激励和约束,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并通过科学、合理的问责制对地方政府治理予以规制。     

土地资本化背景下中国特色“以地谋发展”模式论析

土地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一轮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土地所形成的独特的"以地谋发展"模式有效支撑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特色的"以地谋发展"模式有其形成的制度基础,在实际运行中有三种运行机制,即土地财政通过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中介作用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土地开发过程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低成本的工业用地促使产业集聚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必须改变"以地谋发展"模式,构建新型土地与经济关系。     

宋朝逃田产权制度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变迁

比起唐朝五代 ,宋朝逃田产权制度变迁的特点 ,一是更加法制化 ,制定了“逃田法”、“远年无案籍逃田法”、逃田“请佃法”之类的专项法规 ;经常以诏敕的形式对这些“常法”作临时调整 ;官府在处理逃田产权时 ,更加注重以法律文书或者官府文书为据。二是制度更加细化 ,对逃亡原因不同的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留期限、复业后的收益权等作出不同规定。三是制定和调整政策时的财政考虑更加突出 ,更多地采用田赋减免措施 ,调整逃田收益权在官民之间的分配。四是南宋进一步加强对“请射”或“权佃”逃田者的权益保护。同时 ,中央对地方政府实施逃田产权制度的职责规定更加明确。但是 ,受地方官员考课制度的影响 ,加上南宋以来财政困难加剧 ,地方官员上供财赋的压力增大 ,地方政府在处理逃田产权中存在着申逃不实和非法赋敛等诸多弊端 ,大大削弱了逃田产权制度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