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早期中日交涉的原始记载——中岛雄《往复文书目录》研究述略(上)

<往复文书目录>是日本外务省所存原始档册,由该国驻北京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编成,其内容包括1874至1899年总理衙门与日本公使馆彼此通讯的目录.本文阐述了该档册编写缘起,揭示其史料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早期中日交涉的具体细节,澄清了晚清中日关系吏上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引申了对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讨论,并指出利用该项档案应注意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岛雄是一个善于观察现实、记录历史的有心人.在北京任职期间,他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写作了许多见闻与著作,编录了大量原始文件.中岛雄收集写作的目的,可以说完全是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制定侵略中国政策提供参考的.而现在这些档案,却成了研究中日关系史的重要的第一手史料.     

一个日本书记官见到的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读中岛雄《随使述作存稿》与《往复文信目录》

本文以外务省档案为线索,简述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期间的重要活动。尤其是利用中岛雄编纂的《往复文信目录》,揭示百日维新后期,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驻日特命全权公使的直接原因,并非出自维新派的推荐,而是日本方面的主动邀请。此举引发了光绪帝亲自书写谕、国书,并派遣军机与总署大臣与日本公使联络,试图推行联合日本,大举新政,以此来寻求变法的出路。     

晚清档案史料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正> 晚清档案史料以其内容丰富而又广袤的特色,给档案、历史学界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为了引起学术界对档案史料的重视,本文拟就晚清档案的馆藏概况、已出版的几种档案史料书的价值以及开发利用档案使学术研究有所突破等几个问题作些阐述和探讨。一、晚清档案的馆藏概况对晚清档案保存最多的地方是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该馆馆藏清代档案约九百余万件,其中大部是有关晚清时期的档案。这些档案主要是由清朝中央政府统治全国时所形成的文件构成,另有少数地方衙门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是整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其关键在于面临着许多档案文献方面的限制。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披露出来的档案资料,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多的进展。然而,研究者对于集中披露了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文献史料和历史线索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和俄国学者在英国发表的相关史料,却鲜有利用和研究。事实上,仔细阅读和研究这些近年来披露的新资料,不仅可以了解到两者关系发展变化的种种复杂背景,而且可以发现引起这种变化的一些重要历史细节和鲜为人知的内幕情形。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一则电文考证

历史论文的写作是靠史料支撑的。因此 ,充分地占有史料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史料的真实、可信是正确运用史料的基本前提。本文针对《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中存在着的错误史料 ,为避免以后继续误用 ,通过大量的原始文献进行详细的考证 ,指出将冯军统错误地当成冯德麟的致命谬误 ,并考证出各个参与通电者     

学问吟咏之间——《文字同盟》与中日学术交流(1927—1931)

《文字同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在北京创办的学术文化刊物,其中保存了大量民国学术的可靠史料,对于研究现代学术史尤其是中日学术交流,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而目前国内尚无相关研究。本文拟以其与中日学术交流为主要着眼点,探讨该刊的办刊宗旨,分析其学术宗尚,考述该刊在中日学术交流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价值。     

从日本驻澳门总领事馆档案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澳门的活动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国政府外交部几乎接收了大陆汪伪统治区及海南岛海口和澳门的日本使领馆的未销毁档案，当时目的是为了审讯日本战犯。仅香港日本总领事馆档案被港英政府接收。据北京图书馆的馆史资料，由于当时我国政府接收的日本驻华军政等机构档案极多，仅南京就集中了一大部分，当时国民党政府委托胡适处理，他建议全部移交北平图书馆，结果照办了。北图于1954年7月编成16开（馆藏日本大使馆档案目录｝（油印本共94页），前面的说明有这样一段话：“日寇投降以前，其驻在我国的公使馆及领事馆曾搜集有关中国的各种情报，作为档案保…     

阿富汗出土梵语戏剧残叶跋

20世纪90年代中在阿富汗出土了一叶梵语戏剧残片。本文介绍了哈特曼教授对该残片的转写与英译,并结合汉译佛经中与印度古代戏剧表演相关的史料,为中印（或梵汉）戏剧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桂家事迹新考

桂家的族属及其事迹是一个牵涉到西南边疆史、华侨史和中缅关系史的重大问题。作者通过对涉及桂家的中文史料进行的系统整理分析，认为清代系统而详实的实录、档案等大量的史料，都说明桂家是“夷人”，并非华人移民集团。从史料中对大山银厂的记载来看，桂家也没有据银厂采银。桂家最后归附中国，被安置到新疆乌鲁木齐附近和云南楚雄。     

一部古代中朝断代关系史的力作——读姜龙范、刘子敏教授合著《明代中朝关系史》

姜龙范、刘子敏合著<明代中朝关系史>一书填补了中朝断代关系史研究之空白.该书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史论结合,兼加考证,资料翔实,博采众长.白璧微瑕的是在各章题目的规范、统一,史料的运用及使用前人成果方面略有缺憾.     

档案收集工作的问题、意义与制度探索

档案收集是档案工作的起点,是丰富档案馆馆藏的重要途径,原始资料收集是否齐全、完整,是档案保存价值的必要条件和馆藏质量的保证。随着经济社会,信息时代的迅速发展,把握好原始资料收集工作,就是保护好我们的历史,给经济社会提供一个档案资源共享的信息平台。当前档案收集工作形势不容乐观,存在许多主观与客观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档案管理的正常进行,不利于开展档案整理、造册、编研、组织沿革、历史研究、出版史料等工作。如何使档案馆馆藏数量充分、质量优化、成分充实、结构合理,最重要的环节是收集完整的原始档案,避免档案源头流失,给档案收集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建立相关的档案收集规章制度,以制度约束人们的档案移交行为,约束每一个涉及到国家公务活动的人员,保证将公务活动的全部资料能够安全移交到档案馆部门。这是我们对档案收集工作探索的目的所在。     

中外文学关系编年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编年史类的著述,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建设工程,也是我国人文学科前辈学者治学的优良传统.它既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学科进一步可持续拓展的重要基础.因为它能使大量原本纷繁复杂的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史料,经过系统的整理编排,呈现清晰可辨的脉络,为研究者深入探讨某一时段的文学与文化交流问题搭建一方宽阔的时空平台.由于在归纳文学交流发展现象、探讨文学交流规律、创新学术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方面提供了大量原创性成果,所以有助于填补学术空白和提升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层次,有可能为中外文学关系史学科的成长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同时,学术性与工具性相结合,既保证了所有的编年内容都有据可查,又有助于准确地把握中外文学交流史发展进程,将编年史视作文学交流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和方法,发挥其在多国文学关系研究方面的优势,其多重功能将给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者提供诸多便利.梳理相关史料,呈现数百年来中外文学双向交流的行行足迹,既适应今后双向文学交流的需要,也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提供史实基础和经验总结,因而有较好的社会效益.此类著述具有较高的引用率,会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     

古代戏曲目录与古代戏曲文学批评

古代戏曲目录在古代戏曲文学批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开戏曲文学批评之先河，是古代戏曲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同时，它也为今人评价前人的戏曲创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史料。今人研究古代戏曲文学批评决不可忽略戏曲目录。     

试论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市贸易

恰克图边市贸易是清代中俄两国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促进了18 ～19世纪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对恰克图边市贸易的兴起、繁盛、衰落和历史地位予以论述.     

谈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档案目录工作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信息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成为人类共同的巨大财富。……对一位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等来说,他最高的艺术在于能最敏捷地掌握信息资源,最有效地运用信息资源,从而创造重大业绩。”档案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这项资源的开发,在我国目前还是一个较薄弱的环节。 开发档案信息资源,首先要求健全档案目录工作,以实现档案工作的“智能服务”。当代社会信息一体化管理的趋势,又对档案目录体系的建立,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技术革命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必然制约着档案目录工作的发展,为档案目录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下面分别就这几个问题谈一些认识。     

史学研究中的利用档案问题

档案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最集中最丰富的史料来源之一。档案的开发利用,对于推动历史学的发展有六点意义。利用档案需要讲究一些科学方法,具体说来,要注意七个问题。     

“东南互保”与袁世凯

1900年6月,局势急剧变化.清王朝中央以载漪、刚毅为首的顽固排外集团,取得了主导地位,左右了朝政.6月10日左右,义和团在他们“道引”下,大批涌进北京.16日,西太后任命刚毅、董福祥招募义和团成军.八国联军于10日从天津向北京进犯,17日,攻占大沽炮台.16日至19日,西太后召集四次御前会议,光绪帝、荣禄与许景澄等剿拳和洋的主张,未被顽固派和西太后接受.21日,发布宣战与招抚义和团上谕,开始围攻北京公使馆.23日,西太后任命载勋、刚毅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把义和团纳入官家轨道.     

大火焚烧后遗留的珍贵史料--评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

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是一本充满神奇色彩的传记著作.1909年5月,在此书已印刷完毕,尚待装订成册之际,在袁氏家族及其亲信以及日方的强烈干涉下,该书被以重金收买的方式付之一炬,从此长期隐没.本文主要以日方档案史料为依据,介绍了该书内容及其遭遇,分析和揭示了其遭遇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而评述了该书的史料真实性、写作动机以及价值所在,也点明了其局限性.     

后金满文档册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

一、现存的《旧满州档》据史籍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于公元1616年正式建立后金政权,而在此十七年之前,即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便令额尔德尼等人根据蒙古文字形创制了满文,这就是无圈点的老满文.满文的产生,为撰写官方文书和记录史事提供了有利条件,用满文书写的官方文献保存下来,形成各种类别的满文档案,但就其内容和性质而言,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始公文案犊的汇存,另一种是满文记事性档册,现存的《旧满洲档》就是清入关前以记事性内容为主体的满文档册.     

《宋大诏令集》西夏目诏令系年考

《宋大诏令集》西夏目诏令汇编了北宋六朝皇帝百余年所降给西夏的各种诏令共计66条,内容涵盖赐官、赐物、赐佛经、质问、诫饬、答应等诸多方面,多取材于各朝官私所修政书及有关档案,原始性很强,是研究宋夏关系史、西夏史最为直接可靠的史料。诏令开头,往往可见以“省表具悉”的形式装叙西夏奏表部分内容。西夏文献散佚殆尽,这在有限的西夏文存中弥足珍贵。本文对其中21条诏令的系年作了考订,并对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略作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