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主权运作模式的内在基质与嬗变逻辑

在主权领域中,阿甘本建构了一种弥漫式的无所不在的主权形象和话语逻辑。这既相异于福柯将主权权力视为逐渐隐退的历史发展过程,又区别于奈格里与哈特描述的那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统治帝国主权。他将赤裸生命的生产视为主权原初政治活动的内在基质,并以禁止、纳入-排除、例外状态机制为构境,阐释生命与主权、政治间的互动关系,以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虚伪性。阿甘本具有一种激进政治哲学批判立场,其颇具敏锐性、挑衅性的解释框架容易引起共鸣和关注。这一解释框架虽然没有为人获得自由和解放提供合法性依据,但为审视生命政治技术治理模式下人的生存境遇和被宰制局面提供了崭新视角。     

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考察

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工作形式正在发生快速的变更。按照哈特和奈格里的观点,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业劳动已经被新的后工业形式的劳动所取代,这些已经不能通过马克思所阐述的以工业模式为基础的劳动理论来理解,我们需要崭新的关于“非物质的劳动”和“生态政治的生产”之概念。然而,哈特和奈格里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批评是错误的,他们关于后工业社会劳动理论的阐述是混乱且无用的。适当地理解并且恰当地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将会继续提供一种在现代世界中了解劳动本质的更为恰当的基础。     

“非物质劳动”批判：奈格里和哈特的 艺术生产思想及其当代美学意义

非物质劳动是奈格里与哈特共同提出的关键性概念和理论观念。他们将“诸众”、社会关系、抽象与现实、生产与再生产等重要命题置于非物质劳动的理论框架内进行考察,成功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与后现代艺术语境中激活了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并融入美学与艺术方面的思考,提炼出以救赎与抵抗为核心的艺术生产美学思想。非物质劳动思想在生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理论视角,为当代艺术生产理论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与话语思路。     

自治主义的大众哲学与伦理主义的主体政治学——对奈格里关于马克思“机器论片断”当代阐释的批判性反思

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虽然写于150多年前,但它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范式及其统治策略的转型具有重要价值。奈格里、哈特等西方左派学者正是通过对"机器论片断"的解读,开辟了一条使马克思走向当代的道路。首先,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奈格里通过对马克思关于机器大生产时代"劳动与生产过程分离"的论述,建构起了劳动与资本彻底对立的自治主义理论,实现了由劳动与资本的辩证对立到自治对抗的逻辑转变。其次,在《帝国》和《大众》等著作中,哈特、奈格里通过对"一般智力"的当代阐释,实现了由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变,建构起了以生命政治为核心的大众哲学。最后,他们通过对"自由时间论"的批判性分析,重构了马克思的形式吸纳和实际吸纳理论,揭示了帝国统治的权力机制及其湮灭之路。虽然他们的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机器论片断"的哲学意义及其当代价值提供了有益启示,但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对"机器论片断"的过分政治化、主体化的解读之上的,严重夸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维度,滑向了一种充满伦理色彩的主体政治学之中。     

论哈特和奈格里的多众概念

《Multitude》一书是由哈特和奈格里合著的《帝国》系列三部曲①中的第二部。作者从经济的、政治的和本体论的视角去构建了一个作为革命主体的多众形象。并且在后现代的背景下，将多众的概念与传统的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概念区别开来。哈特和奈格里不仅从肉体和身体的关系中分析了多众所必需的可能性条件，而且指出了多众的目标乃是对于真正民主之诉求。多众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它的革命和反抗力量，它既身处于帝国之内，又同时反抗着帝国。     

《帝国》视域中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

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透视了当代资本主义由传统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范式转换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社会历史运作层面"帝国"的合法性建构这一问题。哈特和奈格里蒸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历史过程,帝国的发生、延展表现为资本的"狡计",似乎帝国的合法性在对以正义、自由等主体价值得到了现实确认,历史运作层面的光辉增加了工人现实解放的认知复杂性。     

后现代情境中的政治规划：哈特、奈格里后社会主义方案解析

从确认现代性及其危机到出现了后现代帝国主权的历史轨迹，伴随着现代性革命叙事的终结，最后至大众政治学的形成，展示了《帝国》替代性革命政治规划出场的内在逻辑。作为政治主体的大众、大众的政治策略和大众的政治诉求构成的大众政治学，宣告了哈特和奈格里后社会主义方案的正式出场，从而再现了当前以他们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作的新颖而大胆的探索。     

数字时代的生命治理术：当代生命政治资本主义批判及其反思

生命治理术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当代资本主义微观权力批判的桥头堡,在当代生命政治资本主义的批判语境中展开。福柯基于新自由主义批判视野提出生命政治这一概念。此后,阿甘本与奈格里分别在“元结构”生命政治以及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探究生命政治资本主义的批判范式。而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重新建构了今天新的生命治理技术,围绕“安全机制”、“算法治理”以及新“赤裸生命”展开。在数字化生产中,数字资本以全新的技术管控调节生命以满足资本的逻辑。历史唯物主义在对生命治理技术的反思和批判中扮演了解毒剂的角色,并把生命数字化治理技术还原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微观权力结构进行批判。     

非物质劳动：马克思劳动观点的发展还是误读？

“非物质性劳动”是《帝国》一书的核心概念之一。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就是创造非物质性的产品,分为象征性或智力的劳动和情感劳动两种类型,并且这种劳动在劳动形式中处于霸权地位。这种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判断和理解虽然有值得称道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对马克思劳动观点的误读。     

审视与反思：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两种当代解读

结合工人阶级的时代变化重新解读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家们思考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哈特、奈格里从现实的工人运动出发，依托《大纲》重构马克思的政治形象，为新的革命主体生成提供了理论依据。雷蒙·阿隆立足于实证主义方法论，解构了无产阶级阶级概念的合法性，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导向神话。虽然他们的分析部分切中了工人阶级的新变化，但是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在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无产阶级是现实性与建构性的统一，是一个动态、复杂且尚未闭合的一个概念。只有在马克思追寻人类解放的整体脉络中，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真实意涵。     

福柯的文学生命政治学

20世纪60年代福柯以文学活动而著称,他的不少概念都被文学理论家们不断挪用,并构成当代文学理论及批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福柯的文学理论思想究竟是什么却是福柯研究面临的一个基本难题。70年代以后福柯向权力话语的转变,尤其是生命政治概念的提出,并逐渐用来取代他之前阐释文学的主要概念,从而不断形成了生命政治的文学本体论。文学的生命政治学的提出使福柯抛弃了文学的真理机制而过渡到另一种更为基础的介入现实的文学方法论,同时也敞开了一个文学表述的法外空间和可供亵渎的例外状态,使得一切非理性、界限经验和声名狼藉者在其中都获得了话语正当性。     

福柯的生命政治与生命概念辨析

“生命政治”是福柯最复杂的概念之一，涉及福柯的权力分析及其后期的一系列主题。通过辨析福柯的生命政治、生命权力概念，并借助对福柯的“生命”概念在规范和审美两个维度上的延伸讨论，发现对于福柯而言，与康吉莱姆的“否定性生命价值”相对应，生命政治的核心仍然是在生命的肯定性层面，自由、反抗或者新的主体性的生成，均与这一肯定性的生命政治理解密切相关。     

从工人阶级到大众——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建构政治主体的理路

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构成学说力求从工人阶级的视角读解资本主义发展全程,宣称工人阶级斗争是引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本体力量。工人阶级不断通过自身的转型,从专业工人,到群众工人、社会工人,推动着资本主义历经自由资本主义、计划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这一独特的历史阶段论恰恰是哈特、奈格里帝国与大众逻辑的理论前提,有必要加以考察以反思批判当代西方左派的“帝国”话语以及全球化时代的革命主体学说。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斗争路径——艾伦·伍德与哈特、奈格里之争

针对全球化和民主的关系问题,艾伦.伍德采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批判方法,沿着政治经济学的进程分析了"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提出了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反抗方向;哈特和奈格里则在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下重新定义了"帝国"并构想"全球公民权"以推进全球民主事业。比较而言,伍德的方法和结论对于我们剖析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特质和民主事业的前景更具有启发和示范意义。     

生命与政治的悖论:阿甘本“赤裸生命”概念的三个源头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对生命与政治关系的洞察来源于阿伦特、本雅明和福柯三位思想先驱。阿伦特通过对"政治生命"和"单纯生命"概念的区分,试图将政治共同体奠基于单纯的政治实践。这一思考产生了单纯生命的悖论:单纯生命既构成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又是消解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因素。本雅明利用"牺牲"概念和犹太—基督教神学传统,消解了阿伦特的悖论,却将政治行动转化为维护律法的暴力行为,并在献祭—净化的循环中,将纯粹生命本身转化为律法实施的最高目标。阿伦特和本雅明的哲学和神学反思最终在福柯对现代政治技术的分析中,呈现为现代生命政治内在的实践逻辑,人的自然生命成为政治的目标,却在被政治技术的抽象化利用过程中,转化为"赤裸生命"。借助于三位思想家的论述,阿甘本重建了生命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关系,他认为,赤裸生命就是人类生命的"门槛"(threshold):它处于生命的存在和消亡之间,将政治权力最为悖谬的两种功能,即捍卫生命和威胁生命同时表征出来。     

生命政治免疫范式的文学书写

无论是霍布斯契约国家论以降排异的否定性生命政治,还是继福柯之后的政治哲学家们所提倡的生产性生命政治,都能在西方文学的瘟疫叙事中找到表述。更有意义的是构想异质生命共同体的文学书写,契合了埃斯波西托所论述的生命政治免疫范式的双重逻辑以及在语义分歧间存在的辩证关系。文学书写细致入微地呈现了风险与危机之下政治论述的复杂性、微妙性、开放性以及非完成的时态。基于生命政治理论的免疫逻辑和共同体概念,从文学研究的社会及历史维度探讨现代生命政治空间的矛盾、危机与未来展望,可对后疫情时代共同体新秩序的构建产生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政治性—主体性的革命话语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生产——安东尼奥·奈格里对列宁思想的重塑

奈格里基于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的理论传统,以政治性—主体性的逻辑构架,从历史理论的客观主义范式回归革命主体性话语,从结构转向主体。由此,他将列宁思想的发展史重组为工人阶级不断摆脱外在的政治调解和组织模式进而获取自身充足性和自主性的主体性生产过程,并以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为现实基础,把列宁思想当代化地塑造为建基于新革命主体性模式的生产和共产主义解放规划的激进政治。从本质上看,这种重构逻辑试图走出纯粹结构层面的客观历史分析,使阶级关系彻底摆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模式,恢复阶级斗争在历史运行中的中心地位,但因过度简化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和过分偏执于革命主体性视域,不可避免地摇摆在唯物主义与唯意志论之间,并带有强烈的审美乌托邦和相对主义色彩。     

生命政治:技术时代艺术的新机制

福柯所开启的生命政治理论,经由当今欧洲一批左派理论家的鼎力发扬而逐渐成为当今时代的主导理论范式。技术在艺术与生命政治之间建立起了关联。这一语境中,艺术的生命政治在于艺术始终处于侵蚀、越界与抵抗的悖论性张力关系中。技术一方面复活了艺术的形式生命,另一方面又制造了艺术的生物生命。艺术进入装置和以装置机制运作,并受到诸众的错位审视。艺术的诸多"例外状态",恰恰成了技术时代艺术存在的正常状态。     

生命政治免疫范式的文学书写

无论是霍布斯契约国家论以降排异的否定性生命政治，还是继福柯之后的政治哲学家们所提倡的生产性生命政治，都能在西方文学的瘟疫叙事中找到表述。更有意义的是构想异质生命共同体的文学书写，契合了埃斯波西托所论述的生命政治免疫范式的双重逻辑以及在语义分歧间存在的辩证关系。文学书写细致入微地呈现了风险与危机之下政治论述的复杂性、微妙性、开放性以及非完成的时态。基于生命政治理论的免疫逻辑和共同体概念，从文学研究的社会及历史维度探讨现代生命政治空间的矛盾、危机与未来展望，可对后疫情时代共同体新秩序的构建产生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重农"与"困农"——评魁奈对中国古代重农思想的认识

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的重农思想与中国封建国家“重农”思想与政策在理论出发点、思想内容、目的导向以及实行效果上都有很大区别。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思想与政策束缚并限制了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专制国家的政治统治术,是以牺牲经济发展速度来维护政治国家的稳定。而魁奈的“重农”思想,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